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

汉语“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发展、运用和特色,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对西方的一些intellectual概念做进一步梳理,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个重要概念的历史发展与理论研究,同时也能揭示中国学界至今对“知识分子”概念的某些误读及其相关论说的偏差。汉语“知识分子”概念与西方intellectual概念的脱钩,既是概念史问题,也是思想史问题;而将“知识分子”与intellectual挂钩,则是理解上的问题。“知识分子”概念史清晰地表明,此词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自成一体的概念。     

从“团结、教育、改造”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学习毛泽东、邓小平论知识分子政策的一点体会

<正>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极端重要的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贯十分重视研究和解决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提出和贯彻了一系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发展,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了知识分子的重大作用。其中关于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和政策就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和政策,是解决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我们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综合多元”型开放模式

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和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对外开放问题,选择、采用了“综合多元”型开放模式。在经济上,实施“兴工自由”式开放和发展战略,以实现中国的国家工业化;在政治上,把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变革清王朝封建制度作为对外开放的根本前提;在思想上,输入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说,为中国近代的改革和开放提供理论武器。这些思想主     

试论邓小平的“大开放”观

试论邓小平的“大开放”观刘开寿开放，既是中国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又是党的基本路线中“两个基本点”的一个重要内容。开放的观念、开放的理论、开放的政策、开放的实践、开放的成果，甚至开放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无一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体现。中国改革开...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驳方励之知识分子“独立”说

以知识分子代言人自居的方励之,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问题上鼓吹“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把屈着的腰挺起来”,以便取得“整体的社会独立地位”。这种论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必须加以批驳。     

生命体验、生存感受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创造——我看“新国学”的“根据”

王富仁先生的“新国学”的设想实际上是关于现代中国文化如何充分发挥自身独立性与创造性的深刻思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面对现代中国的新问题发言,如何具有发现和解决现代中国人生存与生命问题的能力,这才是现代中国学术的真正目标,是“国学”之于现代文化的“新”。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便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必须真正返回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与生存感受当中,并以此作为文化创造的根据。     

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反思

所有“分子”类词语都含有对立的词义色彩 ,“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古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当今的知识群体是不同的群类。“知识分子”一词在今天的中国无论其概念所指还是词义色彩都已不能准确指称“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个社会群类。建议在官方场合、正式场合最好避免使用“知识分子”一词 ,改用“知识 (界 )人士 /知识群体”。     

我罗斯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概念辨

“知识分子”是俄罗斯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俄国思想史的一个核心问题。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俄国化的“知识分子”概念也随之被大大地强化了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思维层面、心理层面和意识层面的原生意义,并且被赋予了独特的俄国文化背景下的哲学、道德和社会层面的扩展意义。东正教文化土壤为俄国“知识分子”概念增加了浓厚的“弥赛亚意识”和“普世主义”含意,使俄国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社会现实的审视者和“社会良心”的角色。     

论“文化重构”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文化重构”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在这一不同“文化场”的转移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层面的实用理性、实践层面知识分子的治平使命、理想层面的“大同”构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唯物史观以及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契合点,从而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之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进而根据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构”,最终使之成为一种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民族新文化.     

处理好“窗口”和“腹地”的关系促进“窗口”和“腹地”共同繁荣

中央提出要搞好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如何做好两个开放?如何在开放中处理好“窗口”和“腹地”的关系,做到“窗口”和“腹地”共同繁荣?这些都是我们在开放中所碰到的新问题,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为此,我们特请大连市市长魏富海同志撰写了此文。魏富海同志在文章中结合大连市的实际,具体地阐述了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很有现实意义。我们热情欢迎各省、市领导和其他同志撰写文章,共同就上述问题和在开放中碰到的其他问题进行探讨。     

论民初至五四时期的“家庭革命”

论民初至五四时期的“家庭革命”梁景时１民国成立后，知识界继承清末“家庭革命”的思想，继续主张改革传统的家族制度。尤其是到了五四时期，在怀疑和否定传统文学、文字、艺术、思想、伦理、国民性格、社会习俗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又开始对中国传统家...     

