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闭固拒"到"依法力争"——晚清山东矿权交涉的两个片段

同治年间洋商在山东进行了猖獗的私采盗挖矿产活动,地方官员不得不藉"深闭固拒"以应对。《胶澳租界条约》签订之后,为了帮助德商山东矿务制造公司圈占山东大片矿产,德国驻华外交机构不惜死缠硬磨,步步紧逼。清政府中央和地方官员则尽可能地进行了抗拒,其策略也从"深闭固拒"上升到"依法力争",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清政府官员在国际化趋势下涉外办法与理念的演进。     

古代中国的黑夜秩序

对夜晚时间的管理,也是对社会秩序的管理.古代民众"日入而患"的时间安排既是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反映,也是古代官方对民间社会控制的产物.官方和士绅通过传统的礼法,包括各种律令制度,以及地方官员的惩戒和劝谕,形成民众对这种夜晚时间安排的认同.而元夜不宵禁,正是对这种刻板生活的一种补充,通过表面上的"脱序"与"越轨",来释放平常积郁于底层的民间活力.     

清代官方修史活动与民族问题

有清一代,统治者往往通过官方修史活动来辅助处理民族事务.为了教育日益腐化的满族官员和八旗子弟,提升满族在多民族大一统国家中的地位,清廷设馆修纂了大量有关满族历史的书籍,宣扬满族的伟大与神圣,以开基定鼎之艰难教育八旗子孙保持进取之心.同时,清廷通过设馆修纂各种"方略",重订辽、金、元三史,修纂《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史学活动,反思历史,记载现实,宣扬"一视同仁"、"中外一家"的大一统民族观.这些修史活动不仅彰显了清廷的政治立场,而且在思想深处加强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凝聚力.     

明代文官恤典中的祠祀

明代文官恤典祠祀是根据已故文官的功业、品德等因素,由国家主导的建祠奉祀活动。国家以此方式褒奖已故官员,激励在任官员,也希望通过壮丽的祠宇和定期的祭祀活动向更多的民众传达国家赏功酬劳之意,宣扬忠义价值。虽然民间对于这类祠祀有不同于官方的诉求,一些祠宇在缺乏官方力量支持后迅速走向衰落甚至荒废,但是官民并未停止申请恤典祠祀,祠祀所构建的荣誉体系、教化功能仍得到民间的认同。     

道德与经济的博弈——晚清洋商彩票公司在华的创设与取缔

晚清，随着以广济公司为首的本土商办彩票的创办，洋商也掀起在华兴办彩票公司的高潮。洋商创办的彩票公司以其资金雄厚、得工部局首肯以及开彩公正等，一举冲开晚清中国彩票市场。鉴于彩票泛滥而来的弊窦丛生，上海工部局遂下令取缔洋商彩票，这引发了彩票商的抗争。在取缔与抗争的斗争中，交织着的是道德与经济利益的博弈。     

超越"专制"与"民主":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的比较优势

治国之要,唯在用人.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作为一个"模式有机体",在领导力量、价值取向、运转方式上与"专制"和"民主"体制下形成的官员选任模式相比,展现出明显的模式优越性.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通过政治守正提升模式有机体"免疫力",通过文化创新提升模式有机体"精气",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强壮模式有机体"骨骼",为超越"专制官员选任模式"和"西方民主官员选任模式",提供了政治保障、文化支撑和制度支持.     

中英现代化社会转型期官德建设比较研究

官员道德建设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比中、英两国官员道德建设的实际情况,中国官员道德建设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官员道德法规欠系统性和权威性、官员道德监督惩治机制欠健全、官员道德教育欠长效性和时效性、官员道德评价机制欠落实等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通过进一步健全官员道德法律法规,完善官员道德监督机制,提高官员道德教育水平,推行官员的道德评价,切实保障"依法治国"视域下的"依法治官"取得实效。     

“自治”与“官治”:从地方自治改革看清朝的灭亡

地方自治是晚清民间吁求之一,立宪派、革命派将其视为民主建设的基础。新政开始后,清政府将地方自治纳入改革范畴,对如何改革,各级官员有不同看法。为稳步推进,清政府在天津进行了自治实验。在此基础上,推出地方自治的最终方案,其实质,就是在官方监督下,建立分权制衡式的自治组织,并在不影响官方税收的前提下,筹集资金开展地方建设。这种"官治"色彩浓厚的"自治"方案,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清朝灭亡的诱因。     

政府形象传播研究的创新之作——简评《政府形象传播》

我们正处于新媒介不断涌现的网络时代,互联网、手机及各种电子终端,社群、微博及各种交流平台,构成全新的信息空间和生活方式.网络时代对政府形象传播形成了巨大挑战,传统的政府形象传播理念和行为已经完全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2012年因网络曝光而引起广泛影响的"微笑表哥"、"广州房叔"、"陕西房姐"、"雷政富不雅视频"等事件之所以对我国政府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一方面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员背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走向贪腐之路;另一方面也因为不少政府部门和官员没有认识到网络时代的传播范式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革命.他们认为只要通过各种"宣传"、"公关"手段就可以"摆平"媒体,从而影响社会舆论,殊不知,网络时代是"人人都是通讯社、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任何行为都有可能暴露在公众面前,一个普通官员的不当行为都有可能对政府形象产生灾难性的负面影响.     

清代雍正朝官员行政问责与处分类别

雍正朝号称吏治清明,这点和朝廷对官员的管理密不可分.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下,对于官员的问责与处分,从制度规范,到实际运行,都有一定的力度、深度和高度.就处分类别而言,雍正朝依据官员过误的不同程度设定了罚俸、降级、革职,又围绕着这些处分方式将其进一步细化、具体化,最终形成了集人治和法治于一体的处分类别系统.     

