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与中国哲学研究

一、学贵自得的创新精神 从汤一介治学的范围来看，很容易给人一种家学渊源的感觉，因为其父汤用彤先生就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其力作《魏晋玄学论稿》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至今仍是研究魏晋玄学与佛学不可不读的经典性著作。但汤一介却不是简单直接的子承父学，相反他却一贯坚持独立思考，力图提出一套新的观点来。汤一介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一开始就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当时，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的看法是哲学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汤一介也曾一度信服这样的教条主义…     

罗多弼谈“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化观”

鲁小彬、胡仲平（以下简称“鲁、胡”）：受汤一介先生的邀请,您这次在北京大学演讲的主题是《未来世界与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思想史的重写》。选择这两个题目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中国当代著名社会科学家选介

汤一介教授,湖北黄梅人。1927年1月生于天津。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汤一介教授1951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工作。1956     

在综合创新中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复兴——记方克立教授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

方克立教授是 2 0世纪中后期以来一直活跃在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早在 6 0年代初 ,初涉学坛的方先生就在与李景春先生、冯友兰先生的学术讨论中崭露头角。 80年代初 ,他又与张岱年先生、汤一介先生等学者一起在国内首先倡导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 ,并撰著和出版了“文革”后第一部中国哲学范畴史专著《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在 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讨论中 ,方克立教授成为大陆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和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积极倡导者之一。进入新世纪 ,全球化时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走向问题又成为方先生…     

杂志内外的“国学”研究——以19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国学丛刊》为入口

新文化运动后，所谓“国学”的语义转换，考虑“国学”的价值偏移，谈论“国学”的言路变化，以及科学话语、现代大学体制与学术范式更替在其中发生的作用，值得认真辨析。1920年代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的《国学丛刊》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入口。《国学季刊》的总体面貌，与主编胡适的倾向密不可分。《国学丛刊》则展现了东南大学学人的思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国学”在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创制过程，受到了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化逻辑和合理化设计的塑形。     

方立天先生对中国国学概念的新界定

在《寻觅性灵:从文化到禅宗》一书中,方立天先生对中国国学这一概念从广义的层面进行了新的界定,不但阐述了中国国学的源远流长和不断发展性,而且深刻地指出了中国国学同国内各民族、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方立天先生对中国国学概念的新界定给我们以多方面的有益启示。     

从传统理解现代 以现代解释传统——景海峰教授访谈

○景老师,您是如何开始研究哲学的?能否简单谈一下您的治学经历?●好的。我是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当时对哲学并无特别兴趣,或者说根本不知道哲学为何物。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所以“入门”也很特殊,不像现在。那时的哲学系只有一个专业,偏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相关的课程占了一半以上;其他如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逻辑、自然科学基础、伦理学、美学等,加起来大概只有一半。所以,本科的四年教育算是“启蒙”,刚刚摸了一点门径。大三后,我选了汤一介老师的“魏晋玄学专题”、“道教史”,和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等课,对中…     

《荀子简释》校勘真相管窥

《荀子简释》原名《荀子柬释》,为梁启雄先生旧时所作,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1983年曾重印过)。1955年,梁先生作了修正,改名《荀子简释》(以下简称《简释》),由古籍出版社出版,1956年、1957年印了两次,共11000册;中华书局1983年又印了19000册;台北木铎出版社1983年亦印过此书。所以,该书之影响不可谓不大。梁先生乃梁启超之介弟,而此书又经享有盛誉的国学大师杨树达、高亨两先生审校,故此书问世五十多年来,无一非辞。高亨先生说“梁氏此书,固初学之所棘求,亦鸿彦之所必取”,并盛誉“梁氏著书之忠实谨慎”云云,①实为溢美之辞。其实,只要考察一下该书之校勘,其虚假粗疏便可见一斑。据该书《述例》言:“本书以《荀子集解》为底本”,而“据群书所引《荀子》,宋明日《荀子》善本”,“各详校一过”。一、所谓据“群书所引《荀子》”以订正《荀子》     

