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臣”字形义新释——兼及商代的职官泛称“亚”和“尹”

过去对于甲骨文“臣”字形义的认识有误,正确的解释应为“臣,长也。事上监下也。像耳目之形”。这可以得到甲骨文中诸多“臣”字字形和辞例的验证。实际上,商代的“臣”是一种职官泛称。商代类似于“臣”的职官泛称还有不少,“亚”和“尹”是其中的典型。此时称“臣”“亚”和“尹”的职官,不仅存在于内服,而且存在于外服,这主要是因为商代的职官分职还不明确。     

壮族的歌圩节

节日起源三月三歌节又叫歌圩节，壮语称“窝埠坡”或“窝坡”，原意为去歌场唱歌。歌圩是壮族人民自古就有的风尚。古老的壮族人民长期在山野从事繁重的农耕劳动，为了打破可怕的寂寞、提高劳动效率，在各个山头劳作的人们开始相互对歌。人们用歌声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赞美，随后他们又借助歌声相互表情达意，或结姻缘，或交朋友，增加了生活的乐趣。壮民们以歌声显示自己的才华和心灵的高尚。因此，壮族人个个能歌善歌。     

论韩学与苏学中的“海”“潮”之变

韩愈与苏轼博大其文,深邃其思,曰海曰潮均不为过。故学界以“海”、“潮”形之,始称“韩海苏潮”,继谓“韩潮苏海”。称海称潮,位置之变,反映了韩学与苏学界对韩愈、苏轼二人合乎实际的重新认识和了解。韩浑灏流转,势如长江秋注,潮之喻更切;苏海涵地负,澜翻波卷,其博其深非海不足以形之。韩潮苏海内容为何,正是关键之所在。     

何谓“哲学”?——论生活儒学与哲学的关系

就其问题意识即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而论,生活儒学的最终落脚点是“形下哲学”的建构,重点是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中国正义论”及其所奠基的“国民政治儒学”。这种“哲学”通常是指某个学科领域的原理部分,如“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甚至包括作为分析哲学的所谓“语言哲学”,其所思考的乃是形而下的某个存在者领域。但更严格的“哲学”概念,按照海德格尔的界定,乃是形而上学,主要是传统的本体论,其所思考的是存在者整体,最典型的是黑格尔式的以“反思”为特征的哲学。在生活儒学,这就是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以及针对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的建构。这种“形上哲学”与上述“形下哲学”的关系,即“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然而按照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思想,形上哲学与形下哲学都是存在者化的思考,即都面对“存在者何以可能”的追问;再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思想,上述关于“存在者”的哲学都需要关于“存在”的思想来为之奠基。这种存在之思不是哲学,而是海德格尔所称“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的任务”。在生活儒学,这就是关于“前存在者”的“生活存在论”或“生活论”。因此,生活儒学不是哲学,或者说远不止是哲学。然而正如海德格尔之“思”也被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种最宽泛的“哲学”概念所包含的存在之思亦可称为“存在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儒学亦可称为“生活哲学”。     

日语中的敬语误用

现代日语中存在大量的敬语因素,日本人在运用日语进行交际时,总是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注意敬语和非敬语的问题,比如说:在一个家庭里,丈夫与妻子之间,丈夫自称“我”时,用“”或“”,不用“”;妻子自称“我”时,用“”或“”,不用“”或“”。丈夫称妻子“你”的时候,用“”或“”,不用“”:反过来妻子称丈夫“你”时,只能用“”,不能用“”或“”。“”、“”是男性用语,“”、“”是对平辈或晚辈使用的人称代词,“”和“”是谦让语和女性用语,“”是敬语。     

