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传播:公众信息反馈问题

公众信息反馈是政府传播中的重要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强化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提高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 ,实现政府与公众的良好合作等 ,具有重要意义。从政府运作的角度说 ,公众信息反馈渠道的长短、信息传播渠道的容量以及信息渠道的多样性等 ,是制约公众信息反馈的重要变量。同时 ,培育公众组织也是提高信息反馈质量的基础性环节。     

政策解读的传播模式与传播效果评估研究

政策解读是推动政策得到良好执行的重要手段,因此,梳理政策解读的传播模式,建构传播效果评估的方法,推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媒体与公众的良性互动就显得格外重要。政策解读的传播模式根据传播渠道与传播关系的不同可分为直线模式、压力模式等七种。对政策解读传播效果的评估将以"政府—媒体—公众"的互动为分析框架,针对信息发布主体、传播中介以及受众确定相应的评估指标与方法。     

基层政府在村民选举中的信息传播

在村民选举过程中,基层政府承担了民主释义、激发热情、传达政策和监测环境等传播功能。政府在选举中的信息传播模式是建立在政府传播功能的基础上的、单项的信息传播模式。在这个传播模式中,基层政府表现出强烈的政绩焦虑意识和笼络村庄精英的意图。     

论政府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意义

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政府和公众之间沟通的渠道,是政府公关的重要形式。它是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和社会的发展,大力推行这一在现代社会广泛通行的制度,对于促进政府的政务公开、信息透明,规范信息发布渠道、扩大民众的知情权、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有着积极的国内、国际意义。     

网络时代的全球化传播与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策略

SARS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遇到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劫难,其信息处置也成为国内、国外十分关注的一处重点话题。实践证明,在当今信息渠道多元化、透明化,国家处于开放,国内的任何事态都具有跨国关联性的情况下,我国应充分认识互联网给整个新闻传播业所带来的新变化,应在传播速度、传播理念、传播政策上做出一些新的调整,来共同面对全球化传播这么一个新课题,从新闻规律和把握报道的主动权出发,积极改进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组织及传播,从而树立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良好形象。     

去科层化:互联网在中国政治传播中的功能再考察

由于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受到政治组织控制,中国的政治传播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科层的层级与链条过长,也使信息传播中的失真较为严重.互联网的出现使政治传播呈现出扁平化和非线性的特点.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互联网的最大功能在于打破了政治传播的科层制,使得层级传播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去科层化"的互联网重构了政治科层体系中的信息沟通,减少了传播的层级,提高了系统内的透明度,为政治决策提供了较为真实的信息环境.去科层化的互联网也重构了政治体系内的权力关系,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民意间的博弈格局发生一定变化.在中国的政治转型中,互联网对民主化的推动是通过"去科层化"的机制发生的.     

动员式治理中的政府组织传播：南京个案

政府组织传播与社会动员具有内在联系,政府组织推行其政策、主张的过程是一种动员式治理行为,是通过组织间和组织外传播与动员对象进行的有效互动。其中,组织间传播是一种基于人情投资的资源动员,而组织外传播则主要通过人际传播起作用。政府组织在面对面的人际动员实践中既存在“培养典型”等传统群众运动的路径依赖,也利用了情感等多种因素,此外还引入了国家正式权力进行惩戒动员。     

运用权威对话法正确引导网络舆情

网络已经成为重要的传播媒介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但同时,在网络舆情的传播中也存在着各种问题.科学运用权威对话法,搭建权威对话网络平台,及时发布权威信息,长期有组织地进行权威对话,对于引导网络舆情、了解民意、凝聚和振奋民心具有重要的作用.     

论我国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演变

政策传播影响着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效果。本文探讨了传统体制下我国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特点和产生原因 ,认为随着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 ,一系列外在因素改变必然引发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变化 ,并从公共政策的人性化、传播主体社会化、传播渠道多元化、传播制度规范化和反馈渠道多样化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公共政策传播机制演进的趋势和特点。     

手机传播态势及其治理与引导

手机由于其移动性、时效性、自由性以及互动性而深受民众的喜爱,并已经成为信息舆论的重要来源.但目前手机传播存在如下问题:成为各种违法信息和垃圾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政府的参与和管理没有完全到位;其未来将有更大的发展,更加难以控制;传播主体呈多元化,管理难度高;手机传播必须与网络传播问题同时治理.治理的措施包括:政府应积极参与手机媒体的管理;需要综合运用多个专业领域的知识和经验,以求更好的效果;通过舆论和社会道德力量让人产生羞耻感、荣辱观,从而不介入不良信息传播.     

