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及其制约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开始追求与日本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从最初的“政治大国”、“国际国家”战略到现在的“正常国家”、“普通国家”战略，日本二十多年来的大国战略是在不断演进和发展的。近年来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战略日趋成熟，并通过经济、法律、外交、传媒等途径推进“普通国家化”战略。但是，日本的外交理念、国际意识、国内体制，以及国际和周边环境，对其“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实施，构成了重要的制约和牵制。     

日本新《海洋基本计划》解析：特点、动因与影响

日本长期以“海洋国家”自居,海洋战略不仅在其国家战略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更关乎中日双边关系及地区和平与稳定。2023年4月28日,日本出台第四份《海洋基本计划》,用以指导今后五年具体海洋政策。作为岸田文雄上台执政,并对日本安保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后的首份《海洋基本计划》,其相较于第三份《海洋基本计划》呈现出“泛安全化”趋势空前加剧、将海洋“威胁”主要来源从朝鲜调整为中国与俄罗斯、提出“构建可持续海洋”基本方针三大特点。造成此种变化主要原因包括：日本战略文化中危机意识、扩张主义及尚武等因素的长期浸润;日本国家战略进入向以“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为核心诉求的“全面大国”转型加速期;日本外部环境发生以进入所谓“新时代”为代表的显著变化;岸田政权因经济低迷、少子老龄化、系列政治丑闻等问题遭遇执政危机。日本未来以第四份《海洋基本计划》为蓝本的海洋政策调整,或将对中日关系、地区安全形势乃至全球“高边疆”领域合作造成负面影响,值得予以高度警惕。     

日本军事大国化的新动向

近年以来 ,日本在军事方面的一些新动向非常引人关注 ,其主要表现是不断在立法和实践方面突破“专守防卫”、“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等日本防卫战略上的基本原则。在“无核三原则”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通过对这些新动向的考察来探讨日本军事大国化的可能性     

武析安倍政权的虱家战略——以安倍政权修改和平宪法为中心

安倍上台后，积极推动修改宪法。围绕钓鱼岛争端，日本加强军事部署，采取演习、阅兵等手段威慑中国，表明绝对不会让步的决心。日本非法“购岛”一年多后，仍然执意在军事领域对中国强硬，在钓鱼岛争端中完全不顾中日两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是日本新的国家战略。日本的国家战略在各个阶段其目标、手段和内涵是不同的。80年代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中曾根康弘打着“战后总决算”的旗帜，追求政治大国化。安倍上台后，日本的国家战略面临新的转型。他提出“打破战后政治体制”，追求军事大国化。     

当代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格局的演变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货币体系对国际格局的演变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货币金融力量演变成一种重要的政治或战略权力。ＩＭＦ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明显突出。在这两个方面占有压倒优势的美国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以往政治和军事权力的“金融霸权”,它在国际格局的地位重新得到强化。欧元的诞生,不仅使国际货币体系发生重大变动,欧盟也将成为挑战美元霸权和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日元国际化的实现,日本政治大国化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日本亚太海洋军事部署：动向、背景与影响

日本聚焦于应对所谓中国海洋军事威胁,通过构建西南海域一线军事部署体系、强化“美日同盟+”集团战略后盾、推动防卫政策转变与防卫力量建设跟进以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一体化建设,推进更具实战化、集团化、系统化的亚太海洋军事部署。这一动向是基于大国博弈环境下,以美日同盟战略的回归、俄乌军事冲突引发的欧亚地缘政治联动、亚太区域局势紧张升级以及日本加速其“正常国家”战略为背景和动因,其行为必将严重威胁中国东部沿海军事安全,增加中日乃至中美“擦枪走火”的风险,并且增大中国维护海洋主权安全的难度。为此,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促使美日安保体制发挥正向作用,构筑与东亚及东盟国家的安全信任机制,以反制日本亚太海洋军事部署。     

