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

沙文汉同志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省人委副主席、省长等职。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忧郁成病,1964年1月2日在杭州逝世,终年五十五岁。沙文汉同志蒙冤以后,对革命事业仍矢志不移。他身患重病,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潜心钴研历史。1959年春,他在给陈修良同志的信中说:“我已经不能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了,只好去研究死人的政治——历史。我想研究近代史或现代史,因为不能借到史料,无法研究,还是研究古代历史,或许可以借到史料。”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转向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研究,重点探讨中国奴隶制度的特点。他认为,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等重要问题上所以各持异见,难以一致,关键是对奴隶制度的特点认识不一。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则各个时期的社会性质、特点也必搞不清楚,从而分期问题也无法解决。沙文汉同志竭力想解决学术界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他知难而进,怀着一颗丹心,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夜以继日地参阅了大量文献,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地深入进行研究。他曾表示:“我要在1963年‘七·一’之前写好,纪念党的生日。”1963年6月,沙文汉同志终于完成了这部七万多字的《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文稿,并把它郑重地呈献给中共浙江省委。这部凝聚着沙文汉同志长期心血的史学著作完稿后不久,他便与世长辞了。由于种种原因,此稿一直未能发表。值得庆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1957年反右时对沙文汉同志的错误决议,作出了平反结论,从而使这本埋没多年的文稿得以问世。本刊拟分两期全文发表沙文汉同志的这部遗作,借以怀念这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本文标题特请沙孟海同志书写。     

简讯五则

据法国《世界报》1992年11月20日报道,由50位法国史学家历时6年完成的长篇史书《法国右派史》,最近由法国加利玛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共分三卷,长达2500多页。第一卷:政治;第二卷:文化;这第三卷:感觉。《法国右派史》不仅是一部论述右派政治命运的专著,它还分析探讨了法国的右派文化和思维方式,可称得上是一部有关法国右派的百科全书。该书的作者从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对法国右派做了较全面的分析,但重点是政治文化。     

世纪伟人对社会学的贡献

20年前，即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出一声响亮的号召：中国的社会学要赶快补课。尽管伟人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但社会学工作者们不会忘记他对中国社会学所作的历史贡献。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社会学的今天。新中国建立后，各方面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然而，太阳上还有黑子。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一个不如人意之处就是很快就把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社会学取消了。先是解放初的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后经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终将社会学一棍子打入了冷宫，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被打成右派。20年前小平同志的号召，使…     

法刊介绍新右派最近动向

法国《世界报》1980年11月23日刊登了题为《天赋过人的领袖》一文,介绍法国新右派领袖M-G.米克贝尔特,以及他的观点、立场和新右派的最近动向.文章说,米克贝尔特是法国新右派运动的发起人.他虽然只有35岁,却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农村“户学”初探——对“双包到户”的理论思考

本文作者李云河同志,是被党中央肯定为全国首倡“包产到户”的人。一九五六年,他任中共浙江省永嘉县委副书记时,主管农业,在高级社蹲点工作实践中,认为个人“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并向省委和中央呈送了专题报告。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浙江日报》上,刊登了李云河的论文,这是全国公开见报论述包产到户的第一篇文章。为此,他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又被诬为“包迷心窍,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横遭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他写了十多万字关于“包产到户”的文章,并建议党中央指定专家就“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作调查研究,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云河得到平反,现任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本刊这期发表李云河关于农村“户学”研究的一篇文章,文字生动,亲切可读。他的经历和文章给我们以重要的启迪。在全面改革的新形势下,尤其需要这种勇于开拓,善于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我们希望各行各业的同志都能在改革实践中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将遇到的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认真加以探索。这对开创四化建设的新局面,将会大有裨益。     

再论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Ⅰ(v+m)=Ⅱc——兼答刘忠民、李长盛二同志的质疑

<正> 《经济研究》1983年第10期所载刘忠民、李长盛二同志的《死活劳动之比能确定扩大再生产两大部类之比吗?——与牟以石同志商榷》一文,对拙怍《试论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Ⅰ(v+m)=Ⅱc的伟大历史意义》(《经济研究》1983年第3期)的论点,提出了质疑。刘李二同志认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究竟怎佯才算恰当?仍然一直是争论的难题。牟文为解决这一难题提洪了很好的启示”,“但牟文得出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希望引起对     

