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利冲突及其配置

本文在对传统的权利承认→保护→实现理论进行反思后认为：权利具有冲突性，因此其能否真正为其主体所实现并不在于法律的承认和保护，而在于行政、司法机关的配置。文章指出，对冲突权利进行配置时应遵循基本权利优先于非基本权利原则、利益衡量原则、衡平原则和公平限制原则。最后，文章就对冲突权利有权配置的主体问题做了探讨     

权利、权力语境中宪政的价值诉求

权利、权力的博弈与整合促成现代宪政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宪政是动态中权利、权力博弈与整合的结果。权利、权力语境中宪政的价值诉求是指在权利、权力博弈中对国家权力的规范制约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是实现宪政的动态过程,即是如何在制度设计和实践中实现对国家权力的规制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宪政价值诉求实现的表征是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     

论少数人的权利

少数人作为人类群体中的一份子,理应享有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并不因任何多数的意志而改变,这是人的内在伦理价值所决定的.在实然层面上如何解决、取舍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权利冲突问题,理论上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法学派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理论,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提出了"利于最少受惠者"的理论,实践中也存在绝对民主与宪政民主两种不同的运行体制.少数人权利保护的具体机制应该以罗尔斯的"利于最少受惠者"思想为理论基础,必须建立在宪政民主的宏观政治体制之上,秉持"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原则.     

权利的防御权能与行政机关的消极义务

权利的防御权能，是指权利主体应享有的一种要求其他人承担不得侵害其权利的不作为义务的能力。在一个真正实行宪政和法治的国家，公民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能，应主要是针对国家机关的。从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能充分化的视角，可对国家行政机关应承担的相应消极义务，进行系统的条理化分析。     

中国宪政体制下民主政治建设法律化和制度化研究

本文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政治文明目标出发,具体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体制下的政治民主建设的具体实现措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进,切实加强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加快行政体制改革以实现对政府权力限制,有效规范执政党的民主建设等问题。提出了作者的一些建设性意见,以期对我国的宪政体制下的政治民主建设有所裨补。     

公共图书馆读者权益保障条件研究

从利益和权利两个角度对图书馆读者权益的概念进行阐释。继而分析了我国公共图书馆在维护读者权益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些说明读者作为公民在图书馆应该享受的这些法定权利不是实然权利。在我国的公共图书馆中,读者应有的基本权利如：免费使用权、阅读自主权、参与权、个人隐私权、关爱尊重权以及特殊群体应该享受的特别权利等,是现代社会读者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是应然权利,应该以法律的手段予以保护和执行。     

关于高等教育法制基本问题的思考

高等教育领域内主要存在着国家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力与高校的自主性权利,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学生权利与高校管理权力的基本权利权力形态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对上述权利权力及其矛盾冲突的法律调整构成了高等教育法制的基本问题。本文对高等教育法制基本问题的法律调整进行了理论分析。     

权利与权利失效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要旨是要求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的过程中,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负载了“社会本位”权利观的价值,在民法上成为一般条款。基于法律基本原则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特征,故设立权利失效原则实乃必要。文章以权利的本质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为分析出发点,阐述权利失效的构成及功能。     

基本权利宪法保留的规范与价值

基本权利的宪法保留规范是通过限制立法权来保障人权的立宪技术,它不同于宪法对基本权利的概括限制规范、基本权利限制的宪法界限规范和基本权利的修宪限制规范。各国宪法设置宪法保留较多的是生命权、拒绝人体试验的权利、新闻出版自由、财产权、刑事被告人权利等。其价值诉求在于权利神圣、权利先在、宪政民主以及宪法是法。宪法保留作为一种事前保障,比单纯法律保留和加重法律保留更有利于人权保障,但它只是基本权利保障的开端。     

浅析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关联

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的关联主要表现在：道德权利先于法律权利,是法律权利的来源,是法律权利的价值所在,是法律权利的必要补充,在社会生活中,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的历史统一,是一个国家走向法治、实现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试论物权确认

确认物权既是物权保护的前提和起点 ,又是物权保护的方法之一 ,对物权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确认物权的请求权不是一项独立的物权请求权和民事实体权利 ,而是一种裁判请求权 ,但这并不妨碍其作为一种独立的物权保护方式。物权确认应当通过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 (包括民事诉讼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 )进行 ,但不应通过仲裁程序进行。物权确认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则是诉讼法上的证据规则和民法上的权利推定规则 ,前者不应在民法上规定 ,后者应在民法上予以明确规定     