日本安全战略面临十字路口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突破安全战略以“专守防卫”为基本方针的框架而来到一 个战略抉择的十字路口。日本“和平宪法”的制约功能已岌岌可危，“专守防卫”正向“海外派兵”蜕变，“集体自卫权”被用作 “借船出海”的 工具。日本寻求军事崛起，势必打破东亚战略稳定与平衡，引发日本周边关系和国际格局的 动荡与调整。日本完全可以在非军事领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国际贡献” 。日本追求大国地位与作用，宜以深刻反省那段历史、求得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为前提。     

2l世纪初期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刍议

21世纪初期日本的安全战略主要着眼于日本周边、亚太地区以及与日本经济密切相关的波斯湾地区。其主要目标是:(1)确保日本本土的军事安全及经济、社会安定,即:有效防止军事入侵,防止难民大规模流入等事态发生;确保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使日本20年后在经济规模上仍能稳居“大国”地位。(2)确保自日本本土至东南亚和中东海上运输线的畅通,有效应对沿线地区的突发事件。(3)稳定周边环境,以“美主日从”的方式参与主导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日本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手段为:调整、加强日美同盟;强化“自助”努力,增强防务力量;加强周边外交,推动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     

冷战后俄罗斯安全战略的调整及其对华影响

俄罗斯诸多方面继承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安全战略有其特点。旨在重振大国雄风，确保原苏联地区势力范围，竭力防止北约东扩。恢复元气前“绵里藏针”，基本上守而不攻，至多守中有攻。安全战略的调整，体现综合国力，适应形势变化；注重当前，着眼长远；重视地缘因素，突出大国关系。表现为从对西方“一边倒”转向外交全方位；在平等基础上与西方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加强独联体经济、军事安全一体化。中国处于俄安全与外交战略亚太方向之重要位置。地缘因素对中俄关系存在双重影响。目前两国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发展顺利，潜力巨大，彼此得益，并将对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日本强化与印度军事合作问题探析

进入21世纪,日本和印度交流加深,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双方合作关系日益紧密。日本出于本国地缘战略、能源供应路线安全、东北亚地区主导权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等多方面因素考虑,积极推动日印两国军事合作向前迈进。日印军事合作尽管尚未达到战略同盟级别,但在军官互访、联合军演、军售等方面都日趋深化,这种合作趋势对中国产生的压力值得警惕。探析日本积极强化与印度军事合作的表现及动因,对中国维护周边安全环境具有现实意义。     

日本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特征浅析

冷战后,日本为由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在未来的地区乃至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于己的地位,对本国的安全战略做出了较大调整。随着1994年8月《日本的安全保障及其武装力量发展方向——21世纪的展望》报告的出台和1996年4月《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对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定位,其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主体框架业已形成,主要特征初见端倪。概而言之,即: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实力为先导,以日美军事同盟为依托,以联合国外交为中心,以推动地区安全对话为手段,通过不断增强军事上的“自主防卫”能力,全面提高日本“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     

日本会成为军事大国吗?

多年来,日本政府一直宣称日本不做军事大国,不走军事大国的道路。日本军界有人甚至称日本是“军事小国”。然而,近几年日本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它自称进入了“第三次开国时期”,要对战后政治进行“总决算”;在财政预算中突出军费增长率,提出建立“十分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些动向是否预示着日本要背弃过去的承诺,走军事大国的道路呢?本文试就这个问题谈些粗浅看法.     

论当代日本的“现实主义”战略思想

本文从大战略的角度探讨在当代日本居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战略思想。笔者认为,在本世纪内,日本决策集团将只能在政治现实主义流派与军事现实主义鸽派的主张之间作出战略选择。在本世纪内,日本将在军事上谋求地区性军事大国地位,其防务费将不会超过GNP的1.5％。在外交上,日本将继续加强日美同盟,并谋求全球性政治大国地位,以确保其在21世纪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日本“新安保三文件”下的强军计划论析

