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谣与族群记忆——黎族情歌的文化人类学阐释

论题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黎族情歌进行了研究,认为在黎族婚恋仪式活动中,以"隆闺"为核心形成了一个阈限空间,"夜游"、玩"隆闺"与婚后的"不落夫家"等实际上是黎族人生命历程中转变仪式的一种中间状态:阈限阶段。与仪式直接相关联的"隆闺"情歌、"槟榔"情歌和"不落夫家"情歌的歌唱,不仅推动了仪式进程,同时也是仪式过程本身的阐释。而仪式与歌唱及其相关联的故事则以诗性叙事的方式达成和强化着族群的记忆。     

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动因分析——以美国"民族历史学"的影响为中心

依据学界的有关讨论,给出了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解说;在此基础上,对目前学界所忽视的西方人类学"历史化"之动因展开了全面分析,并集中对其核心动因--美国"民族历史学"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阐述,为理解西方人类学的"历史化"展示了一种新的视角.     

医学人类学对过程哲学的阐释

通过对过程本体概念的理解和阐释,使阐释人类学的“深度描写”在认识族群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基础上,并结合医学人类学对“过程”理论进行研究,这种以 “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 对中国传统中医文化进行“深度描写”,并从批评的角度度对人类知识进行重新洗礼和审视,使过程哲学思想与医学人类学之间形成契合点,并以此对“过程”研究的范式来构建起医学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医学人类学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迈向实践的人类学——大理喜洲旅游人类学田野实验报告

旅游人类学需要用总体性社会科学的眼光和方法对其研究,同时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就是通过实践获取知识的有效途径.我们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的指导下,对喜洲的旅游场域进行了总体性的调查研究,提出旅游开发中应该从历史的雏度和民间智慧中提炼出独特的、难以被仿制的旅游文化元素,并调动当地人内源性的参与意识;同时指出旅游开发中东道主的生存惯习被资本化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双重视域下的现代性历史演义——对《走西口》的叙事学解读

电视剧<走西口>是双重视域下对历史的现代性建构,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小叙事"穿插进行,多方位展现了走西口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该剧对"仁、义、礼、智、信"进行了重新阐释、发展,形成现代核心价值观念;对儿女情的叙述颠覆了传统婚恋观,试图建构具有革命意义的现代性男女关系;对小人物的阐释更加理性,认为其不仅创造了英雄,而且创造了历史.<走西口>在传奇中塑造英雄形象,在儿女情长中叙述历史,在小人物的生存中体验命运,在走贾行商中讲述革命,提供了多角度、多元化的现代性解读文本,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     

两汉时期的倭人研究——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对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及大和民族先民历史的记载是很早的,学术界也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但是仍然还有倭人分布区、倭人文化、徐福是否进入日本等问题需要再进一步辨析,而且研究的视角也需要有所变化。从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出发,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钩陈史料,对比辨析,当有新的研究空间。     

超越封闭文化——中国境外的文明、区域和长时段的延续与断裂

文化的流动与封闭、延续与断裂是人类学研究的经典问题.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迈克·罗兰教授从宏观的跨区域文明视野出发,讨论了"文化区"、迁徙与流动、民族学与社会学在文化/文明认知角度上的差异,并以"深度历史"和"长时段文化"的观念,对亚马逊、太平洋地区和非洲大陆的人口、生态和物质文化进行了探讨,对欧洲殖民势力侵入非洲之前的中非和西非的王权和世界观作了精辟的分析.     

毛泽东倡导"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与逻辑

1956年毛泽东在主持写作“两论”的过程中,提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课题,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历史背景。“两论”从哲学层面发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先声;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萌芽,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树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旗帜,为实现第二次结合提供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武器;奠定了邓小平实现第二次结合的认识基础,孕育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因子。     

在文本与情境之间: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反思

文本记述着历史上某个时期之人群认为值得记述的内容,它们也常遵循着人们的某种规范来被记录进而形成文类。与这些文本相关的,是现实中的人群围绕某种情境加以构建与策略性改编的同时也被认为是合理与相信的历史。《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游牧者的抉择》即是在文本与情境之间找到某种对应,同时体察文本与情境背后人群的书写意图抑或潜在的情境。历史人类学正是此种策略下对人类社会的再认识,是在文本与情境之间寻找对应。     

儒家乎?儒教乎?--苗疆"堂祭三献礼"的宗教人类学研究

"儒学是否宗教"这一问题从清末至今几度成为中国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而贵州省锦屏县河口乡的苗族人民在清朝和今天仍然一代又一代地实践着儒教色彩极为浓厚的"堂祭三献礼".该文以人类学田野调查所取得的这一珍贵资料为依托,分析其过程、归纳其内容、追溯其源流、界定其性质,力图为学界对儒教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份可靠的参考资料和一种崭新的思考路径.     

