《论语新解》：融铸一家之言的文理通释典范

钱穆《论语新解》一书是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整体观照下,以朱熹《论语集注》为张本,义理、考据、辞章兼重而归宗于义理,备采众说而折衷求是,以探究《论语》本旨的重要著述。在其中,钱穆既尊崇朱注,又显出真‘和而不同”的义理旨向,同时其将对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考辨、对《论语》与《孟子》《中庸》《易传》的学脉承续分别等重要论点贯穿到c（新解》的释解中去,体现出“欲融铸一家之言”的努力。     

钱穆先生《论语新解》探微——以“学为人之道”为致思线索

"学为人之道"是钱穆先生《论语新解》的中心话题,钱穆反对从"性"上立基,将"学为人之道"所以可能的根据溯及先验层面,"学为人之道"便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倡导,终究无法成为一种有着普遍效力的道德要求;由否定程朱对"性""天""理"等范畴的探求而否定对一切形而上者的探求,所带来的其实同时也是对形而下者所当有的价值取向的忽略;钱穆将"为仁"看作只是完人或成人的"起码条件",主张当以"为政"成就之大小衡量"为仁"境界之高下,这其实是忽略了"为仁"的独立价值。     

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性质看汉初《论语》面貌

《竹简论语》不属于三《论》中的任何一《论》,而是三《论》之外的一个杂糅的汉代早期写本。它能够反映汉初《论语》的一些面貌。     

从《论语》看孔子的隐逸思想

孔子是春秋后期一个积极的用世者。但对古代高士和当代贤哲的向往和推重,一生落魄的坎坷的经历,让他对隐逸有一种难舍的情结,并形成一整套有关隐逸的理论。首先,他提出了关于隐逸的原则:一是"邦无道",二是"道不行"。其次,他谈到隐逸存在着不同的层次选择,即"贤者辞世,其次辞地,其次辞色,其次辞言"。再次,他还论及隐居生活的自我人格完善,也就是要保持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这些思想对后世文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论语》半月刊看孔子的政治文化形象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西文化交汇渗透,中国的政治模式和文化观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孔子这位已逝而谬种流传的圣人,其政治文化形象又出现了新的解读和阐释。本文以《论语》半月刊为研究文本,通过对20世纪30、4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和地方实力派、学校教授和学生、市民群体以及《论语》半月刊对孔子的不同解读,试图挖掘"多面孔子"背后所折射出的传统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范式和路径。     

从词语引用看《论语》对《文心雕龙》的思想影响

《文心雕龙》一书引用《论语》达80多处,其中大部分为一般意义上的字词引用,同时在重视教化,强调仁孝为本,思想内容纯正无邪与表达方式合乎正道,文学与德行相互促进,重视文采,文质相称,"文疑则阙"以及"君子疾名德不章"等思想方面,《文心雕龙》受到了《论语》实质性的影响。     

从《论语》看孔子的诚信思想

关于诚信的地位,孔子提出“信”是“仁”的必然要求,是立身的关键、建立朋友关系的基础和维护朋友关系的准则,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以及政治的基础;在诚信的标准问题上,孔子坚持“义以为上”、“义以为质”;关于诚信的实行,孔子提出“谨而信”、“敏于事而慎于行”,好学以使信合于义等观点,表现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人《论语》看孔子的教学方法

本文在简论孔子教育思想的基础上,从注重言传身教、因材施教、提倡启发式教学、善于培养学生兴趣、认真听取教育对象的意见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教师教的方法;从提倡学而不厌、注重实事求是、主张学思并重、鼓励择善从之、提倡不耻下问等五个角度分析了学生学的方法.     

从《论语》“君子”情怀看当代作家的文化品格

《论语》蕴涵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君子”文化尤为典型,并对中国文化的传承绵延产生了深远影响.“君子”既是一个文化象征的符号,承栽了丰厚的文化精神,又是一种文化情怀,被赋予了完备的文化品格,它是孔子人格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文学创作领域“小人”文化泛滥成灾,甚而出现文化品格缺失,文学使命游离,从而导致文学的世俗化、侏儒化和唯利是图、急功近利.要改变这种现状,当代作家必须加强文化品格涵养,而《论语》“君子”情怀对此具有重要的现实参照性.     