基于构式语法的汉语"形(动)死我了"句式研究

“形（动）死我了”结构的句法语义特点表明,它是一个中心义为说话者经历极度状态变化的构式。与“形（动）死我了”构式规约相联的形容词或动词,与构式所表示的事件之间存在子类关系,在此基础上形容词或动词与构式整合。限定进入“形（动）死我了”构式的语义类型,统计类型频率,发现“形（动）死我了”构式中能产性最高的类型是心理感觉形容词,能产性最低的是表示人或事物特征的形容词。比较“形（动）死我了”构式与“我形（动）死了”构式,发现两者在语义上无差别,但在语用上有差异。     

基于构式语法的汉语“形（动）死我了”句式研究

“形（动）死我了”结构的句法语义特点表明,它是一个中心义为说话者经历极度状态变化的构式。与“形（动）死我了”构式规约相联的形容词或动词,与构式所表示的事件之间存在子类关系,在此基础上形容词或动词与构式整合。限定进入“形（动）死我了”构式的语义类型,统计类型频率,发现“形（动）死我了”构式中能产性最高的类型是心理感觉形容词,能产性最低的是表示人或事物特征的形容词。比较“形（动）死我了”构式与“我形（动）死了”构式,发现两者在语义上无差别,但在语用上有差异。     

论《周易》之“象”

在《周易》中,“象”是“道”的显现,圣人由直观之“象”可以实现对形而上之“道”的体悟.并且,圣人通过效法万物之象而创设卦象,由卦象这种符号系统对“道”进行阐说.象虽直观却不同于形,它表现为“未形”之“几”的动态存在.象是整体情境中的象,它存在于整体境象中.简言之,《周易》之象具有直观性、动态性、整体性、形上性等特征.《周易》之象与中国文学艺术之象有很多类似或相通之处,它构成了文学艺术之象的直接渊源.     

彝族族源初探——兼论彝族文字的历史作用

一、彝族的族称和历史阶段 彝族的族称解放后统一用“彝”字,最早用“彝”字作彝族族称的是清道光《沾益州志》。彝族在各地的自称或他称多达数十个(参见《彝族简史》)。多数自称或部分他称的第一个字的声母大部分为n(n)或1,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为sh或ch、t等。n(n)、l是族称,sh、ch、t为亚族称。亚族称是由人名演变为家支(族)名,再演化为支系名。汉文文献中记载的“夷”有时泛指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有时专指彝族。汉文文献中的“夷”实为彝族自称ne或ni“尼”的同音异写。“夷”、“尼”、“宜”在古汉语里同读一音,“夷”与“尼”、“宜”读音相     

“臣”字说解质疑

通过分析“临”、“望”、“紧”、“贤”等从“臣”汉字的形体结构,认为今天的“臣”宇字形有两个源头：其一,“臣”像人被束缚之形是造字之本义,其义乃由“缚”而“牵”,由“牵”而称被牵者为“臣”,很自然地引申出了“奴虏、臣仆”等义,是为正解;其二,“臣”像竖目之形,则是一种误解和讹传。     

长江三峡地区古代腰坑葬俗的考古研究

据考古学文化发现资料获知,三峡地区腰坑葬俗,始见于新石器时代。商代腰坑墓数量增多。战国至秦汉仍传流不断。尤其是唐宋及明代在三峡地区更是屡有发现。从鄂西、三峡地区考古发现的腰坑墓资料现象观察,其发展当是由东向西传播这么一个趋势,然后再由三峡地区继续向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贵州等地传播,直至今日,西南地区仍见有这种葬俗。延续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     

南朝模印拼嵌画像砖的工艺特色与创新

画像砖是我国文物宝库中的奇葩,南朝时的模印拼嵌工艺是中国古代南北文化交流的结晶。本文在回溯早期画像砖工艺的基础之上,以南朝的社会背景为依据,剖析了南朝时期模印拼嵌画像砖的工艺特色与创新。     

魏晋南北朝墓志所见辞书未收词语试释

魏晋南北朝墓志属出土文献,语料丰富,特色鲜明,其中有数量不菲的词语被《汉语大词典》、《辞海》、《辞源》等普通辞书所失载,这里抽出10条词语试加诠释,以期对《汉语大词典》等大型工具书的编撰和汉语史的研究提供参考。     

