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与东亚合作

当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地区大国的双边关系出现严重困难时,中日双边政治关系的演变会如何影响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和前景?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和日本各自参与东亚合作的轨迹看,中日双边摩擦并没有影响二者为东南亚地区利益而合作,在可预见的将来,恰恰因为中日双边政治关系的困难,中国和日本都会更多地考虑东盟国家的利益和外交需要,以求为各自创造更有利于自身发展和在地区国际关系变化中更加主动的地区环境。     

历史的回顾与启示——中日关系(1972-1992)

1972— 1 992年的中日关系在中国方面获得了高度评价 ,尽管此时的两国关系出现磨擦和冲突 ,但毕竟是支流。文章最后对中日关系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日本对东盟政策与中日关系

战后日本与东盟关系可以划分为各具特点的若干阶段。日本对东盟的政策在每个阶段均有所调整。同时,日本对东盟政策也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在日本对东盟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过程中,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不论积极与消极,主动与被动,日本对东盟政策的调整都或多或少与其对华政策相关。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日本对东盟关系中中国因素的作用日益凸显。日本对东盟政策的定位与对中日关系的调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互为表里,虚实相间。     

中日关系：转折期的特点和展望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日关系进入了重新定位的转折期。内外环境的变化是导致重新调整的原因。中日关系出现了国力竞争、感情冲突、战略利益碰撞的震荡局面,其“震源”就在于日本对中日关系底线发起的强硬挑战。展望未来,中日关系的前景既充满良好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民间交流在战后中日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特殊的中日关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民间交流(外交)”作为非正式外交渠道在外交中具有特殊的双重意义。但是,民间交流或曰民间外交并不能完全代表中日外交关系的全部过程,它仅仅反映了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侧面。对中日关系正常化实现之前,“民间交流”与政府间外交的相互关系如何评价?如何看待“民间交流”在国家关系非正常时期的地位与作用?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认识的变化曲线,即“民间交流”的涨落轨迹是否与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脉络相一致?制约和影响“民间交流”的因素有哪些方面?等等,这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是发展友好合作,还是竞相寻求战略优势压倒对方,将关系到整个东亚的稳定与和平以及一体化进程。东亚地区合作的浪潮给中日两国提供了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也是21世纪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新平台。     

试析安倍内阁以来中日关系回暖的原因

小泉内阁时期的中日关系因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陷入低谷,安倍内阁时期和福田内阁成立后,中日关系逐步回暖.本文论述了安倍内阁以来中日关系改善的原因,着重分析了安倍内阁后期日本在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态度变化的原因和福田内阁成立后日本对外政策中有利于中日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并对今后可能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台湾、中美日关系等问题试做探讨,以期从中找出一些有助于中曰关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2007：中日关系处在“关键年”

2006年10月,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了“破冰之旅”的访问。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应邀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被称之为“融冰之旅”。中日关系开始走出了持续五年之久的“政冷”低谷。两国高层互访标志着中日关系新局面的形成。随着2007年上半年中日关系的继续“回暖”,这段时期也将成为中日关系重新定位的关键时期。尤其是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确立,双方必须克服各种困难和干扰,为形成更加和谐的双边框架而努力。综观两国近年来的关系变化,可以说2007年,将是中日关系重新定位进程中的一个“关键年”。     

野田政权下中日关系展望

2011年8月30日,野田佳彦就任日本新首相。野田的执政环境较前任更为严峻,他将面临如何开展灾后重建、如何刺激经济应对危机、如何稳定政局实现长期执政、如何重整外交提升国际影响力等一系列内外难题。同时,在全球权力加速转移、中国影响力持续上升、东亚区域合作进入＂深水区＂的大背景下,野田如何定位中日关系、如何开展对华外交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拟在简单概括民主党执政以来中日关系总体框架的基础上,探讨野田的对华认识及其初步展开的对华外交,最后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展望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     

论文化交流与中日关系

文化交流是加深中日两国之间互相理解和信任的重要渠道 ,是沟通中日两国人民心灵和感情的友谊桥梁 ,是建立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坚实基础。它往往能起到国际关系中政治外交和经济贸易关系所不能取代的深层次的作用和效果。作者以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观点 ,从八个方面进行了简要的阐发。     

世纪之交:中日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世纪更替之际,特别是近两年来,东北亚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中美、中俄、中韩、日美、日俄、日韩等双边关系都急剧升温,纷纷建立各种战略关系、伙伴关系。江泽民主席访日之后,中日两国也宣布要“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应当说,中日关系的发展...     