浅析中国“入世”对政府机构改革的正面影响

2001年,中国加入WTO已经成为定局。“入世”进一步把中国推到开放的前缘,使中国面临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必将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政府机构改革,也必将由于“入世”带来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深受影响。因此,研究中国“入世”对政府机构改革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第一、优化环境。是指通过“入世”把中国进一步推进到国际大家庭里面,使中国能够更加开放,更加理智地面对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挑战。现在还有许多国人在相对闭塞的环     

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变化

“文艺大众化”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建设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文章从文艺大众化口号的提出阐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大众化问题的关注以及鉴于二三十年代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大众化讨论的未深入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带来的影响。四十年代,“文艺大众化”有了实践的环境,党对其认识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原先的“大众化”成为了“化大众”而遭批判。文章通过分析党对启蒙运动的评价、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划分、对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关系的认识以及对知识分子在文艺中的作用,论述了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变化背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     

周恩来的“三农”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三农”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基本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与否。周恩来一贯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提出许多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主张,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高度重视城乡协调发展,农民的利益维护以及改革妨碍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和制度等问题,是对周恩来“三农”思想的进一步继承、发展和创新。     

告别“屈原人格”

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当然有其独特性,但我不认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性,而是他们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所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历史上绵延不绝的专制制度决定了这个民族和作为它灵魂的知识分子的面目。一个民族长达几千年处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王权之下,“学得文武艺”除了“卖与帝王家”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从而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对权力的依附性。这是他们所有特征中最根本的。读书做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境界。卢梭在《忏悔录》(第九卷)中说:“我已看出一切都归…     

广东举行“改革、开放与妇女”学术讨论会

<正> 广东省妇联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改革、开放与妇女”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在广州举行.广东省妇女学研究会同时宣告成立.召开以“改革、开放与妇女”为课题的学术讨论会,在全国和我省都是第一次.会议得到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 以及学者、专家、妇女工作者的积极支持,收到论文五十三篇.这些论文,就新时期发展妇女教育、促进妇女成才、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和改革开放对婚姻家庭的影响等问题,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大会上,十八位同志宣讲了自己的论文提要,这些论文题目包括:、《最新、最美的追求——试论八十年代妇女文化热》、《改革与妇女成才》、《全社会都要重视群众的婚姻家庭问题》、《家务劳动社会化问题的探讨》、《中国妇女风变管见》、《把精神文明     

论所谓“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一其实是玄学同玄学的吵闹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时,原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随着运动的扩大和深入,这个统一战线便起了分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傅播,越来越感到不满和恐惧,于是便试图竖起改良主义的旗帜,进行公开挑战。首先是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作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对社会进行根本变革。他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对于这样恶     

西方哲学研究：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

<正>如果从16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中国传播西方哲学算起,西方哲学传入中国迄今已历400余年,这同时也是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400余年。这一过程特别在清末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开始后,引起了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无尽纠缠。这一历史事实既产生于西方现代化携带的“文化殖民”活动基因,也产生于中国知识分子面向西方求取“真经”的主动接受行为。因此,西方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和展望,关系到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以及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在更加宏大的视野里,也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如何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问题。     

邓小平“两个开放”理论的提升与发展趋势

国内改革的深化与经济全球化为邓小平“两个开放”理论赋予了新的内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两个开放”的理论。国内改革的深 化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使两个开放的质和量得到提升。针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一趋势,提出了“维护国家 经济安全”的相应对策,使两个开放理论具有了更加深层的含义。适时把握了开放的速度,提高对外开放水 平,努力使两个开放互为表里,融为一体,以求达到良性互动。ＷＴＯ的即将加入,使中国的国内市场面临极 大的挑战,为此,必须进一步对内开放。那些准备对外开放的垄断行业要先期对民营经济开放。要下决心扶 植民间经济,大力改组国有经济,以便迎接ＷＴＯ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