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论现代基督教神学的人性思考

现代西方神学的人性思考是从对上帝问题的重新审视而展开的。上帝问题的存在决定着现代神学不可能找到人性问题的答案，因而也没有最终回应西方社会的人性危机。基督教神学试图藉信仰之爱获致人性的圆满，表明神学有着“信仰的傲慢”。以神学信仰批评理性传统，只是以“信仰的傲慢”置换“理性的傲慢”。文章认为，如果把基督教神学“信仰的傲慢”与新儒学“良知的傲慢”加以批判性比较，或可领会到中西方人性论思想的对话可能。     

良知分体用与性命要兼修——江右王门后学刘邦采的良知本体工夫论

刘邦采是江右王门后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运用比较观照的方法,通过先师王阳明的思想来透视弟子刘邦采的思想。可见刘邦采的“良知无见成”“良知分体用”的良知本体论与“性命兼修”“致虚致实”的良知工夫论虽从阳明学中可以引出,但实有别开新路的趋向。刘邦采渐离阳明之学别开新路的趋向有二：一是“良知无见成”与“良知分体用”偏离阳明“良知当下具足”与“良知只是一个”的良知本体论;二是‘复真阳”的“良知回归路’’与“性命兼修、立体致用”的“两种工夫”偏离阳明“致良知”的“良知扩充路”与“本体即工夫、工夫即本体”的“一个工夫”。刘邦采考察了德性的内在根据和修养的现实工夫,为当今社会的道德心理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支援意识。     

从“力行”到“实行”的重大转折——王阳明“实行”哲学的新辨析

孔子曰“力行近乎仁”,还不即是“仁”。明代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实行”,“实行”即是“仁”。阳明从“力行”推至“实行”,这一“实行”思想贯穿于阳明的立身行事、为官讲学,是其一以贯之之道。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在于行,事上磨炼即格物。格物是格事,非格心,也非格理。格物工夫就是下学的工夫,知行合一落实于行。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致知即致良知。致良知要突出“着实”之工夫,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即是致良知之工夫,知行合一之“知”即“良知”,知行合一即行良知。阳明之学,无论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落实在“必有事焉”,事上磨炼,即是行。     

现成良知——简述阳明学及其后学的思想展开

阳明学的最高命题无疑是“致良知”,这里将要讨论的主题——“现成良知”,乃是阳明学思想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阳明后学的发展过程当中,围绕“现成良知”的问题(其中包括如何理解“良知”以及如何把握“良知”等问题)产生了种种意见分歧,并由此引起了种种思想争论,     

我们的信仰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政治信仰,对超现实的精神客体的信仰是精神信仰。＂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信仰,但没有建立起新的健康的精神信仰。中国现代社会精神信仰的缺失,人们的良知失去了根基而日渐枯萎,导致社会道德水平下降。     

王阳明的“良知见在”说与儒家时间意识的突破

王阳明的“良知见在”不同于阳明后学的“良知现成”,宜从时间意识的维度并在儒释道互动的大背景下加以探讨。良知不是超越时间的本体,而是有时间性的。良知典型地表现为道德意识对凡俗的私意计度的时间意识的斩断;“良知见在”不是理论陈述,而是实践的指点,也即让学生专注于当下的、非功利的道德实践,放下对过去与未来的执着与算计。“见在”在阳明用语中大多数应当理解为“尚存”,“良知见在”即“良知尚存”,虽不完满,但蕴含着缺而待圆的动势。此语警策人们:当下一念良知醒觉就该行动,沉浸在非功利的时间体验中从事道德实践。阳明论“良知见在”时还说“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可见它与意念管理有关,钱德洪、邹守益、孙应奎与王畿等阳明后学都点出了这种关联。在时间体验上,道家与佛教对儒家构成了挑战:庄子有“无古无今”、郭象有“忘先后之所接”、禅宗有“前后际断”和“无念”。阳明点出“良知见在”,化用了禅宗的斩截的时间体验工夫,以工夫论之“断”求本体论之“续”,才使儒家从佛道的威胁中突围,而觅得新的工夫进路。     