到社会的最深层去——调查研究的实践和思考

这里发表的是一篇颇有见地的调查体会文章。作者辛秋水同志现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室主任、安徽省农村社会学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他,爱党、爱国,却因敢讲真话,直言不讳而遭来不幸,历尽坎坷。早在解放前,年轻的辛秋水就读于安徽大学法律系,曾因从事学生运动,为逃避国民党政府的追缉而进入解放区。1949年北京解放后,他在中苏友协总会工作,曾对协会章程组织形式等不尽之处在工作会议上提出改进建议,先遭有关领导非议,后来他据理陈述上书万言给当时兼任会长的刘少奇同志,三天后,就收到少奇同志的亲笔复信。复信说:“来信收到,你的意见基本正确,我已提交中共中央宣传部讨论处理。”接信后当天下午,当时任中宣部秘书长的熊复同志即通知他,就如何改进机关业务问题在中宣部党团员大会上发言。不久,在少奇同志亲自指导下,召开了协会全国工作会议,改进了协会的组织形式。1957年4月,辛秋水为知识分子鸣不平写了万言长信寄给《文汇报》,刊登于该报《内部通信》,编辑部复信给他,深为作者爱党爱国的热情所感动。但在反右运动中,《文汇报》成了“右派”报纸,他的信被转回原单位,也就此而成了“右派”。从此,他先在劳改农场改造,后遣返回乡监督劳动,前后长达22年之久。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彻底改正,被安排在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工作。22年中,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耳闻目睹社会的种种痼疾,深切感到历史灾难的根源之一,乃是上头不了解下情。而下情又不能上达。自此,他立志从事社会调研工作,决心深入最底层,反映真实情况,上达决策机关。自1979年至今的七年多来,他的足迹遍及省内外大小城镇,穷乡僻壤,写出了七十多篇触及时弊、较有深度的社会调查,其中不少调查得到了中央和省市领导的重视和肯定,为领导机关提供了决策依据。     

一本有突破性的法律史著作——读杨一凡著《明初重典考》

杨一凡同志所著《明初重典考》一书,最近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不囿成说,坚持论从史出,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精心考证,澄清了长期以来在研究明初朱元璋的重典之治问题上的许多不实之论,是一部力求恢复历史真相,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特别是在中国法制史研究方面具有突破性的著作。朱元璋作为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立国伊始,就高度重视封建王朝的法制建设。他亲自主持了《大明律》的制定工作,同时颁行了大量条例和法令。在“治乱世用重典”的思想指导下,他“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实行了自唐宋以来空前严峻的重典之治。然而,长期以来在对明初法制的探讨方面,学者们大多倾向于朱元璋偏于轻刑或虽用重典而不及于平民的观点。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作者首先就明律、《大诰》峻令、律诰外诸峻令等逐一进行研究。通过对洪武年间的三个基本法典即吴元年律令、洪武七年律和洪武三十年律诰的制定,沿革和量刑情况的考察,认为前两个法典要比洪武三十年所颁《大明律》为     

情系农民兄弟的学者──记文化扶贫的社会学家辛秋水

1993年《福建论坛》第8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农村社会学新篇章──从梁漱溟、费孝通到辛秋水》。同年安徽《学术界》第5期刊登了又一篇重要文章《社会科学也应和自然科学一样有自己的实验场所──谈辛秋水的社会学方法》。这两篇高度评价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辛秋水在社会学理论上创新和突出贡献的文章迅即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心所选用，并刊登在该中心编辑出版的93年第5期《社会学》上，这在全国社会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从任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辛秋水终于摘掉了扣在他头I：K达22年之久的“右派…     

再谈平均主义的几个问题——答陈梧桐同志

陈梧桐同志《关于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一文(载《浙江学刊》1981年第2期),对拙稿《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提出同志式的批评意见。陈文内容比较丰富,论列的问题较多。有些问题我已在别的稿中谈过,不拟赘述。本文拟针对陈文再补述几点意见,欢迎陈梧桐同志和其他同志继续赐教。     