汤用彤先生在西南联大

作为“昌明国故,融合新知”的学衡派中坚,汤用彤先生以中国佛家史研究饮誉海内外,世称“研究佛教史而卓然成家者,舍汤用彤先生之外,当难再觅第二人”（麻天祥：《汤用彤评传》）。汤先生毕生为学术而孜孜以求,其学术探索主要集中在印度哲学、中国佛教和魏晋玄学等领域,而尤以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最为突出,成为中国佛教史研究的重镇。     

关于“国学”研究和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关于“国学”研究和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周溯源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６日，《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刊登署名文章，题为《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国学研究》第一卷为基础，报道了北京大学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现状和成果。时隔一...     

林家骊教授选编的《国学丛考》喜获优秀教材学术专著一等奖

由我校人文学院院长林家骊教授选编的《国学丛考》,近日喜获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工作委员会颁发的“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第八届优秀教材学术专著一等奖”。《国学丛考》选编了国学大师、林家骊教授的导师姜亮夫先生的最具代表性论文28篇,涵盖文学、敦煌学、古史学、古汉语四个学科,由林家骊教授带领他的博士生精心校对每一条材料,历时一年半而成,全书共64万字,2008年12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建国后古代文论研究述评

<正> 我国的古代文论研究,起步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在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下,陈钟凡先生首先涉足这一领域,于一九二七年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尽管此书仅七万余言,然其开拓之功是不可抹煞的。稍后,郭绍虞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和一九四七年分别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下册,初步奠定了“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其间,还有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以其简明与清晰的特色,在当时学术界独树一帜;方孝岳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按时代,分专题阐述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此外,还有朱维之先生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和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前者重在缕析“思潮”,后者实以“文理”取胜,但都缺少史的发展脉络。     

南洋公学与国学的初义脉络

中国国学概念在近代的生成与演化，是近代学术思想演进中的一大关键。前人追究国学一词的发端，存有数说，在逐渐近真的过程中，揭示各项线索，同时仍有进一步辨析与推进的余地。按诸文献，目前所见，1902年1月6日南洋公学监督沈曾植致周家禄函内“最早”使用“国学”一词指代中国学术。沈曾植“国学”一说，缘起于新政初期整顿南洋公学维持大局，以此消除以《国民》《清议》二报为象征的主张“民权”“自由”的“残缺不全东洋之议论”，与以梁启超为核心的激发国性、培养国民、铸造新国家的“国学”形似神异，而相互争夺对于青年士子的影响力。隐含民国建立前一者在维系皇朝前提下吸纳新学一者以民权国家思想注入中国固有学术的两大国学初始脉络。     

谈黄侃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正> 黄侃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并且在经学,文学、哲学各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和卓异的成绩。先生学术远绍汉、唐,近承乾、嘉,而又不受其局囿。在文字、音韵、训诂各方面蔚然成一家言。在近代学术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与章太炎、刘师培两先生齐名,被称为“国学大师”,为学界所推重。他离开我们已经近五十年了,由于先生生平除所发表的文章和诗词外,其他专著不多,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重印了先生的《论学杂著》和《文     

论中华民族发展与全球发展的内在关系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等政策能否成功,有待于一大批现代化建设人才的努力,关于人自身的研究日显重要。研究中国人发展应具有全球视野,即在世界范围内考察中国人之传统、现状、未来,才适应“地球村”、人类文明交融的现代化时代要求。汤一介先生论述中国文化研究时,曾说“当今文化的发展必定是‘全球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结合。如果没有‘全球意识’就不可能站在全世界的高度,来看文化的发展,也就     

