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论》中商业资本等范畴顺序看逻辑和历史的一致

数年前,沈佩林同志在论述《资本论》中范畴的逻辑顺序和历史顺序的问题时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在这部著作中把黑格尔所提出的逻辑顺序和历史顺序相一致“当作一条原则原封不动地加以贯彻”,认为那种主张它们相一致的人们“忽略了《资本论》中同这种观点相反的、大量存在的逻辑和历史并不一致的地方”他的重要论据之一是:在《资本     

也谈对待《资本论》的根本态度——与熊映梧同志商榷

去年七月,《社会科学》又一次刊登熊映梧同志谈研究《资本论》的文章《再谈用发展观研究〈资本论〉》,使两年多前未能充分展开的讨论得以展开,确是一件好事。熊映梧同志认为,这场讨论“涉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笔者亦认为如此。所以,也想谈几点看法。     

也谈形象思维的逻辑——兼和朱丰顺同志商榷

什么是形象思维的逻辑规律和思维形式,这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读了朱丰顺同志的《形象思维逻辑论》(载《人文杂志》)1981年第5期)一文后,有些想法谈一谈,以求教于朱丰顺同志及其他研究者。     

也谈《敕勒歌》——兼与王曙光同志商榷

《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发表了王曙光同志《试论<敕勒歌>的作者及其产生年代》一文,就《敕勒歌》的作者、产生年代问题提出了新的意见,     

也谈“意境”范畴的属性——与王昌猷同志商榷

尽管人们用意境作为美之代称评价各类艺术,特别是诗词艺术,但用意境揭示艺术美的本质向来就不属纯艺术欣赏范畴。然而王昌猷同志在《认识意境、创造意境》和《再谈我国古代文论中意境的特征》两文中却将意境仅仅归结为艺术欣赏范畴,并反对人们从创作角度、从艺术形象来源和构成角度谈意境。王文从维护传统完善传统角度把意境界说为“意境就是沟通文艺家及其作品与欣赏者及其感受之间的桥梁”,即“意境美实际上是作品中的形象美在欣赏者头脑中的反映”,认为意境虽与艺术形象有关但更有区别,以此反对所谓以严羽、王士桢为代表的“意境与艺术形象无关”论和以王国维、李泽厚为代表的“意境就是艺术形象”论,而认为以钟嵘“滋味”说为起点的着眼于艺术欣赏范畴的意境论,才是值得尊重的传统。这是值得商榷的。     

《资本论》中的“工资”不是分配范畴吗——与胡培兆同志商榷

胡培兆同志在《〈资本论〉中的工资不属分配范畴》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工资当作分配范畴来看待。因为马克思从未说过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参与消费资料分配的权利。”“通过交换取得的作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转化形式的工资,并不是分配范畴。”对此,笔者谈几点不同看法。     

也谈《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与牟世金同志商榷

牟世金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2期发表了《〈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一文,读后很有启发。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看法。关于《文心雕龙》的“纲”的部分,笔者已有专文发表,现写出属于《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部分,以便进一步讨论。     

也谈《资本论》的叙述法问题

张薰华同志在《学术月刊》一九八一年第七期发表的《辩证法在<资本论>中的应用》一文,新意颇多。拜读之后,感到如果适当改进,可能更加完美。这里,就所论及的叙述法或圆圈法问题提两点意见,仅供参考。第一,不能把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的行程完全对立起来。张薰华同志说:“研究的方法是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叙述的方法     

也谈劳动力个人所有问题——与詹彪同志商榷

詹彪同志在《劳动力所有权,还是劳动的社会形式》 (载《江淮论坛》1981年第三期,简称《还是》)一文中认为,劳动力个人所有这个概念,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是不必要的。他说:“对生产要素的占有,还不是现实的生产,只有使它们结合起来才能进行生产,对生产要素的占有,也不是现实的生产关系,只有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即特殊的生产的社会形式,才是现实的生产关系。因此,我认为作为生产关系要素的,是劳动的社会形式,而不是劳动力所有权。”     

也谈畜产品加工问题——与李高泉同志商榷

<正> 我省的毛纺织工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现已初具规模。展望未来,它的发展前景如何?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省毛纺织工业的发展,道路是很不平坦的。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筹建青海毛纺织厂时,就遇到了一个在青海高原、“西宁毛”的故乡,要不要建设毛纺织厂,发展毛纺织工业韵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青海的畜产品资源,是就地加工,为国家提供制成品好,还是把资源长途运到京津沪等地加工好的问题。青海毛纺织工业的诞生和发     

也谈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与周维衍同志商榷

开展有关台湾历史地理的研究,对于阐明古代大陆与台湾人民间的悠久、密切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研究》1978年第10期发表的周维衍同志《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在这方面作了可喜的开端。该文着重介绍了国内较少看到的明代台湾历史重要资料陈第《东番记》全文,并指出台湾一名是由“大员”转化而来,而“大员”可能起源于“土著番族的称谓”,这些都和今日通行的说法相一致。不过在关于台湾古代名称和若干地名的考订方面,还有不少难以同意之处,不揣浅陋,提出下面几点与作者商榷。     

