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缘情”说

我国古代文论发展至魏晋时期,有一个与传统的“诗言志”说相对的文学新论——“诗缘情”说崛起,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西晋太康作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 自从“诗缘情”说提出之后,丈坛上发生了关于情与志、“言志”与“缘情”的长期争论,各说不一。有的论者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绝然对立,不可调和;有的论者恰好相反,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本是一个东西,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     

再论“诗缘情”说

拙文《论“诗缘情”说》(见《云南社会科学》85.5期)在谈到我国古代文论中“诗缘情”这一重要学说的形成过程时。曾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不自觉、半自觉和自觉的阶段,论述了前两个阶段中缘情说的酝酿情况。这篇小文讨论第三个阶段:魏晋时期,缘情达于自觉,即缘情说理论产生的阶段。 鲁迅先生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诗经》中宴饮诗及其宗教、政治意味

<诗经>宴饮内容的研究是近年来<诗经>分类研究深入的结果之一.本文认为,<诗经>宴饮诗分为祭祀宴饮诗与世俗宴饮诗两类,分别具有宗教与政治内容,为研究当时的宴饮生活提供了活标本.     

王船山对“三曹”诗的评价

王夫之批评三曹诗,见其<古诗评选>及<姜斋诗话>.主要从情景、文气、诗体、语言风格诸方面比较全面地评价并客观地比较了三曹的诗歌.从中可认识王夫之诗论的精髓与偏颇.     

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

“诗言志”是阅读理论的总结,核心为赋诗以言志,其“诗”指《诗经》;“诗缘情”是创作理论的总结,其“诗”指诗体之诗,“诗言志”和“诗缘情”中的“诗”的内涵并不相同。诗歌的发展经历了《诗》———歌诗———诗三个阶段,“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和五言诗体写作兴盛同步,并且是针对五言诗的。五言诗发育不是传统的字句演进的过程,而是文人观念的自我突破。五言诗初始阶段作者疑伪或佚名,五言诗以杂诗为名,都是五言诗不入正体的表现。     

从缘情到言志 由类型化到个性化──论苏轼“以诗为词”的意义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词的评论。陈师道（后山诗话）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据说东坡曾以所作小词示晁补之和张来，问“何如少游？”两人都回答说：“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①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以上说法尽管褒中不乏贬词，但它表明词至苏武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即词的诗化倾向。对此，刘熙载（艺概）卷四说得较为具体：“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人，无事不可言也。”吴熊和先生说得更为直接明了：“凡可人诗的，亦以人词…     

从汉魏思想到陆机的"诗缘情"

本文考察汉魏形上哲学观念和形下文学经验的演变,尝试为"缘情"说寻找内在的依据.性情论,在汉代占主导地位的是"性善情恶"论,但刘向、扬雄提出不同的看法,苟悦详细批驳"性善情恶"论,向秀肯定"称情自然",陆机及时吸收哲学思想上的这些新成果,肯定诗歌表现人们因生活中"非性之适"而产生的个人感情.在汉代主流思想之外,遭挫折、遭厄运的文人秉承了屈原的"发愤以抒情"的精神,而且随着时代的愈趋昏乱而越来越强烈,甚至要"娱情"、"放情",陆机总结诗赋创作的这种感性经验,而加以理论提升,提出"诗缘情"说,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理论命题,影响着后代创作和理论的发展.     

闻一多的"诗缘情"论

闻一多批判地继承了古代“诗缘情”理论,指出人类的一切情感都是诗歌表现的范围,认为“哀艳”是诗歌情感的基调。他对“情”进行层级分析,指出不包含理性判断的男女之情是诗歌中最高最真的情感。闻一多反对专凭灵感作诗,主张在创作中“节情”。把文学当成神圣的理想和事业用心经营是闻一多“诗缘情”理论的基础。闻一多的“诗缘情”为新诗向诗的回归指出了一条道路,是我国现代诗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文论向现代转化的一次成功实践。     