论物权行为的独立性

在大陆法系国家中,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对司法实践和民法理论均有巨大影响。物权行为是物权、债权两分下的必然逻辑结果,物权行为因此也必然独立。即使是在所谓的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也难以彻底否认物权行为的存在。我国的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中,也隐含了对物权行为独立性的承认。对物权行为独立性的承认有利于维护私法自治,正确认识物权行为独立性是理顺法律逻辑和解决现实法律问题的必然要求。     

正义视野下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正义是法律的终极价值,也是公司法的终极价值目标。正义价值要求公司法在促进公司效率的提高和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妥切保护中小股东权益。而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实现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前提。当下,我国公司法应该更加重视公平,不仅要把公平置于信仰层次,而且要更多地把公平和效率同样地置于操作层面。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切实维护中小股东权益以实现社会正义。     

水利碑刻与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

水利碑刻记录了水权运作的细节及规律,对我们探讨近代水权纠纷解决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碑刻通过对以往水权案件的宣示,不仅可形成水利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也可起到预防、遏制水权纠纷的作用。如果不发生纠纷,水利碑刻是水权运行的章程、规则,以警告、宣示等手段,维护正常水权秩序的运行;如果发生了纠纷,就不仅是处理纠纷的证据,还是处理纠纷的法律、准则。就形式而言,水利碑刻是传统的,甚至有点古老,但是,它仍对近代,乃至当代水权纠纷的解决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论中国农民成员权

中国农民成员权是指由中国法律制度确认的,有农民身份者在村社集体关系中享有主体地位和利益份额的法律资格。中国农民成员权是特定范围农民的群体性权利,可使集体权益回归农民,维护村社组织本旨,实现土地保障功能。在私法中,以成员资格为基础安排主体制度,以集体利益为基础安排客体制度,通过成员权衍生权利体系展现权利内容。同时,按照法定程式行使成员权,并依据多种意志共治实现成员权变动。     

财产法内部的区隔与关联——债法修改中的物权制度协调问题

债法修改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债法与物权法的制度协调。经由债法和物权法的区分,财产法内部出现了区隔。该区隔观念涉及有体物限定、抽象所有权、物权法定、物权行为等一系列重要制度的确立。但此种财产法区隔的观念在《德国民法典》的发展之中逐步被软化,《荷兰民法典》和DCFR虽然仍坚持财产法内部的区分而非完全融合,但使得财产法内部呈现出多元化的关联。这种关联并非仅仅是一种现象,而且是一种必然,并由此导致制度的诸多因应改变。     

论诉讼时效的客体

诉讼时效的客体应仅限于债的请求权而不包括物上请求权。《民法通则》第135条对诉讼时效的客体范围未予明确,不利于对某些权利的保护。     

财产权在法国法上的效力及其地位演变

自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将私有财产宣告为一项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以来,财产权在法国法上的地位发生了演变。私有财产权不仅被视为一项基本人权,同时也被认为是法国基本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后,法国私有财产出现了不断社会化的趋势,宪法和法律对财产权的保障也呈现出相对化的特点。宪法保障机制使财产权获得了高于一般法律权利的地位,立法对财产权的剥夺与限制性条款必须符合宪法关于财产权保护的各项规定。法国宪法委员会通过违宪审查机制不断丰富和完善了财产权宪法效力的内涵,并进而推动了财产权地位的演变。     

公共行政中的权利分析

张康之教授在其近著《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一书中,分析了权利在公、私领域存在的不同理由,创造性地提出了在公共领域拒绝权利这一主张,并提出以责任意识来代替权利意识的观点。但是作者提出的在公共领域拒绝权利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可以通过职业定位、法律规制和提高道德责任意识等方面来合理规制行政人员的个人权利,使其无害于公共利益。     

人格与人格权立法模式探讨

人格权与人格不同,人格权不再是主体制度的一部分;人格权与财产权不同,人格权不可能归入财产权;人格权与人格权请求权能不同,人格权的“广义内容”不可能仅限于侵权法上的规定.民法上人格权制度的立法模式,应分为四个层次:民法的基本原则构成人格伦理价值的法治基础;民法的主体制度是实现主体人格伦理价值权利化的逻辑前提;人格权与主体制度分离并建构独立的权利体系和制度规则;对人格权的救济应采用“退出式”与“割让式”救济路径相结合的立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