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赋役浅论

《宋史·食货志》载“宋制岁赋”,有公田之赋、民田之赋、城郭之赋、丁口之赋和杂变之赋五大类.“曰公田之赋,凡田之在官,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这是农民租佃官田的租税合一的封建剥削,租与税相较,租为大宗,税的比重甚少,再加宋代官田比过去已经大为减少,所以这部分官田的税收部分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曰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是城市有产居民的赋税.“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是乡村民户的     

元代江南地区的普通官田

本文以较为充分的史料论述了元代江南地区普通官田的由来与发展,以及元朝地方政府对普通官田的管理与经营情况。作者指出,普通官田的经营对元朝政府的统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江南税粮的海运线直接影响到元朝统治的寿命。     

元代江南地区封建租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元代江南租佃制在宋代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包佃制仍取于学田和官田，但在广泛程度、包佃规模等方面均超过宋代。官田佃户普遍拥有兑佃的权利，而民田上也出现了兑佃制。定额地租已成为江南主要的地租形态。     

论明初自耕农的大量存在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明代,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曾有大量的自耕农存在,尤其是在明初,这种自耕农经济还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无疑会帮助我们对历史上自耕农的地位和作用作出适当的评价,对明初经济上的繁荣和政治上的强大作出正确的解释。一、对明初自耕农数量的估计关于明初自耕农的数量,文献上尚未见到明确的记载,我们只能根据一些有关的材料作大致的推测。明初最高土田数字,据《明实录》、《明会典》等书记载,是八百四十九万余顷。最近,王其榘同志进行了周密考证,证明这个数字是错误的,他考定明初全国土田总数,最多不会超过六百万顷。我完全同意王其榘同志的论断。明制,土田分为官田和民田两种,官田据韩国磐同志推算,总数在一百一十万顷以上,余下是民田,应当有四百九十万顷。     

中日学者共同探讨明清史

日本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室教授森正夫,是日本著名的明清史专家,著有《明清时代的土地制度》、《明初江南的官田》、《十六——十八世纪荒政与地主佃户的关系》、《中国民众叛乱史》等。一九八三年四月,受日本学术振兴会派遣,前来复旦大学与明清史学者伍丹戈、樊树志进行合作研究,于一九八四年一月底结束。其间,森正夫访问了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与有关学者交换了意见。三位学者每周一次的研究会,围绕共同的问题,各抒己见,互相切磋。其中关于江南官田与赋役改革的讨论比较深入,涉及到江南官田的各个侧面,在官民田土税额及苏松地区的重赋方面,收获最大。人们往往强调苏松官田赋重,实际上浙江、福建、广东及南直隶的徽州、凤阳地区,官田的赋税并不比苏松地区低,为什么苏松重赋叫得如此厉     

蒙元政府推行土官制度的原因和特点

本文论述了蒙元政府推行土官制度的原因和特点。笔者认为，土官制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与蒙元时代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相适应。其特点主要有：重用土官，土流参治，土官民族成份复杂，中央政府对土官有任命权与处置权。蒙元政府通过土官加强了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统治     

土司制度论

“土官”与“土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土官”一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词语,宋代开始成为统治少数民族的官职、官员的称呼。“土司”一词的原意是指统治少数民族的官府衙门,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出现。“土司”分为文武两个系统。明代中叶以后“土官”与“土司”被混同了起来。土司制度是以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机关——土司为中心而实施间接统治的政治体制,因此它不应称为“土官制度”,而应称为“土司制度”。     

明代藏族僧官不属于土官考

"僧职土官"或"僧职土司"是20世纪末提出的概念,此后"僧职土官"或"僧职土司"的称谓被广泛使用。通过对明代藏族僧官与土官体系、运行机制、职能等方面的分析,阐述僧官和土官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隶属于不同的体系,享有不同的权力,担负不同的责任,具有不同的机构建置,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兼顾性,但这不能说明僧官就是土官。僧官和土官是两个不容混淆的实体概念。僧职土官是一个不存在的实体称谓。     

雨汉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两汉时期,国家统一的时期较长,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成为主导的统治的所有制形式。构成和体现这一制度的一切必备条件和基本特征已大致具备。绝大部分田地为私人所有,称作“民田”或“私田”,很少一部分属于国家,称作“官田”或“公田”。这时“公田”、“私田”的概念已与《夏小正》、《诗经》、《管     

对浙江省推行粮田适度规模经营情况的调查

对浙江省推行粮田适度规模经营情况的调查文／浙江省农调队浙江省十多年的实践证明，粮田适度规模经营是保证农业，保证粮食生产发展的有效途径。近年来，粮田适度规模经营作为进一步完善大田生产责任制、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措施在浙江得到更快的推进。因而，加强研究各地...     