从陶渊明诗文中的典故看《论语》对陶渊明的影响

《论语》在东晋时已经基本成为一部儒家经典,陶渊明对《论语》更是十分熟悉,并且在其诗文中屡屡化用。通过对《论语》和陶渊明诗文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论语》质朴、隽永的语言,对陶渊明"语淡情深"的语体风格有着直接的影响;陶渊明积极入仕和自甘归隐的人生向往,是对《论语》中仕与隐思想的一脉承袭,他对自然的爱恋,他所具有的仁者情怀也都受到《论语》和谐理念,仁爱主张等或多或少的影响。     

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从《论语》看孔子的“无为”思想

道家从老子起就极力主张自然无为,然而这种思想绝非道家独有。实际上,以孔子为首的儒家也主张自然无为。关于这一点,却很少被人注意到。本文将以《论语》为主,谈谈孔子自然无为的思想。首先,我们应对自然无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谓“自然”,并非指自然界,而是指“本然”,即事物本来的样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中的“自然”即这个意思。“无为”也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指不掺杂个人的主观臆断,一切顺应自然,遵循客观规律办事。《淮南子》对“无为”有一个很大篇幅的解释：“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     

《论语》君子人格的文化意象

《论语》一书以“君子”始,以“君子”终,是一部以“君子”为主题的著作。其中关于“君子”人格的若干文化意象,值得深入梳理和阐释。“松柏”之操,旨在提示“君子”如何经受公私、存亡、生死等考验,践行和成就儒家的超越精神;“瑚琏”之器,旨在要求“君子”具备担当使命的能力素质,彰显儒家的经世意识;“山水”之乐,旨在论说“君子”人格的审美特征,强调“孔颜乐处”,涵摄儒家的境界追求;“日月”之食,旨在说明“君子”如何面对错误,勇于改正错误,不迁怒,不贰过,突出儒家的自新品质。     

《论语》与中国传统科技文化

《论语》是中华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对其解读和研究多数是从政治、道德和教育等角度展开。其实,《论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元素。从自然主义的科技观、"志于道"的求是精神、"博学务本"的科研方法和"以德摄知"的知识观等几个方面切入问题,综合历史视角能分析出《论语》有资格作为先秦时期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发展的代表性著作,其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亦曾发挥着积极作用。     

从《论语》中的“己”看孔子的主体性思想

在<论语>思想体系当中,"己"是"仁"的逻辑起点,"敬"、"信"等构成了逻辑过渡性的范畴.目前存在的对<论语>当中的"己"的解释,带有主客体思维和对象思维的倾向,"己"进一步被分裂为"公心"和"私心",并成为一个需要加以限制或否定的对象.这一对<论语>中"己"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补充了<论语>未曾明确说明的哲学内容,揭示了"己"包含的深层的哲学义理.但在另一个方面也忽视了"己"所包含的超越他人和自我二元对立性的规定性.孔子追求一种超越主体问矛盾的主体性道路.     

论清初《论语》诠释的特点

>,中华书局1965年版.[7]<四库全书日知录[9]湛晓白,黄兴涛:<清代初中期西学影响经学问题研究述评>,<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11]<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49页.[12]陈德述:<儒学文化新论>,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590页.[15]葛剑雄主编:<大清王朝>,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论语》“君子”文化新探

"君子"文化在<论语>中得到了充分论及,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在梳理该问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周易>、<尚书>、<诗经>、<仪礼>等文本材料及<孟子>、<苟子>等后续材料溯源探讨<论语>中"君子"词义的文化内涵,不难看出,"君子"一词仍重其"位",是实现孔子政治追求和文化理想的代表人物,是完成孔子社会理想的历史承担者.<论语>"君子"文化体现了一个时代的主题.     

钱穆孔子与《周易》关系说考辨

中国学者中最早系统论证孔子与《周易》无涉的当为钱穆。在此之前,日本学者本田成之已有此说。因此,不能说这一 著名的疑古论点没有日本汉学的影响。从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的记载来看,否定孔子与《周易》经、传有关,显然是不能成立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