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建设的困境及对策

频发的公共危机给政府形象建设带来严峻挑战,而有效的危机管理又为良好的政府形象建设提供了机遇。现阶段我国政府在危机管理中存在公关理念不足、保障机制缺乏、沟通渠道不畅、控制机制及评估体系不健全等困境,严重制约着政府形象建设。针对这些不足,政府在危机管理中需强化治理理念、加强法律和资源保障、完善信息沟通机制、建立有效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构建评估与责任体系,从而通过政府形象规划、保障、传播、控制及反馈五方面的建设,完善公共危机背景下的政府形象塑造。     

机会均等是我国民办高校法律地位的根本保障

分析了民办高校发展的历史,认为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相比在政策制度、财政、教师资源、生源、科研等方面存在机会不均等的状况,其根本原因是国家政策制度所致.为了解决民办高校发展机会不均等的问题,国家应确保政策制度公平,并在经济、政治、文化、人力资源等方面实行积极补偿政策.     

我国耕地流失中的政府行为研究

我国政府在耕地向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限制耕地向建设用地盲目流转,但政策执行的效果相当有限。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根本原因则是政府机构的"内在性"。因此,防止耕地盲目流转不仅需要改变当前激励地方政府将耕地向建设用地流转的诱因,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和完善征地制度,而且需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完善地方政府官员的考评制度。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症结

政府绩效就是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政府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履行职责的过程和结果。政府绩效评估既要针对政府行为过程是否合法、符合程序,又要针对行为结果是否经济、有效。由于目前我国"政治上位的政治行政一体化"体制对绩效评估的制约和排斥,绩效评估没有成为有效的约束、激励政府行为的机制。本文从政策学角度,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了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主要特征和问题,并提出从体制上和制度上推进政府绩效评估。     

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的目标及途径探讨

在我国,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一个特定领域,通常指由民政部门主管的专门为老弱病残提供的具有福利性质的社会服务,诸如儿童福利、老人福利和残疾人福利等,而服务的方式主要以院舍供养为主。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民政部门一直在探索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方法,试图改变政府包办社会福利和企业办社会的传统格局,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或个人共同营办社会福利服务的局面。然而,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实践,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基本被取消了,但政府独立支撑社会福利服务的状况基本没有改变,由此而导致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缓慢,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本文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一是政府对公民社会组织培育和支持不足,二是政府投入不足,缺少对民间资金的激励政策。社会福利社会化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发生变化,而不是从社会福利责任中的退出。政府必须发挥资金投资主体的角色。     

新形势下山西省乡镇党政领导的执行力研究

乡镇党政领导的执行力,事关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山西省乡镇领导在转型跨越发展中,能把握大局,执行政策时处置恰当,使山西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良好局面。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乡镇政府在人、财方面的匮乏,以及缺乏有效的制度建设,影响了执行力的发挥。提高乡镇党政领导执行力,需要从转变职能,规范行为,加强政策宣传和作风建设,理顺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关系等方面采取措施。     

地方政府规制与规制外部性

地方政府对外部性的规制可能会产生另一种外部性,即规制外部性。规制外部性是政府在制定与实施规制政策的过程中因自身的无效或被规制者的影响而产生的成本和收益转移。它是政府失灵的一种表现。与市场外部性比较,规制外部性可能影响配置、稳定、分配和增长。它的存在对政府干预的效率提出了质疑。因此,在外部性治理问题上,有效的政策选择必须考虑到这种规制外部性的大小。     

元代官府祗应酒品的生产与管理——兼与《从黑城文书看元代官营酒业的变化》一文商榷

本文对黑水城出土编号F9：W105的汉文文书进行解读,指出前人研究的舛误之处,并总结该文书主要反映了这样一些元代社会现实：由于甘州路及其所属驿站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为了确保驿站对过往使臣酒品的祗应,甘肃行省省府对于甘州路官府酒务槽房的生产和各项开支进行严格监督审查;元代民间高利贷活动十分猖獗,社会借贷之风盛行,不仅普遍存在于民间,还存在官府向民间借贷的现象;甘肃行省作为元代酒禁的重点地区,酒禁政策的执行对于槽房酒业的生产冲击很大,使其常常处于难以为继甚至不得不停止生产的境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认同机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需要制定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还需要建立社会认同机制,其主要内容有:强化意识形态建设机制,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建立健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社会宣传和教育机制;建立政府与民间的信息沟通机制;建立公众利益表达、诉求机制等。同时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意社会认同机制的层次性要求,发挥各级各类组织的作用,发挥现代传播工具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