略谈中国的盗墓小说

近几年中国兴起了盗墓小说热,而在中国小说初创的魏晋南北朝小说中就有大量与掘墓有关的小说。二者竟然有很多相同点,都与民间道教有关,都与白日梦的心理机制有关,都有有民间色彩的叙述者。在纯小说读者流失的今天,我们应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若干问题探析

东晋南朝墓志的渊源、摆放位置、纪时格式及"一志多方"现象等若干问题,是前人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却仍有待深入的重要方面。东晋墓志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受西晋已经形成的使用墓志的风习的影响,源自西晋;而其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却又受到南方使用志墓砖铭的丧葬习俗,以及东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东晋至南朝墓志发展、定型的过程相吻合的是,墓志的摆放位置、纪时格式也同样经历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变化过程。东晋、南朝墓志中的"一志多方"现象,虽然比较特殊,但大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偶然性,且出现的时间也不稳定。     

从日中比较角度谈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日本学者家井先生继承赤冢忠先生的学说并加以批判性、实证性的发展 ,从而对《诗经》的《风》、《雅》、《颂》以及“兴”提出了新的理解。石川三佐男先生在楚辞研究中 ,采用了把战国秦汉时期长江流域、楚地等出土的考古资料与《楚辞》诸篇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前所未有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开拓出仅靠文献资料和文献学不能进入的领域。石川先生的《楚辞》研究 ,是以他在二松学舍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时 ,在赤冢忠博士指导下所学到研究《诗经》、《楚辞》的方法为基础的。石川先生的研究与赤冢忠博士和其他楚辞研究者的方法截然不同的是 ,他运用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 ,并特别重视长江流域和楚地出土的考古资料。     

北宋皇帝葬礼探考(上)

自汉迄唐,皇帝死后葬期长短不一,北宋一改旧观,恢复了“天子七月而葬”的儒家礼制;山陵役夫情况,正史中讳莫如深,作者从《金石萃编》等书中找出了有力证据;对山陵耗费,文章特别注意到“间接花费”和“山陵维护”等为常人所忽略的问题;嗣君为什么大建山陵?本文亦有自己的见解。     

张家山汉墓古竹书《盖庐》与《伍子胥兵法》

江陵张家山西汉初年墓葬所出古竹书《盖庐》 ,是托名伍子胥的古兵法著作。该书与《汉书·艺文志》中兵技巧家的《伍子胥》1 0篇无关 ,而可能是同书著录的杂家《伍子胥》8篇中的一篇。其成书时间当在楚汉之际或是战国晚期     

中国古代镇墓兽对奇幻角色造型设计的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镇墓兽以其奇幻的造型、丰富的色彩、强烈的神秘意味成为中国古代艺术中的一朵奇葩,其造型特征对于当今影视、动画、游戏作品中的虚拟奇幻角色设计具有特殊的借鉴意义。中国古代镇墓兽与当代奇幻角色造型设计的结合性研究,可以为奇幻角色造型设计开辟新的创作思路,提供有中国民族特色、中国文化特征的艺术形象。文章具体阐述了中国古代镇墓兽的艺术特征,结合当今影视作品中的奇幻角色造型进行分析,提出中国古代镇墓兽对奇幻角色在造型设计上的启示,并对其可利用性理念进行了一系列探讨。     

中国都市的墓制走向

墓制作为宗教与礼俗的产物 ,总是与一定的时代、社会相联系 ,呈现出阶段性的演进规律。在 2 1世纪 ,中国都市墓制的演进将从模式化到个性化 ,从家族化到社群化 ,从乡土到广域化 ,从有形化到无形化。都市墓制在短暂经历了“艺术化”与“集群化”的阶段之后 ,将步入旨在回归自然的“无形化”时期 ,“无形化”将成为 2 1世纪墓制变革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