王阳明“致良知”说之真义及“良知”之结构研究

在人的结构中,“良知”的地位究竟如何呢?有两条线索可供我们来思考:一个就是孟子的“良知”,“良知”即四端,这是从性的本原来讲,是人的结构中的先验层面;一个就是《大学》的格致系统,王阳明早期循朱子讲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良知”即是从“心意知物”的“知”转化而来。     

良知的嬗变--从牟宗三对阳明的批评来看

表面上,以“良知坎陷”名家的牟宗三是在接着“致良知”的王阳明在讲,其实不然。牟先生对王阳明多有批评,不仅对其人性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而且对阳明“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给予毫不留情的驳斥;还认为“王门四句教”非圆教。虽然他们都以“良知”立言,但良知已悄然发生嬗变。     

德性生命的实践与价值世界的建构——论王阳明良知思想的四重结构

王阳明的心路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龙场悟道为时间坐标,前期主要是从方法进入本体,自己如何证道悟道;后期则是从本体开出方法,旁助他人证道悟道。“良知说”作为其晚年的思想总结,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本体与工夫打成一片。具体分析,约有四个层面： (一) “良知”(良知本体);(二)“致良知”(良知实践);(三)“良知教”(良知教育);(四)良知学说(良知理论)。四个方面上下贯通,内外一体,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整体结构。也就是说,在阳明的思想系统中,“良知”既是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道德活泉,也是天道流行发用意义上的宇宙本体,是一切价值产生最深层、最根本的源泉。“致良知”则是道德实践场域的开显与实现,一方面要即用见体,不断化除私欲造成的良知昏蔽现象,彻底证入良知本体;另一方面要依体起用,将良知本体之用扩而充之,使天下万事万物均呈显出价值与意义,从而最终将良知之知转化为良知之行。至于“良知教”显然是人间道德拯救活动的展开与落实,是“下学上达”的生命实践活动的具体指导,根本的原则当为本体与工夫的一致、形上与形下的统一,从而重返生命存在的固有真实。人类的社会实践及其价值的真实到场当然需要理论形态的总结与升华,因而“良知说”既要强调良知的本体论意义,以确保人类道德实践活动形上根源的永不枯竭,也要重视良知的实践论价值,以防止形上本体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区隔。亦即无论本体论与工夫论,心性论与实践论,都必须上下、内外一起打通,同时纳入诚意、正心、致知、格物等一系列工夫系统,形成一个有体有用圆融究竟的理论系统,统合为足以安顿人的精神生命的广袤实践场域。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王阳明良知概念的实体化倾向

王阳明的良知教以人之道德实践作为归宿,即良知作为人先天的道德意识,它是判断一切现实是非善恶的标准,顺良知之发,则一切行为无不合天理,由此王阳明强调“致良知”为学问的主脑工夫。而另一方面,当王阳明的视野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宇宙时,良知又超越了作为心之本体的存在形式,上而为“造化的精灵”,它“与物无对”,它“生天生帝”,天地万物都以之作为存在的基础与本质,这样在存有论的意义上良知就成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     

“致良知”：儒学圣门代代相传的精义要诀

《大学问》在王阳明师门有重要价值,被奉为教学经典。初入师门学习的人,必先以此意授,使人闻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当下发现此心先天具有“良知”的本性,只是发现“良知”是不完整的,还必须“致良知”,王阳明借《大学》中三纲领、八条目来解释其核心思想“致良知”。以此来说明,其思想与古圣先贤叙述的经典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     

论孔子仁学的“生存论”立场——兼与海德格尔生存论存在论比较

儒学是以“仁”为核心形成的一套兼具认知、实践和信仰的伦理教化体系,然而论其肇始却是对于世界和人生处境的一种饱含真象的理解和把握,是经由人生具体情境的感发、体悟后的人格自觉。它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存在论强调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先天建构,“畏”的现身处境的崭露,以及“良知”向最本己的能在唤起此在,“决心”展开为本真的多种筹划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孔子仁学既坚持构成态的“生存论”立场,同时又兼具独特的审美气韵。     