也谈能动性——与李鼎文同志商榷

<正> 关于能动性问题的讨论,已历时四、五年了。李鼎文同志的《关于能动性的历史考察》(载《文史哲》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以下简称《考察》)一文,在突破“万物皆有能动性”的思想方面,给人许多启发。但文中也有几个问题笔者不敢苟同,现陈述如下,并以此就教于李鼎文同志和学术界。     

也谈《自题小像》的作年问题——与常明同志商榷

近来关于鲁迅诗《自题小像》的作年问题颇有争论,其实这也是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有说这首诗作于一九○一年的;有说作于一九○一年二月——一九○二年二月的;有的说作于一九○三年的;也有的说作于一九○四年的。《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六年第三期上发表了常明同志的《〈自题小像〉的写作年代问题》,认为当作于一九○二年秋。对此我们有些不同看法,愿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与常明同志讨论,并就教于读者。     

也谈“客观性”范畴最基本的含义——与王永昌同志商榷

王永昌同志的文章《“客观性”范畴初探》(见《人文杂志》1986年第4期),对“客观性”范畴的基本含义作了一些探讨。王文在对“客观性”范畴作了一番分析后提出:“‘客观性’的最一般、最基本的含义,是指某物不依赖于另一物的一种属性和意义,即某物具有不依赖于另一物而存在的一种‘两物’相互关系中所显示、体现和表露出来的特性。”并且认为这是“根据列宁的一系列论述”而得出的     

评《也谈现代化与现代派》——与尹明耀同志商榷

尹明耀同志的《也谈现代化与现代派》(载《文艺报》83年3期,下称“尹文”,凡引尹文,均见此)一文,既是对许多同志针对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提出正确商榷意见的文章的驳难,也是对徐迟同志文章的直接呼应,可以看作是徐文的续篇或姊妹篇,用作者的话说,都是“为现代派思潮推波助澜”的。尹文说,徐迟等同志的文章“对于现代派文艺出现的原因”,“只注意从时代背景、社会根源方面去加以说明”,而作者的文章则是“对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的探讨”,而所得出的结论与徐文完全一致,可谓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徐文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也谈“为了”——与詹重正同志和木央同志商榷

<正> “为了”是一个使用频率比较大的词,对它的词性的看法如何,直接关系到单复句的划界问题,关系到承认不承认有“为了”关联着的目的复句问题。从目前已出版的三部影响较大的现代汉语教材来看,张静先生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列有目的复句,肯定了“为了”是表目的关系的连词;黄伯荣、廖序东二位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虽然列有目的复句,但表示目的关系的关联词语表中未列“为了”,例句中也没有表目的分句在前的类型,可见,他们是     

用怎样的观点发展《资本论》——与熊映梧同志商榷

熊映梧同志在《社会科学》1983年第7期发表了一篇题为《用发展观点研究<资本论>》的论文。读后使人感到,文章虽在有的地方是“用发展观点研究《资本论》”,但文章的第二部分却在许多地方误解了《资本论》。熊文共三大部分,以下按次谈谈我的观感。     

也谈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与邬剑同志商榷

邬剑同志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上发表的《民族形成上限问题之再探讨》一文中,提出了他对民族形成上限的新见解。认为民族形成的上限在原始社会,具体地说,民族的形成“大体上是在氏族形成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即氏族‘继续发展起来’的时期或至其‘全盛时代’,而不会更晚”。我们认为,邬剑同志的看法对于冲破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等传统观念的禁区来说,确实是一重要的探索,但是他的结论似尚有待研究之处,提出以下商榷意见,以利于开展讨论。     

也谈土地批租的法律问题——兼与刘铭纲同志商榷

土地批租是“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简称。刘铭纲同志的《关于土地批租的法律问题》(上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以下简称《刘文》),从法律角度分析了土地批(?)的问题。笔者对《刘文》的第二部分不敢苟同,提出自己的浅见,以求共同探讨。 《刘文》第二部分认为,在土地批租问题上,土地所有权与建筑物所有权不应实行分离的法律制度,并提出三点理由作为佐证。笔者认为,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而建筑物所     

也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问题——与陈荣富同志商榷

陈荣富同志的《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问题》一文,对“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的看法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首先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并且,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陈荣富同志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的看法,这种大胆探索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但是,从开创新意的愿望出发并不等于必然得出科学的结论。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说得很明确:“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人类社会的认识”。显然,一般哲学教科书的观点是由此而来的,而这样的看法是与陈荣富同志的见解相反的。我们并不认为凡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说过的话都不允许有任何疑问与再认识的余地。因此,我们应该排除任何先入的见解,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重新学习与思考这个问题,探究以上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本来面目;并期望通过这种探索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史的认识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当然,这也可能仅仅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不当之处尚希陈荣富同志与其他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