法人类学视野里的农村民事规则——以青海省民和县抓咱藏族村为例

法人类学的基本观点是用法律多元主义的观点去解读社会法律现象,其特点是克服了传统法律观对待社会法律现象所带来的认识和方法上的局限性。在法律多元论的视野里,抓咱村的民事规则都是“法”的表现形式之一。     

西南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

"西南民族学研究"主要指我国大西南地区的民族学即文化人类学研究,它是广义的"民族研究"中的一个部分。以地理范围论,是指对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广西、重庆,以及湘西、鄂西等地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有关这类学科的研究。反思西南民族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以前是西南民族学研究的初创时期;20世纪50、60年代,是西南民族学研究的第二阶段,即对西南民族进行大规模调查研究的重要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西南民族学研究承上启下的发展时期。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今后还有许多亟待加强的工作:注重我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和学科体系的建设;编好西南各民族完整的民族志;继续整合力量,深入开展西南民族的综合与专题基础研究;将各民族特色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鼓励民族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加强民族学的应用研究。     

日本法人类学及民族法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本文对一百年来日本法人类学以及民族法学的发展过程及研究水平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指出,战后受德奥学术传统影响,形成了民族法学的使用习惯,受美国学术思想的渗透,形成法人类学的术语,与民族法学并用,各有所重。文章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有关中国民族法制建设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评述,指出日本对中国民族法的调查研究成果南方多于北方。     

从“同路人”到“第三种人”——论1930年代左翼文化对现代派群体的影响

1920年代末至30年代,施蛰存、戴望舒、杜衡、穆时英、刘呐鸥等现代派群体深受左翼文化的影响,一度倾向革命,热衷普罗文学,成为左翼的"同路人".然而,随着左翼文化运动的深入,现代派群体从"同路人"转向了"第三种人",他们提倡文艺自由的文学主张遭到了左翼阵营的批判,从而陷入了左翼文化影响的焦虑.     

生活世界与超越论现象学——兼论胡塞尔对海德格尔“哲学人类学”的批评

生活世界现象学既是一门历史现象学,也是一门前—人格的本性现象学。胡塞尔对海德格尔著名的"哲学人类学"的批评首先意味着自我深化,它建立在胡塞尔在后—《沉思》时代对超越论现象学的主体性悖谬的明察之上,而作为这一自我批评的结果,胡塞尔对前—存在领域的揭示"预示"了海德格尔后期的存在论"转向"。因而,即便在最终的现象学基础上,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在存在与思之间还是保持了一种平行关系。     

少数民族习惯法：构建西部和谐社会的法治源泉——一种法律人类学的阐释

构建西部和谐社会,必须立足于西部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法律人类学认为,法律具有维持秩序和社会控制的本性,具有解决纠纷的作用,具有文化性。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因其发展的历史惯性到目前仍然践行着丰富的传统习惯法规范,而这些习惯法规范天然地内含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互惠与合作、符合公正和效益目标和多元纠纷处理机制等诸多构建和谐的因素。提取和升华这些积极因素,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是可以协调、整合和良性互动的,从而成为构建西部和谐社会的坚实法治源泉。     

虚妄?真实?——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罗生门》

《罗生门》是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的成名作,本文试图将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的成名作《罗生门》纳入新历史主义的视野中,运用新历史主义"历史的文本性"和"逸闻主义"这两个角度进行解读,以期在这种全新的视野观照下,重新考察影片的深厚内涵。     

结构过程·礼仪标识·逆推顺述——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三个概念

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实践过程中,学者们逐渐提出了一些概念,如萧凤霞、刘志伟提出的结构过程、科大卫提出的礼仪标识等,体现出某种学术自觉。如果说结构过程是我们的研究对象,礼仪标识是研究的切入点,那么逆推顺述就是一种特定的研究方式或技术,也可以视为某种方法论。以此学术自觉为基础,或可对中国历史描绘出一幅新的图像。     

华南研究的历史人类学实践——读《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

历史民族志既是历史人类学的表述形式也是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皇帝与祖宗》一书是历史人类学在华南研究的整体性实践,研究方法上体现了结构与过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不仅呈现了华南宗族的历史主体性,同时具有区域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