试论广西土官与土民、家奴、土兵的宗法封建关系

探讨广西土官制度中的宗法形态,是民族研究、土官制度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宗法形态在广西土官制度中的表现,主要反映在官族内部、土官与土民、家奴、士兵之间几个方面。本文拟对广西土官与土民、家奴、士兵的宗法封建关系进行研究。     

明代甘青地区土流参治下的土流矛盾研究

明朝在甘青地区实行较为独特的土官制度。土官在甘青地区被广泛纳入卫所体系,在土流参治的基本面下,形成以土官治"土民",以流官管土官的局面。这种体制上对土官的制约,必然引起土官和流官的矛盾,而当地土官在治理"土民"方面的优势成为土流权力之争的导火索,甘青土官势力的逐步发展则加剧了土官与流官之间的矛盾。土、流的矛盾从深层次上看,涉及到了甘青"土民"对中央王朝国家权威的认同和明王朝对甘青地区治理理念的问题。     

浅议辽朝的中书省职官

旨在考证辽朝的中书省职官，认为大丞相，左、右丞相，参知政事等都是实职官；同平章事分为两类，其中兼中书侍郎或门下侍郎者是实职官，其他则为虚衔；中书令和中书侍郎完全是虚衔。辽朝的中书省职官制度既有对唐、五代、宋初宰相制度的借鉴，又体现了在“因俗而治”的原则指导下南面官的自身特点。另外，也兼及中书省与南枢密院的关系问题。     

广西岑氏土官族属辨析

广西岑氏土官族属辨析谈琪广西岑氏土官的族属，民族学界、史学界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广亚冲氏土官是来自浙江的汉人；有人则主张最广西土著壮族。笔者主张后说，从为广的十氏士官是广西土著的壮族。如何认识岑氏土官族属，是如何认识Ｉ～西各民族源流发展进程...     

黎族土官纵说

明代以来,前人多对黎族土官持否定态度。笔者以为,要对黎族土官的得失利弊作出恰当评价,必须对其发展过程作一番较为全面的历史考察。黎族土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大致可分为这样几个历史发展时期:从汉至唐为形成时期,宋、元为发展时期,明为鼎盛时期,清为延续时期。     

试析集体名词的类及数

英语普通名词中的集体名词分为团体性集体名词、种类集体名词、个体性集体名词和概括性集体名词四类，它们的单复数型式各有不同。     

税费多 怕看病

美国人工资收入比较高,但税也很重,首先是联邦税、州税、社会安全税等(这方面比重较大),其次是房地产税、销售税、个人所得税等等。因此当一个美国人告诉你个人的月收入是两千元时,你绝对不要以为他就可以拿到这两千元,他要扣除上面讲的那么多税。当你在美国商店内看到一种商品的标价是五美元,你绝对不要以为只花五美元就可以把商品买回去,在美国几乎买每样东西都要在零售价之外再加上若干销售税。美国税收制度管理严密。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会计”、“检查员”和帐本,计算自己该交多少税,就怕漏报和少报,若给税政官发现漏报或少报,那罚起款来是相当厉害的。     

银行股对准备金率调整的市场反应——对银行是否承担准备金税的回答

利用事件研究法,采用浮动窗口,将商业银行分为大型和中小型两大类,研究了金融危机后这两类银行股票收益率对准备金率调整的市场反应,并检验了预期的作用、准备金率上调与下调的不对称性反应,据此判断银行是否承担了准备金税。研究表明:两类银行股票收益率的市场反应是显著的,商业银行承担了准备金税,而且大型商业银行更为显著;不仅如此,市场还能提前预期到准备金率调整政策,上调政策对银行的影响大于下调政策。     

《货物贸易协议》相关知识

1．自贸区产品的分类 除已有降税安排的早期收获产品外，其余产品分为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两大类。在正常产品中，产品又分为一轨产品和二轨产品两类。两者的共同点是最终税率均为零，区别是二轨产品在取消关税的时间上享有一定的灵活性。     

论明代中后期徽州一条鞭法的实施——以《新安蠹状》为中心

明代中后期,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相继推行。由于各地历史背景、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环境等因素不同,其在各地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差异。根据明朝万历年间徽州知府古之贤在任期间施政措施的档案汇编《新安蠹状》,结合有关徽州文书,对明代中后期徽州粮长制、钱粮征收、里役变迁、军屯税粮征收以及机户生存状况等相关问题进行剖析,以揭示明代中后期一条鞭法在中央规定与地方执行之间出现的制度变异,有助于把握地方基层社会经济运行轨迹和社会变迁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