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北皖南农民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比较分析

利用“皖北皖南生育水平差异比较研究”项目第一阶段调查资料 ,对安徽省南北农民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与研究 ,认为皖北皖南农民生育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生育水平的高低是各种因素相互关联、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影响农民生育行为的诸多因素中 ,经济、社会、文化和计划生育是影响农村家庭生育行为 ,进而制约生育水平的四大重要因素。     

关于当前生育影响因素的思考

根据我国生育水平来分析影响当前我国生育的因素,并结合社会经济发展,进一步探讨生育影响因素的未来变动与趋势。影响生育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自然因素以及资源分配或社会平等的政治因素与人们的生育意愿变化等都有抑制生育率提高的作用。生育政策变动、社会保障、人口健康和安全有促进生育率变化的趋向。     

透析实施生育保险制度的局势

从社会学视角对实施生育保险制度的必要性进行探讨,分别从宏观(包括人口转变规律、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人口素质的需求三个方面)、中观(包括社会支持网络的变迁、保障女性群体地位、保障企业平等竞争三个方面)和微观层面(包括生育观念的转变、生育的风险性、体现女性的生育价值三个方面)进行层层剖析,说明实施和拓宽生育保险制度势在必行。     

禀赋、场域与中国妇女生育意愿研究

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构建模型,对中国18～52岁妇女的意愿生育决策、生育强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在众多因素中,家庭已有孩子构成、能力禀赋、资本禀赋对妇女生育意愿有着显著影响,技术禀赋对妇女再生育的意愿和强度有重要影响。同时,将划分生育场域边界的地区变量纳入模型,显示不同区域间妇女的生育意愿存在较大差别,中西部地区妇女的生育意愿明显高于东北部地区;妇女禀赋条件越改善、禀赋水平越高、生育场域越优化,其生育意愿、生育强度越低,生育行为越趋理性。未来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制定、调整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对此予以充分考虑。     

中国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现象广泛存在。在发达国家,普遍的情况是实际生育率大大低于意愿生育率。发展中国家同样出现了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的现象,但更多呈现出与发达国家相反的规律。中国也出现了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且实际高于意愿的情况。根据中国2001年全国生殖健康调查,基本完成生育的40~49岁妇女,其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而平均实际生育子女数为2.2。利用2001年全国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考察中国妇女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的特征和影响因素,并考察个体背景(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背景)、生育政策和生育孩子情况(包括孩子的性别结构和存活状况)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因素都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显著影响,但性别偏好是造成生育行为大于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建设生育文明和统筹解决农村人口问题

建设生育文明的实质是提倡人文关怀和制度保障。文明的内核是对人权的尊崇,赋权和维权是生育文明高度下最有效、最彻底的尺度。在生育文明的框架里,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以责任为本。建设生育文明首先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提出了"女性健康,男性有责"的主张,指出生育率越低越好的政策导向存在着显然的巨大风险,中国需要未雨绸缪地及早确立"适度低生育水平"的社会调控机制。生育文明建设可以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新的动力,创建"富裕文明、身心健康、优生优育、权益保障、民主和谐"计划生育新家庭是统筹解决农村人口问题的重要战略。     

定义"人口安全"

人口安全是中国学者提出的概念,它不同于人类安全.人口安全是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一个范畴,它的内涵中,应该既包括人口这个主体自身发展变化的安全,也包括以人口因素来保障另一客体的安全、使另一客体的安全不因人口的种种问题而受到威胁的内容.     

生育权利和义务问题

从国际政策角度讨论生育权利和义务的内容、演变和争论 ,分析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的生育权利与义务问题     

中国已婚女性意愿生育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2004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分析了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对中国已婚女性意愿生育数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人因素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类型及月均收入水平对其意愿生育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社会因素如城乡、所在省份亦对意愿生育数有影响;但家庭因素,被调查者有无兄弟姐妹对其意愿生育数影响的统计学意义不显著。     

生育进度效应调整指标研究的新进展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生育推迟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普遍。由于生育推迟所产生的进度效应会对生育水平造成影响,因此,如何测度生育进度效应便成了人口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自Bongaarts和Feeney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提出以来,各种新的改进方法与指标不断出现。本文对生育进度效应调整指标的新进展及具体指标进行梳理与比较。从时期角度出发,主要包括方差效应调整后的TFR、PATFR*、调整后的TFRSUV_N和ITFR四种指标;从队列角度出发,主要包括TFRp*、TFR†和ACF三种指标,这些指标有各自的优缺点。研究发现:首先,由于不同去进度效应改进指标的假设、适用条件、研究角度、改进方向都不同,很难有一套数据同时适用于多种去进度方法,因此,生育进度效应的诸多改进指标并没有哪个指标“更好”,只有“更合适”;其次,绝对的去进度效应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实际上却很难做到,种种去进度方法都只是一种“相对的去”,而不是“绝对的去”。过去我们所熟悉的进度效应是生育推迟,而目前世界范围内生育推迟速度开始逐渐放缓,未来我们甚至不能排除生育推迟在某个时期或某些区域会发生逆转,届时可能会出现与目前影响方向相反的进度效应,这可能是下一步关于生育进度效应研究应该注意的新方向。     

