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河湟地理环境探索——兼论汉羌争战的主要原因

<正> 河湟地区,包括湟水流域及其附近的黄河流域,地跨青海、甘肃两省,而以青海为主。尽管河湟地区(特别是河湟谷地)各地的自然景观非常相似,但在我国目前流行的自然地理分区上,一部分(主要部分)划属“青藏自然区”,一部分划属“华北自然区”。 现代考古学的成果表明,早在史前时期,河湟地区就开始有了人类居住生息。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等古文化遗址遍及河湟谷地即是明证。周秦时代,     

河湟地区藏传佛教的历史变迁

“河湟”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 ,《后汉书·西羌传》有“乃度河湟 ,筑令居塞”的记载。这里的“河湟”是指今甘青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此后 ,“河湟”逐渐演变为一个地域概念 ,指黄河上游农区和湟水流域 ,即今青海省境内包括贵德、尖扎等黄河沿岸地区在内的东部农区和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历史上 ,这里是多民族交错杂居、各种文化碰撞交融的地带 ,藏传佛教在这里从传入、发展到鼎盛、衰落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一、河湟地区藏传佛教的历史考察藏传佛教传入河湟地区的历史十分久远。据《安多政教史》记述 ,早在唐代宪宗…     

明初洮岷河湟地区的江淮移民研究——基于移民群体类型、来源地和数量的考察

通过史籍、方志等史料的梳理,对明初洮岷河湟地区的江淮移民群体多样性来源、来源地的差异以及数量作详细的考察,充分证明明初江淮人士移民该地区的可信性。明代初年到民国初年近六百年洮岷河湟江淮文化的存留是移民群体的历史记忆,是移民群体文化认同的表现。     

明清时期河湟洮岷地区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

河湟洮岷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包括今青海省东北部和甘肃省东南部,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明清时期,这一地区出现了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就其组织形态而言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活佛转世的特殊法缘关系为核心,另一类则以世俗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即我们所谓的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在后一类型的寺院中,宗教权力是由世俗家族来掌握的,并按其血缘关系世代相承。从明代开始,这种类型的寺院在河湟洮岷地区各藏族部落社会中普遍兴起。它们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宗教社团而存在,同时也构成为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单元;不仅发挥着神职功能,而且直…     

明代对河湟地区的经营及其效果

河湟地区是一个既适宜农耕又适宜畜牧业生产的地区,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民族在此生息、繁衍。因这一地区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西汉以来一直是历代王朝重点经营的区域。在河湟开发的漫长历史中,明代是一个关键时期。明王朝总结汉唐以来历代政府经营河湟地区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政策,在实际推行中颇有建树,对这一地区实施了有效的统治。     

历史上的兰州人口

据有关兰州方志史料记载,历史上兰州人口如下:公元前81年(西汉昭帝始元六年),金城郡辖13县,包括今三县五区及河湟、临夏地区,金城郡户38,470,口149,648人。公元184年(东汉灵帝中平元年),金城郡领十县,户3,858,口18,957人。     

清初青海东部的兴屯开荒和屯田民地化问题

<正> 青海东部的河湟地区,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汉、唐、宋、明各代曾在这里大规模兴办屯田。清初承袭明卫所制,虽然继续实行屯田,但明中期以来屯田向民地转化的发展趋势仍在继续,其过程至雍正初年终于大体完成。其后随着清政府直接管辖区域的扩大,又在沿边地区新辟屯田。或出于军事目的,临时在驻军之地兴办军屯,如大通卫屯田,柴达木盆地的额色尔津、哈尔海图屯田等;或出于政治目的,在适宜于农业的蒙藏民族聚居区移民屯垦,如宣统年间升允、庆恕主持的举办垦务局大兴屯垦等,都或多     

清初河湟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变迁及其对藏族社会的影响

自清以来,河湟地区的土司制度日渐衰落,除了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土司的政策以外,河湟地区基层社会组织的变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并对藏族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河湟地区基层社会组织的变迁使藏族社会的土司制度受到致命打击,实已形同虚设;为河湟地区藏族的交往铲除了藩篱,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进一步使国家权力与地方基层社区得以整合;抑制了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扩张与发展。     

青海历史建置述略

<正> 青海省位于祖国的西北、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资源丰富的省份。据考古发现,早在二万三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青海柴达木一带有原始人类活动。在据今六、七千年的中石器时代,青海黄河河曲一带居住着一些氏族和部落。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的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3600),相当于青铜器时代的辛店文化(距今约3185——2640年)等,在河湟地区都有广泛的分布。分属马家窑等文化遗存的青海彩陶文化,以器物精     

清代伊犁皇渠的开挖年代

最近读到几篇有关林则徐的文章,其中大都谈到林则徐在伊犁捐资认修哈什河引水渠龙口工程的事,但都没有提及该渠的开挖时间。哈什河引水渠,习称旧皇渠、大湟渠,有别于它以南的新皇渠即小湟渠;当地维吾尔人民称之为“阿克乌斯坦”,直译为白色的大渠,是水质清好的意思;前若干年改称人民渠。据《新疆图志·沟渠三》称:“哈什旧皇渠,在(宁远——今伊宁市)城东一百四十里,导源哈什河,长二百里,广二丈,今灌田二十八万八千余     