随着岸田政府在2022年12月出台“新安保三文件”,日本的军力建设迎来重大转变。日本打破了国防预算“GDP 1%”原则以及“专守防卫”原则,试图大幅提升国防预算并全面强化军力,以期成为“能战”的军事强国。“新安保三文件”的出台动因有多方面,包括日本对周边国家“威胁认知”的偏差,日本配合美国的军事战略、加强日美安全合作的需要,以及日本国内更加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在发展前景上,日本强军计划并非完全乐观,其国防预算增长计划有可能无法得到全面落实、“和平主义”思潮以及“募兵难”问题也会对日本的“军事大国化”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     

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经济与安全关系分析

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国家战略中经济与安全相互融合的关系越来越得到重视。在日本国家战略转变过程中,以往受到重视的经济与安全的关系似乎在发生变化。依靠军事力量成为国际政治大国的方式,成为近年来日本国家战略调整的主流方向。从经济手段与军事手段相互补充、经济力与军事力相互转化的关系来看,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继续对"吉田路线"和综合安全路径进行改进及拓展,和抛弃"吉田路线"而选择军事安全路线的两种具体表现,看似矛盾却存在内在同一性。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的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变化,既有国际秩序变化等共性的原因,也有政策制定者对战略环境的判断以及国际经济竞争中地位下降等日本自身的原因。     

论日本海洋战略及海洋体制的发展

在海洋立国战略指导下,日本确立了内阁首相领衔、海上保安厅主导的海洋体制,并利用现有国际海洋法的缺陷,以维护海上安全为借口不断扩大自身海洋权益。日本以中国为海洋战略竞争对手,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强化对中国的海上围堵,遏制中国海洋战略发展,同时深化日美海权同盟,企图共同主导全球和地区海洋秩序,从而建立起扩张型海洋体制,借此实现恢复“正常国家”和谋求大国地位的梦想。日本这种扩张型海洋体制不符合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应该走构建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道路。     

日本“新国防族”的崛起及其影响

“新国防族”的崛起是日本政坛趋向保守化的标志之一。一批年轻的国会议员以日本安全环境趋于恶化为由 ,企图冲破和平宪法的束缚 ,让自卫队更多地在“热点”冲突中披挂上阵 ,加快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步伐。“新国防族”为日本安全战略新一轮调整推波助澜 ,已成为左右日本政局走向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新国防族”目前还不是日本政坛的主流。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国防族”的固有弱点如过于褊狭、僵化的思考、缺乏与日本总体国家战略的整合等将逐渐暴露出来。     

因应与调适: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化

2022年12月16日,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了包括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对日本的国家安全和防卫战略进行了大幅调整。对日本这一举措的理解和评估需要将之放在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演变的整体脉络中,综合考察不同时期国际环境的变迁和大国关系的变化、日本决策者对这些变化的认知和解读,以及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如“保革之争”、宪法“第九条”等对安全保障政策所构成的限制等因素,并对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日本的因应情况,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45—197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发端、1972—1990年作为“经济大国”的战略摸索、1990—2009年冷战后的战略调整以及2009—2022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转型。其总体发展方向是从“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向“普通大国”“军事化”和更加积极主动的自主安全保障战略迈进。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期间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发生转换的关键时期。     

新形势下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及其影响

随着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蓬勃兴起,国际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中美博弈长期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和蔓延,进一步推动了上述趋势。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成为制约各经济体持续稳定发展的潜在因素。在此形势下,主要国家和地区从安全保障的角度强化经济活动,在发展与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近几年,日本不断健全和完善经济安全政策法规,强化政府相关职能,努力提升在关键技术、供应链、战略资源等方面的自主性,同时与欧美等“志同道合国”加强合作,促进形成符合日本利益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实现日本在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及其国家战略。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会给自身、地区及世界带来一些影响。     

日本海上战略通道思想与政策探析

日本经济对外依存度高,战略资源和产品市场均严重依赖海上运输通道。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战后日本始终把保卫海上运输线安全、特别是通道安全,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在日本看来,马六甲海峡是其“石油运输命脉”,同时也是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和相互争夺的焦点,因而只能用一些隐蔽的方式,循序渐进地涉足海峡。此外,日本企图控制马六甲海峡,也是其争当军事和政治大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有着更深刻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