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始末

(一)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深,清朝封建统治也日趋腐败。十九世纪末,英俄帝国主义开始把侵略魔爪伸进西藏。英国两次发动侵藏战争,清政府都采取投降政策,使西藏深受灾难。西藏人民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因此日渐加增。英俄帝国主义乘机离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培植亲帝势力,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密切注视着英美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动向。1949年驱汉事件发生后,新华社于同     

西方列强是如何侵略中国的

自从1840年英国列强用坚船利炮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侵略中国权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以后．西方列强看到英国从中国身上割去了一块大肥肉,非常眼红,于是各列强像饿虎恶狼扑向羔羊一样扑向中国。从1840年至辛亥革命前的70多年中,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用军舰大炮、政治讹诈、欺骗诱骗等战争的和非战争的手段侵略中国,并迫使清政府先后与英国、美国、法国、俄国、德国、日本、瑞典、挪威、葡萄牙、丹麦、比利时、西班牙、奥地利等国签汀了各种不平等的条约章程等共400多项。     

甲午战前李鸿章与日本的外交之比较

甲午战前李鸿章对日本侵略野心估计不足,不立足于战守而一味依赖列强调停,外交策略幼稚单一,结果陷入全面被动;而日本则能够准确判断形势,灵活运用外交策略,最终在战前避免了列强的干涉,取得了有利的战机,掌握了与清政府作战的主动权。中日双方战前的外交直接影响到甲午战争的成败。     

试论甲午战争前夕英俄的远东外交

甲午战争受列强的远东政策所支配和左右。本文分析了英、俄列强调停甲午战争的动机与目 的并运用日本的外交史料阐述了调停的过程，指出：英、俄的外交调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日本“开战外交”的顺利实施。甲午战争的爆发是日本政府对明治以来不断恶化的中日关系 的一次大清算，其战争目的明确，准备周密，开战决心坚决。日本政府以武力为后盾，在并 不利于日本“开战外交”的国际形势下，实行了一条冒险主义的外交路线，使英、俄的调停 以失败告终。     

咸丰帝的动摇政策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年间,以英法为元凶,俄美为帮凶的资本主义列强再次挑起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这次战争中,造成清政府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咸丰帝所执行的时战时和、战抚不定的动摇政策却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探讨。     

历史的结论

1840年鸦片战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定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一批不平等条约,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美、俄四国逼使清政府签定了中俄《瑷珲条约》、中外《天津条约》,中外《北京条约》。1894年至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日本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中日《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强迫清政府签定了《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论英国对太平天国态度的变化

1851年洪秀全率领太平军，举行了以推翻清政府为目标的武装起义，直到1864年失败，先后坚持了14年之久．这场规模巨大的农民革命，不仅引起了国内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而且引起了西方各列强的广泛关注．英法美俄等列强均从各自利益出发，研究对策，其中尤以英国表现最为突出．英国是侵略中国最早、侵华特权最多的国家．英国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在各列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直接影响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在太平天国革命先后14年里，英国的态度是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形势的变化不断变化的．它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先后经历了…     

大沽口之役与僧格林沁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方列强,用炮舰叩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但是,它们贪得无厌,为攫取更大侵略权益,英法等列强又多次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当它们遭到拒绝之后,便蓄意制造进一步侵华的借口,于是,在一八五七年,英国借“亚罗号”事件,法国借“西林教案”,发动了又一次侵华战争。     

也评庚子宣战

关于清政府庚子年间的对外宣战,目前史学界有几种意见,为欺骗和消灭义和团;为抵抗侵略;为解除归政失权的威胁;为义和团和整个形势发展所迫。笔者基本同意第三种见解,在此不揣疏陋,略抒己见,请诸位学者指正。 1 如何分析和判断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侵华形势和清政府的内外政策,是评价庚子宣战的前提。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在华掀起的瓜分狂潮,到19世纪末,暂时趋向笋和。他们此时最紧迫的任务是巩固已经取得的侵略成果,以便使其写在纸上的筑路、开矿等侵略利权变成现实。于是,英法、英德、英俄分别达成分赃协议。     

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西方列强的认识

在近代中国 ,西方列强为追求其本民族的利益 ,发动侵略战争 ,对中国进行掠夺和压迫 ,这是列强侵略、野蛮的一面。而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又使列强表现出先进与文明的一面。西方的文明制度与自由民主 ,成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中国追求建立欧美式的民主共和国的主要精神源泉。然而列强为维护和扩大其各自的在华利益 ,竞相帮助清政府扼杀了革命派的追求目标。这说明殖民者对利益的追逐高于其标榜的对自由民主的信仰     

晚清政府的海权意识与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维护

晚清之际,东西方列强不时非法勘测、侵扰中国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严重威胁中国海权。在与列强斗争的过程中,晚清政府的地方政府官员运用国际法中的有关规定与列强交涉,最终收复了被日本占领的东沙岛主权,并向国际社会宣示对西沙群岛的所有权。与此同时,晚清政府根据国际公法和各国的海上实践,提出了"水界"区、渔业区等海域主张,以捍卫中国南海权益。晚清政府维护东沙、西沙群岛的一切措施,都符合近代国际法的"自护之权"以及"条约"确定的领土界限和领土所有权等准则。晚清政府维护海权之举,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在目前中国的外交斗争中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晚清政府的“失信”:从上海股市到“保路运动”