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八大新观念

社会主义生育文化是一种全新的不同于传统生育文化的现代新型生育文化.本文仅生育观念的角度,把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新现念概括为八个方面.     

论生育文明与新农村建设

建设新型生育文化,构建生育文明,是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内在本质性要求,是新时期人口计生部门审时度势,对自己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更大的挑战,是新时期人口计生部门长期和重大的任务。它的生成和发展对推动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和重大作用。     

“性的突围”及其城市生育文化思考──以锦州市为例

城市 ,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 ,“性的突围”表现得较为显见。“性的突围”有两种 :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 ,二者都会影响人口的控制。给城市生育文化定位时 ,必须注意划清三个界限 ,实现三个“置于” :1 划清主文化与反文化界限 ,把生育置于主文化之中 ;2 划清爱情与性解放界限 ,把性价值置于道德之中 ;3 划清性知识普及与性误导界限 ,把性生活置于生殖健康之中     

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考证和未来人口发展的策略选择

1990年以来各类人口调查和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的低生育水平的实现有外在政策强力的作用,更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内生化的作用;真实的生育水平既不是调查包括人口普查所显示的那样低(低于1.5),也不是有关部门和政府所想象的那样高。调查显示农村居民平均生育意愿不会高于2个孩子,这是生育率持续稳定的根本。众所周知,为了保证人口稳定持续的发展,应使妇女生育率保持更替水平或至少接近更替水平。从人口发展规律和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出发,结合当前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走低的实际,我们应该抓住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期,调整应该在最佳时期即未来5-10年内完成。     

论生育文化和生育文明

生育文明中表现了生育文化的种种现象和活动,生育文化也体现了生育文明的历史轨迹、进程和内容。生育文化的发展表现了不同时期人类生育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不体现生育文化内涵的生育文明显然是不存在的。然而,严格说来,生育文化和生育文明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两个不完全等同的概念。正确认识和理解生育文化和生育文明的概念、内涵、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对于推动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的深入发展,进一步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理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Adapting the Own Children Method to allow comparison of fertility between populations with different marriage regimes

The Own Children Method (OCM) is an indirect procedure for deriving age-specific fertility rates and total fertility from children living with their mothers at a census or survey. The method was designed primarily for the calculation of overall fertility, although there are variants that allow the calculation of marital fertility.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the standard variants for calculating marital fertility can produce misleading results and require strong assumptions, particularly when applied to social or spatial subgroups. We present two new variants of the method for calculating marital fertility: the first of these allows for the presence of non-marital fertility and the second also permits the more robust calculation of rates for social subgroups of the population. We illustrate and test these using full-count census data for England and Wales in 1911.     

我国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综述：1980～2015

2016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能否有效地鼓励民众的生育行为,这关乎到我国未来几十年合理调整人口结构、稳固新常态发展的成功与否。本文通过对我国1980-2015年有关生育意愿的国内外文献总结回顾,将生育意愿的内涵界定为数量、时间、性别、动机四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学者们的研究归纳得出影响生育意愿的五个方面因素：政策、经济、观念、教育、年龄,以期在新政策背景下展望未来,借鉴国外发展的经验,做好养老、医疗、就业、教育方面的准备措施来迎接全面二孩时代,并为有关生育意愿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Determined to stop?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desire to have no more children in rural Mozambique

Classic demographic theories conceptualize desired family size as a fixed goal that guides fertility intentions over the childbearing years. However, a growing body of research shows that fertility plans, even nominally long-term plans for completed childbearing, change in response to short-term conditions. Because of data limitations, much of this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low-fertility contexts, but short-term conditions are likely to be even more important in high-fertility contexts. This paper uses three waves of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rural Mozambique to study predictors of the desire to stop childbearing in a context of relatively high fertility and high individual and social instability. We use fixed effects models to assess how women’s desires to stop childbearing are shaped by demographic factors, household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health status, controlling for constant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provide evidence that fertility desires both reflect stable underlying goals and evolve in response to individu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