光绪乙未年台湾抗日斗争之战术研究

清朝光绪乙未年(1895年),清政府因甲午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但台湾人民"义不臣倭",与留守的清军一起.抵抗日本军队的入侵.在这个过程中,台湾军民利用一起可能条件,充分创造和运用一些战术,来反抗实力占优的日本侵略者.本文从有关的当时的官方档案、个人游记,特别是结合日本当年的官方战史、随军记者报道,对1895年台湾军民抗日的战术运用,进行了分析总结,并给予积极的评价.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问责官员"的悄然复出对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官员问责制构成了极大威胁,使其权威性受到挑战和破坏.尽快完善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经成为当前的紧要任务.在现有官员问责法律框架内,涉及官员复出的内容所占比例偏少,也较为原则,操作性欠缺.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建设应纳入法治化轨道.     

论西周王朝政府的僚友组织

西周金文中的"僚"和"友",是不同身份的两类职官.其中的"僚"是指担任副职、负责辅佐正职管理职事的官员;"友"则是指一般的属吏,这类属吏通常是由官长的同族兄弟担任.在西周时期,一些政府部门已经形成了正职、副职和属吏的三级科层结构,反映了西周行政组织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科层化和政事的日益繁复.     

鸦片战争前的“行欠”纠纷与中英交涉问题新探

鸦片战争前的中外"行欠"纠纷主要产生于以下两个原因贸易中议价的不合理及货物的赊卖活动;洋商对行商的高利放贷.清政府在处理"行欠"纠纷时,混普通涉外民商纠纷为政府外交事务,加之中国缺乏解决涉外民商纠纷的法律制度安排,使得"行欠"纠纷无法在当时的法律体系内得到解决;而英商和英国政府在交涉中的策略选择,也使得"行欠"一步步演成了两国之间的国际交涉.     

1870年的中日交涉--以总署大臣历届办法的运用为中心

一般来说,他国与清政府开始国交之时,外国使臣需有钦差头衔,条约的商议地点应在天津及需有已订约国的介绍,此为"历届办法".在以"历届办法"处理日本使臣访中并要求缔结通商条约这一外交事务过程中,清朝最高外交机构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所表述的"人云亦云"的对日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官员对日认识的水准.以"新形式"向历届办法进行挑战的日本使臣,在李鸿章等中国官员的支持下,取得了一些外交成果,同时也对以后的交涉产生了影响.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府官员规模研究

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机构庞大,人员臃肿"。通过国际比较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城乡社会结构、政府能力以及政府职能、政府财力、公务员薪酬水平等是制约政府官员规模的主要因素。中国在政府官员规模方面的主要问题不是绝对规模过大,而是比例、结构不合理和"运行性过剩"。对政府官员规模的研究,要打破"数量屏障"的思维定势,理性分析政府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短期"适度从紧",有条件时"适度扩张",要重视调整公务员在政府部门之间的配比关系。     

海外之变体:明清时期崇明盐场兴废与区域发展

自南宋时期崇明天赐盐场成立起,官方的兴趣就不全放在其盐业生产的控制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宽松度和随意性,之后该场几经兴废,虽与崇明沙洲发育不稳定不无关系,但也是为了在两淮和两浙盐区之间制造一个缉拿私盐的"缓冲地带"。入清以后,官方曾针对缉盐做过诸多数目字管理的尝试,但终不免功亏一篑,过于宽松的氛围往往成为严格制度的致命"黑洞"。     

从《申报》看清末的赌博与禁赌

清末是中国历朝赌博最为繁盛的时段,赌博方式种类繁多,既有传统的赌博方式,也有新创的方式,还有从西方传入的方式.赌风愈演愈烈,给个人、家庭乃至社会均造成极大危害,官方禁赌势在必行.禁赌的时段主要集中在新年、庙会唱戏、节庆之际及农产品收获之时;禁赌的地点主要集中于公共领域,烟馆、茶肆、会场、戏场及学校附近.禁赌的对象除无业游民外,商人、匠人、士兵、学生、旗人和官员均纳入序列.禁赌的举措以颁发禁令、颁布告示为主,执行过程中的得贿包庇,成为清末禁赌的"顽疾"和"不治之症".     

公共责任与官员问责制

源于西方政治的问责制(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如今在中国已成为现实,正在推行.为了理解官员问责制的内涵,对于英文"accountability"初始涵义,以及"责任"、"公共责任"等相关概念的考察就成为必要.本文在分析了这些概念之后认为,公开、民主、公平和效率是当前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所追求的目标;而官员问责制的基本内涵有:政府官员应对其已履行的责任向人民汇报说明;对没能履行的责任要接受民众的问责;来自政府系统内部的问责;来自法律法规的问责及来自自身的问责.显然,把握问责制的这些内涵,对于我国官员问责制的成功推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现状及其成因浅析

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新理念多,实质性举措较少.就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来看,由于压力型体制的权力制约、利益来源的上级依赖,如果中央要实际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地方官员也很难形成阻力,加上表现政绩的群体追随效应,地方官员反而更会在实践中创新改革方式,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际上,中央在政治体制上也作了一些实际工作:如在全国范围内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的选举方式改革不断涌现;直选地方党代会代表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验继续推进;公推公选县长及地方政府官员的实践探索已经开题;区县人大代表群体竞选现象开始显现.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进步.但目前的改革步伐较慢:一是基层民主政治改革试点经验尚有未被中央逐步规范和推广的趋势;二是"人走政息"现象较为普遍;三是"民荐候选人"和"自荐竞选者"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四是缺乏明晰的政治体制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现阶段,中国改革最高决策层以巩固政权为依归,以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紧迫需求来决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放在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并将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寓于构建和谐社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