1880年代上海股票风潮导致晚清股市失信,而1898年开始发行的"昭信股票"则又标志着清政府国内公债政策失信。1904年颁行的《公司律》虽然有助于推进资本动员,但却遭到官权不当干涉,从而使法制信用大失。社会对于政府"违法"、"失信"的抨击从《公司律》推行之后就持续不断,时有爆发,并在"保路运动"中达到高潮。晚清政府终因"牺牲信用",从而在革命浪潮中倒台。     

论清政府的＂以民制夷＂政策（1840—1860年）

“以民制夷”是清政府面对新的中外形势所采用的一种外交手段。鸦片战争后,清朝的一些地方官员利用民意抵制条约,但中央政府在此问题上却游移不定。直至道光末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清廷才下定决心用民“制夷”。咸丰初年“以民制夷”成为清政府制止“夷人”条约外侵权的强硬手段。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以民制夷”的方式更加激烈：它鼓动民众武力攻击“夷人”,自己则借此拒绝推翻列强强加的新的不平等条约。     

1900年清政府"对外宣战"说驳正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对外宣战的传统说法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达给内阁的＂上谕＂,其实只是慈禧对清王朝内部关于＂和战剿抚＂问题争论的决断和表态,属于内部性质的谕旨。有人把它解读为＂宣战诏书＂是讲不通的。因为它既没有对外公开颁布,也没有送达任何国家政府或使臣,而且其措辞写法也根本不像宣战诏书的样子。因此,所谓清政府对外宣战的说法不能成立。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外媒体、有关的外交往来函电、列强的反应以及国际公法的视角中,也都找不到清政府对外正式宣战的证据。     

中法战争外债析论

中法战争时期清政府国库空虚 ,财权分散 ,内债难筹 ,国防经费长期不足 ,强敌入侵 ,不得不向伺机而动之外国资本援例举债应战。债权银行 (洋行 )追求高额利润 ,英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在华利益考虑 ,积极支持了本国银行的放贷活动 ,各有所图。列强在中法战争期间贷款权的争夺 ,掀起了 19世纪 80年代帝国主义争夺中国借款权的高潮。中法战争外债对抗法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方的举债活动催生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实业外债 ,就债务方而言 ,中法战争期间所借外债应予以相当程度的肯定     

袁世凯与民初南北统一局面形成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然而时局复杂,满汉对立、边疆危机、列强窥伺,内忧外患加剧。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列强为维护自身在华利益传出“非袁不能收拾”的信息,清政府不得不启用已经“开缺回籍”的袁世凯,南方同盟派也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的反正。袁世凯手握国家政权和重兵．以安抚为主解决南北争端,促使清帝和平退位,维护了新生的中华民国,避免了国家冲突、民族撕裂和列强干涉。1912年9月“四巨头”会师北京,推出“八点共识”,昭示了南北确已统一,中华民国确已建立。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论述评

“五权宪法”论是孙中山在研究各国宪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经验,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所提出的独具特色的宪法学说.“五权宪法”论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包括权能区分、直接民权、五权分立、均权制度、地方自治、革命三阶段等六项内容.其中,权能区分是其基础,直接民权是其精髓,五权分立是其中心,均权制度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地方自治是其根本,革命三阶段是其实现的程序,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五权宪法论建立在孙中山对人类聪明才力的区别的认识论的基础之上,其目的是要造就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万能政府,但孙中山将对万能政府的制约主要寄托于贤人政治上,这显然不足以防范权力的滥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沽战役失败的原因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与英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战役,1860年的大沽战役是这次战争胜负的关键。影响这次战役成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清政府在政治上对西方列强采取避战求和的“羁縻”政策,影响了前线的军事部署;第二,大沽统帅僧格林沁在战术上犯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如:弃守北塘,认为夷兵不善陆战等。这两方面的原因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条约观演变研究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不仅被迫与英法美俄签订城下之盟,还要面对德国、比利时、葡萄牙等国来华请订商约,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进一步扩大。在议立和修订条约的过程中,清政府逐渐深化条约认识、调整对外政策,条约观呈现从排斥“要盟”到严格信守、“羁縻驭夷”到条约体制、“惠及远人”到力挽利权的转变态势,商约观念亦随之萌生,由是表现出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间的矛盾与交融,以及中国外交体制从传统向近代化的艰难转型。     

清末民初的民族问题与边疆危机——以蒙古、西藏、新疆地区为例

清末民初,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步伐大大加速,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它们利用民族、边疆问题,挑拨中央与地方关系,散布分裂主义,策划“独立”,以达到其侵吞中国边疆领土和分裂肢解中国的目的。共同的命运,促使中国各族人民空前地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领土完整,构成了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政治纽带的坚实基础。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凝聚力日益增强,这是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一致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精神得到进一步升华、提炼,并成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抵御外侮,共创中华各民族新纪元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共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是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并始终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历史运行的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