裕情与舒气——论王夫之对《诗经》的诠释

王夫之对于《诗经》的解释属于经学和理学的范畴。船山认为,《诗经》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社会的赞美或讽刺,而且还在于其所表现的诗人情志。船山通过对诗人情志的考察,分析人的性情结构,提出了"循性定情"的修养学说。但是情要落在气上讲,船山更进一步提出调气、舒气等功夫来贞定人性、使情达到发而皆中节的和乐状态,以实现学者自我的修养和社会的美俗、善治。     

论汉晋间“诗缘事”说的形成与消解

两汉诗论家在对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民歌的总结中提出了"诗缘事"说,强调诗歌的叙事功能,并在汉魏之际成为有影响力的诗学主张。但在魏晋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缘事"说不断消解,"诗缘情"的诗学观念逐渐形成,伴随着创作实践和文论建构同步繁荣,最终形成了中国诗歌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的特征。     

论《诗经》中的怨刺诗

文章论述了《诗经》中划分怨刺诗一类的合理性 ,并对某些文学史本在《诗经》内容划分上的偏颇进行了批评 ;怨刺诗都是些“变风”、“变雅”的作品 ,因作者不同 ,其内容也有很大差异 ;怨刺诗都具有很强的批判现实精神 ,是些尽善尽美的作品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文赋》的缘情说与《舞论》的情味论——中印早期诗学“情论”比较研究

东汉至魏晋时期,无论中国还是印度,士人、市民阶层的崛起促使文学转向对情的关注。《文赋》和《舞论》作为中印早期诗学的代表作,其中缘情说与情味论的提出不仅对情这一美学范畴进行了细致分析和论证,建构起缜密逻辑的情论体系,而且提升了对人的主体性关注度,通过比较分析更能从不同方面激发情论的活力与生命力。     

爱流涌动——以《再顾已倾城》为例兼论“诗缘情”

诗缘情是当代诗学界提倡的一种创作理念,也是诗歌创作发展的必然。该文着重谈了中国诗歌由诗言志到诗缘情发展演变过程;以《再顾已倾城》为例,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做到既言志又缘情的。     

同源异流两诗系——对“言志”、“缘情”的再思考

<正> 在我国古代庞大的诗论体系中,有两条影响极巨的理论观点,一是《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一是陆机的“诗缘情”说。 两说的蕴义是什么?它们的关系如何?学者们的见解不尽一致。 比如对《尧典》的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认为:“‘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周作人则持相反的看法,认定“言志”与“载道”分属于“两种潮流”。对诗缘情的理解也一样对立:     

“薇”与《诗经》中的“采薇”诗

《诗经》中的采薇诗有《召南·草虫》与《小雅·采薇》。本文从薇的生长规律 (文献记载与作者的实际观察 )及周代的戍守周期入手 ,先辨《采薇》诗的时序 ,再论“采薇”由实用、到象征、再到文化载体的历史演变过程     

“缘情”的文学理论与《庄子》

把“缘情”的文学理论与《庄子》联系起来,这似乎有点不伦不类。因为《庄子》要人们绝情去欲。为了达到体道的“至乐”境界,它认为恶、欲、喜、怒、哀、乐等人的情感为“德”之大累,而主张“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心斋”、“坐忘”,以达到一种不动心的“无己”境界。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大玩笑,我国“缘情”理论从陆机提出到钟嵘使之成熟,却正     

“文学自觉”时代的先声——《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说美学探幽

鲁迅曾认为,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自觉”的时代,那么是否可以说,陆机的《文赋》,乃是这一自觉时代的先声?作者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这一重大美学命题,继承发展了秦汉诗歌音乐美学思想,对文学尤其诗歌的特质,作了剀切腠理的精辟概括。本文拟就其中的美学意蕴,予以深刻阐述,以证其对诗歌理论乃至整个文艺美学的特出贡献。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20世纪“诗缘情”阐释之述评

“诗缘情”是中国传统诗论中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的理论范畴。它最早见于西晋陆机《文赋》之中 ,后来它超越了文体论范畴 ,成为继“诗言志”之后又一重要诗学范畴。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其阐释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诗缘情”与“诗言志”的比较、“诗缘情”的美学意义、“诗缘情”的诗学意义。对这一古老诗学命题 ,今后应从新的视角去分析它的内涵 ,挖掘其新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