贯古通今 厚积薄发——评《清代经学史通论》

吴雁南教授主编的《清代经学史通论》,作为他主编的“国学研究丛书”之一,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学术界一件喜事.我曾读过他写的《儒学与维新》一书及其他有关心学的文章,知道他正领导国家社科规划有关项目,并准备将“国学研究丛书”继续编写下去,最近推出的就有《心学与中国社会》、《大同国粹与政潮》以及《王学与近世社会思潮》、《中国经学史》数种,可谓蔚为大观.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自觉——郭齐勇教授访谈

○郭先生 ,您好。我想 ,我们的访谈还是选择从您的熊十力研究开始。 2 0 0 1年 8月《熊十力全集》出版 ,是年 9月举办的“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玄圃论学续集》也于 2 0 0 3年 3月出版。先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的。《熊十力全集》的出版 ,主要是为了纪念在我们湖北出生的这位世界级的大哲学家 ,并给海内外学者提供研究熊先生的最完备的第一手资料。该全集由业师萧父教授主编 ,在他指导下 ,在汤一介教授、唐明邦教授与熊先生故旧、家属等支持下 ,由我与景海峰教授、王守常教授、蔡兆华先生等同仁共同…     

倭纳与《中国神话学辞典》

介绍英国人倭纳的《中国神话学辞典》的文章,据我所知,此篇大约还是首见。作者将它寄给我,以其论述简明扼要,特推荐给《社会科学研究》发表。倭纳的《中国神话与传说》,1924年茅盾先生在《中国神话研究》中曾论及,以为“材料太芜杂,议论太隔膜”,“实在不能叫我们满意”。1925年鲁迅先生在给梁绳纬、傅筑夫信(见《鲁迅书信集》上卷)中说:“沈君评一外人之作,谓不当杂入现今杂说,而仆则以为此实一个问题,不能遽加论定,中国人至今未脱原始思想,的确尚有新神话发生,……故自唐以讫现在之神话恐亦尚可结集,……”信中“沈君”即茅盾先生,“外人之作”即倭纳的《中国神话与传说》;看得出来,两位先生对中国神话的见解,早年曾有过些分歧,鲁迅先生看得似乎更开阔些。倭纳的《中国神话学辞典》是在《中国神话与传说》的基础上,以神仙人物为纲,又加入了好些印度神话人物编写起来的。作者取材虽难免有后起、庞杂之弊,只看见中国神话的“流”而没有看见中国神话的“源”,因而对《山海经》等书,竟视若无睹,未曾道及;然而他的视野开阔,毕竟看见了中国神话有如此浩瀚汪洋的“流”,广采博搜,发为著述,介绍给外国的读者,使彼西方人士,也略知中国神话的丰美,他对中国神话研究作出的贡献,是不可埋没、值得称道的。现在我国有些学者,却只看见中国神话的“源”,只去研究《山海经》等几部书,而没有看见中国神话的“流”,不承认后世的许多书籍中也有中国神话,又是一偏。要知须得“源”、“流”兼顾,才能认识中国神话之全。     

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人类博物馆

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设在校园中心的集美楼.这座楼房是爱国华侨领袖、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校之初自行设计的首批校舍之一.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鲁迅先生应邀来厦门大学任文科国文系教授和国学研究教授时,就住在这里.在短短的一学期里,他除了从事《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的教学与国学研究工作外,还写下许多评论、杂文、小品、随笔以及其他文艺篇章,字数总计在十七万以上.此外,他以高度的     

国学之统宗与国渣——论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

章太炎晚年治国学由求真转向致用，强调国学的目的是修己治人。他从儒家经典中选出《孝经》、《大学》、《儒行》和《丧服》，称之为“四经”，以为它们乃六经之要旨，万流之汇归，国学之统宗，以此提倡儒家的孝道、礼制和伦理道德，试图改变世道民心。“国学之统宗”即使在国粹派中也并未得到认同，它在国学运动新倾向成为主流之后是国粹主义存在的一个极端，是最“国渣”的典型。我们回顾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对于认识近年国学复兴出现的国粹倾向是很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