论日本政党体制与中日关系

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竞选胜出并开始了执政之路.民主党的执政,打破了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的局面.这一重大变化,使日本政党体制的复杂性逐步显现,日本具体是朝两党制、多党制发展,还是向一党独大制发展,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本文认为,民主党执政对日本内政外交产生重大影响,中日关系走向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如何合理研判日本的政治走向,理性应对中日之间的分歧,成为今后处理中日关系的重点.     

中日关系的回顾与前瞻——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思考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是跌宕起伏的50年,经历了蜜月时期、结构变动时期和竞争加剧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对双边关系、区域发展及全球局势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历史证明,中日之间达成的四个政治文件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重要保障。当前中日关系存在各种问题。中日战略竞争加剧是内外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既受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的影响,也受日本国内因素的影响,还受美国战略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中日关系既有趋冷降温的动向,也有向暖升温的势头,基本特点是冷暖交织。“竞合共生”是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新常态”。在“新常态”下,中日两国应该避免恶性竞争,进行和平竞争和文明竞争,在政治领域增进互信,在经贸领域深化合作,在安保领域管控危机,在民间领域促进交流,共同努力推动中日关系的升温回暖,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钓鱼岛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大量历史文献证明,钓鱼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日本必须把于1895年窃取的钓鱼岛群岛完整地归还中国。石原慎太郎和日本政府妄图通过"买岛"以彰显其"主权所有",这种"洗岛"阴谋必然破产。因钓鱼岛问题事关国家核心利益,中国果断应对已取得较好效果。今后中国应不断加强各种力量,掌握主动权,力争早日解决钓鱼岛问题,以使中日关系能够出现更大的跨越式发展。     

日本政权更迭与中日关系

在2009年8月30日举行的第45届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大胜,自民党大败。9月16日下午,鸠山由纪夫当选日本新首相,组成民主党、社民党、国民新党的三党联合新政权。战后以来（或日“自1889年即明治22年以来”）,日本首次因众议院第一大党交替而建立新政权,这是否意味着日本政治真的走上了战后历史的分水岭,进入一个崭新时代？日本政权更迭对今后中日关系将可能带来什么影响？上述问题便构成本文论域。     

世界格局演变与中日关系

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地区格局、大国关系格局等三个层次的国际格局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中日、中关、日美等大国关系格局对国际形势影响最大,国际格局演变与国际力量对比消长有关,而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又与国家发展模式正确与否有关。从中、美、日、俄四大国兴衰与力量对比的演变历程看,国家发展模式往往具有决定性影响。日本民主党执政后,开始摸索日本国家模式的转型,把恢复经济、改善民生作为第一要务,当前国际大格局有利于中日关系稳定发展,有利于中日推进战略互惠合作;但对民主党政权的外交政策及中日关系前景,我们应持谨慎乐观态度而不能盲目乐观。     

中日关系“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论钓鱼岛问题与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的影响

当前的中日关系恶化容易,改善难。2010年9月钓鱼岛事件再度引发中日领土主权争议,并造成两国关系和民众感情恶化。同年末出台的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对中日关系将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有可能以新的形式抬头。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的化解,需要双方拿出诚意与智慧。     

冷战后的日本安全政策与中日关系

冷战后日本的安全利益和日本对其安全形势的认识都发生了变化 ,进而形成了以三个支柱为核心的安全政策 ,即强化日美安保体制 ,增强防卫力量 ,以及推动安全对话与防卫交流。这种变化对中日关系产生了多种影响。为限制其中的消极影响 ,作者提出一系列建议     

徜徉在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之间

进入了2 0 0 5年的中日关系正面临着新的考验。中日之间能否在今天实现睦邻友好,取决于历史问题的正确定位。任何粉饰、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必然给中日关系造成严重破坏。中国不忘战争创伤的目的,在于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而不是向日本复仇。日本试图成为“远东的英国”,做美国在亚洲的最亲密盟友。模仿英国在国际关系上走钢丝,恐怕会落得无路可退。中日关系的总体性倾向是走向一种“非敌非友”的相邻大国关系,或曰“竞争性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