明清史研究:《明史》“明实录”两大明史基本史籍整理工程

<正>主持人话语:"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最为重要的基本史料,20世纪50至70年代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由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界与出版界通力合作,出版了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为传播和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此本还存在一些缺憾。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这些缺憾的解     

再谈“互补原理”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在《谈“互补原理”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一文中,笔者曾就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提出的“互补原理”,从五个方面探讨了它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问题。因为此文主要谈了这个原理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未着重探讨原理本身的认识论价值,发表后一些同志来信提出了不少这方面的问题。“互补原理”在认识论上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我现在仅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大家进一步研究参考。一“互补原理”的特征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表现玻尔认为他的“互补原理”受到了中国占代阴     

今天《讲话》对我们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今,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怎样才是对《讲话》的真正的纪念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还是应该进一步看清,《讲话》在当时,究竟解决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发展中的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它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将起到什么作用。     

本期视点：《明史》“明实录”两大明史基本史籍整理工程

主持人话语：“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最为重要的基本史料，20世纪50至70年代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由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界与出版界通力合作，出版了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为传播和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此本还存在一些缺憾。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这些缺憾的解决。2005年11月，温家宝同志、陈至立同志分别对修订工作作出重要批示，2006年4月修订工程正式启动，全国十余所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单位选派200余位学者参加其事。此修订工程被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抗日战争期间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伟大事件。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重温这段历史,深入探讨其经验与教训,对于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要善于以民族利益为重,作为两党合作 的共同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被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势力破坏后,国共两党由合变分,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处于对立和内战状态。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之后,又于1937年7月发动了侵华的“卢沟桥事变”,民族矛盾即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的利益成为压倒一切的利益,停止内战,抗日救国,把分裂的中国变成统一的中国,成为中华民族压倒一切的头等任务。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为着防止内战,为着建设新中国,必须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1页）为此,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了《八一宣言》、《抗日救国宣言》等,提出中华民族已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中国人民的头等任务是“为祖国生命而     

编辑手记

<正>最近央视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引起观众强烈反响。电视剧深刻描绘了"文革"末期到全面走向改革开放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转折时期,在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以其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力挽狂澜的政治勇气,将一个灾难深重的中国带向广阔发展前景的珍贵的历史片段,值得中国人民永远铭记。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本刊为纪念小平同志,约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研究员撰文,从小平同志生前讲过的"四句话"来     

评何光岳《百越源流史》

何光岳同志的《百越源流史》一书于1989年12月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是近年来百越民族史研究继《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吴越文化新探》三部专著以后的又一力作。“百越”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越族”的总称,分布在南方及中南半岛这样辽阔的地区,历史前后绵延了数千年。它不仅是组成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历史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员,而且对缔造祖国的历史和文明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八十年来,学术界虽然有一些学者对越族的源流及其所属的若干分支(如于越、杨越、瓯越、闽越、南越、骆越和山越等)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集中在“越为禹后”说、土著说以及由此产生的百越同源论与不同源论等的论争。因此,搞清百越民族的源流及其分布,是当前研究百越民族史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也是深入研究百越民族史的关键所在。何光岳同志作为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的理事,对此有着充分和清醒的认识,本书便是他对中国百越史研究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对《解放前老社会工作者的农村调查》一文的意见

编辑同志: 《社会》杂志1983年第5期所载《解放前老社会工作者的农村调查》一文,有以下几项与事实不符: 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陈翰笙、王寅生同志主持下,于1929年7月在无锡进行农村调查,调查报告当时系由陈翰笙、钱俊瑞等同志执笔,此项报告写出后,中央研究院一直压着,不给刊印,但主要成果已由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等同志发表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月刊上无锡调查张锡昌同志未参加。     

社会科学研究要重视理论概括

读了丁伟志同志的《马克思主义与宏观历史研究》(载《人民日报》1981年8月25日)一文,感到很兴奋,同时又有点不满足。兴奋的是,丁伟志同志试图提出史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对社会科学研究将是很大的推动,意义着实深远;不满足的是,文章阐述得尚有不够     

《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的特色和意义

正谭维克:《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主编,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的创作出版,是在北京市领导关怀下,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倡导推动的一个重点工程,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近两年来负责实施的重大科研项目。刘淇同志亲自为丛书作序。丛书从一开始立意构思、谋篇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