河湟流域道教信仰与多元文化互融研究

河湟地区是青海乃至全国多民族共生、多元文化共融的典型区域。据文献史料,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纵轴五个节点,耙梳青海河湟地区道教信仰历史脉络,并以微观个案为基点,立足多元文化视角研究河湟地区道教与多元宗教文化互融的表现特征。     

青海东部地区早期郡县设立时间考辨

<正> 今青海省东部黄河、湟水流域,是青海省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那末,河湟地区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由中央封建王朝设置郡县,使之从此迈步走上封建化道路的呢?本文试对此问题作些新的探讨,并提出一些与传统说法不尽相同的结论,以就教于地方史志同行。 一 关于青海东部地区早期建置时间的传统说法及其存在的问题     

宋夏战争中兰州城关堡砦的置建

十一世纪八十年代初,李宪收复兰州,到十二世纪二十年代中,北宋灭亡,宋与西夏为了争夺兰州,断断续续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战争使兰州的社会经济受到破坏,但同时为了战争攻防的需要,城关堡砦却较快地建筑设置起来。 据《宋史·地理志》(以下简称《地志》),兰州在北宋初属秦凤路,是该路十二州之一。究其实,当时河湟陷于吐蕃,尚未恢复,隶属秦风,徒具虚名。十一世纪六十年代,王韶收复熙州(今临洮),设熙河路。八十年代初,李宪复兰州,加“兰会”二字,为熙河兰会路。稍后,改为熙河兰岷路,十一世纪末又复故。以后屡经改易,先后有熙河兰廓、熙河兰湟、熙河兰乐等路名称,最后复改为熙河兰廓路。     

河湟阿氏土司族群历史记忆下的社会文化互动

本文在对青海河湟地区乐都、大通、湟中三县四个村同一土司后裔——阿氏族群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志文献及该族群几个分支的族谱,探讨河湟阿氏族群历史记忆下的社会文化互动,为明清以来河湟民族文化的发展变迁提供不可或缺的研究素材。     

论河湟地区多民族文化互动关系

从历史时期以来 ,河湟地区各民族间就结成了文化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吸收的多元多边的互动关系 ,这种文化互动与河湟地区共同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紧密相随并产生了重要影响。族际间文化互动还促成了大量的文化变异和文化同化现象。文章特别从语言、宗教和民俗等方面具体地对河湟地区多民族文化互动关系进行了论述     

王夫之的——历史地理思想

<正> 一、论地理条件与民族发展王夫之认为中国的自然地理形势影响了中国和中国以外民族的不同气质。王夫之这样描述中国的地理疆界:“中国之形,北阻沙漠,西北界河、湟,西隔大山,南穷炎海,自合浦而北至于碣石,皆海之所环也。”王夫之对中国北、南、东三面疆域的描述大体符合当时中国疆域的三边界限,而认为西北界限在河湟,是因为王夫之的“中国”概念是指民族居住的地区,他排除了今天西藏、新疆广大民族地区,这一点是十分狭隘的。因为汉朝已在今天新疆设西域都护府,元朝已在今西藏设乌斯藏宣慰司来管     

明代西宁卫户口考辨

<正>元亡明兴,河湟地区传檄而定,在湟水流域设西宁卫以镇守之。随着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人文环境较前朝有了较大改观,作为“一方全史”的方志也相继出现。但是由于各种因素造成了各个史志中记载的户口数据各不相同,使研究者莫衷一是。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明代西宁卫户口数作一考辨,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河湟口传文学中的佛教圣迹信仰

佛教圣迹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河湟地区的佛教圣迹主要由佛寺、佛塔和佛教高僧的修行处等构成,这些圣迹不仅在河湟地区随处可见,而且在当地的口传文学中屡被传诵。在民间话语下的这些佛教圣迹无一例外地浸染着神圣、瑰丽、奇幻、灵性、特异等特征,这是表演者的刻意为之,目的是唤起民众对这些佛教圣迹的崇信和景仰。因之,河湟口传文学中的佛教圣迹浸透着浓浓的信仰色彩。     

元代青海地区土地占有及赋役状况探讨

<正> 北宋初,特别是(口角)厮啰政权时期,青海境的吐蕃人中,封建领主制已取代奴隶制居于主导地位。北宋末年,宋王朝对河湟地区实施了近30年的统治,并向这一地区迁来了一批汉族农民。北宋的封建地主制经济制度对河湟吐蕃人产生了强烈影响,以至数万户吐蕃人“愿比内地”,即情愿接受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期间,青海东部租佃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弱化,但尽管如此,与中原地区相比仍存在不小的距离。金和西夏统治河湟时,生产方式大体保持了北宋末的水平。至于河湟农业区以外的广大地区,长期以来以游牧为生,受汉族地区经济制度的影响相对微弱,其社会发展水平较低,仍盛行部落领主制,部落属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强烈。     

青海河湟地区居民身份的历史变迁与现代转型

先秦至代前中期,青海河湟地区居民的社会身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随着中央王朝在此地统治力量的强化,一些当地居民被编户齐民,从而拥有了与中原居民同样的社会身份;另一方面,在内生的地方秩序中,由当地土司、千百户等统治的土民则具有与中原居民完全不同的社会身份,而土民群体的存在既反映出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属性的地域特色,同时也是华夏边缘社会文化属性得以存续的社会基础。民国时期,在青海建省及县制改革等的影响下,居民身份从土民到国民的转换,十分鲜明地体现了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的过渡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