传统孝道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王阳明的“良知”孝道观在新时期的意义

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孝道观,充分强调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品格,肯定了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本质。它把人从外在的教条主义理学桎梏中解放出来,重新指向人的内心,使人立足于自身的“良知”成就自己的孝道。今天人们的孝心大多已麻木,重拾人们的孝心与良知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良知”说孝道观对于新时期孝道的重建提供了一个致思方向。     

浅论王阳明心学教育思想及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王阳明的心学教育思想以“良知”说为出发点,在良知的基础上构建了“知行合一”的教育方法与“明伦成德”的教学内容,并以“成圣”为最高理想。其独具特色的心学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有着独特的价值。     

禅宗的“本心”论与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明代大思想家,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批判朱熹理学思想过程中,创立了“良知”说,即以“良知”为本,倡鸟语花香、山川水流及其宇宙万物皆由吾心之良知中出,从而既冲破了朱熹理学的束缚,又克服了陆九渊一切唯“心”心学的不彻底性,彻底完成了心学体系.“良知”说也即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心学思想固然是理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但另方面也与佛学特别是禅宗思想影响分不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幼笃志二氏”,认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传习录上》)所以,他的“良知”说实际上与禅宗的“本心”论思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阳明“理障”说的提出及其问题

本文试图从阳明“理障”说的提出入手,探究阳明学术自“龙场悟道”之后如何从“格物穷理”的为学工夫中突破出来、创立“致良知”说的内在逻辑进路。在此基础之上,深入揭示阳明“理障”说对“理”本体的破除、“良知”本体的挺立所带来的问题。     

政府、制度与良知

2001年 2月 22日的《南方周末》载有刘友德的一篇文章《人的“良知”从哪里来？》,作者痛斥“只有国家、政府才能提供良知和主持正义”的谬论,对此我没有异议。说出于人们内心体认的道德良知要靠国家和政府“提供”,确实很无知──连“良知”这个讲了两千年的名词都不知是什么意思就来开黄腔;也很无耻──那种“三忠于四无限”的谄媚嘴脸跃然纸上。这种谬论的可怕性在于它既推卸了宣言者自己应负的道义责任,也“剥夺”了广大公民当家做主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政治权利。 　　然而,刘文只是以否定判断驳斥了“只有……才能”的荒谬,却…     

存天理还是灭人欲——王阳明理欲观的演变及其与朱子学的关系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王阳明继承了朱子的“理—欲”二分结构,同样主张“存天理,去人欲”。这一观点既遮蔽了朱、王理欲观的差异,又忽视了王阳明理欲观的前后演变以及朱子学在其中的刺激作用。朱子理欲观的宗旨是“明天理,灭人欲”,强调明天理对灭人欲的优先性。王阳明意识到朱子理欲观有支离之弊,主张“去人欲,存天理”。然而阳明早期的理论面临一个困境：缺乏道德判断的环节。在朱子学的刺激下,王阳明逐渐酝酿其致良知说以求突破困境。致良知说提出后,阳明确立了新的理欲观：依良知之天理而去人欲、存天理,即“致良知,去人欲”。这一理论某种程度受到了朱子学“独知”说的影响,是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更高层次的回归。总而言之,从朱子的“明天理,灭人欲”到阳明早期的“去人欲,存天理”再到晚期的“致良知,去人欲”,经历了类似于“正—反—合”的逻辑历程。     

解读“信仰”——由不宜提“马克思主义信仰”引发的思考

进入21世纪,有学者认为“信仰”乃宗教用语且为西方独有,中国没有信仰的历史和传统,故不宜使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提法.主张用“马克思主义信念”取代“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使用.一字之差,关乎是否应该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阵地的问题.尽管“信仰”和“信念”并非性质对立的概念,也有着意蕴上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二者的区别却是不容忽视的.更为重要的是, “信仰”非狭义宗教独有,更非西方独有.用“马克思主义信念”取代“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仅不足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伟大性,反而容易引发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否适宜的困惑,并因此而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     

良知和善举点亮“最美风景”

最美教师、最美司机、最美的哥等演绎的“最美风景”,以美德为主轴,凸显当下部分群体的良知和善举。这里的“部分群体”,疋El侣H_,拥有美德认知、美德动力,直至美德良知和美德善举的行为人。他们在“最美风景”中屹立,让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