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宗广德元年的科举变革

唐代宗广德元年的科举变革是对于安史之乱的深刻反思。强调科举取士重视人才品德要求恢复乡举里选的主张是对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科举变革的否定,是对于唐太宗以来科举取士本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归。变革的失败实质上是科举日益蜕化的结果。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的科举的日益胜利蕴涵着大唐王朝既由科举而兴又由科举而亡的深刻悲剧。     

宋代科举辞赋论略

宋代科举辞赋分为考场内外两大类。宋代科场考试辞赋保留至今的极少,主要原因是此类作品千篇一律、乏善可陈,作者及他人都不够重视,随时流失。考场辞赋主要内容是“颂圣”,唯遣词造句必求古雅厚重,多用典故。考生政治品性也有偶尔流露,所秉承的是辞赋“劝百讽一”的创作传统。宋人通过任何一级考试都有谢启与贺启,这类往返信件之文体都是程式化的骈赋。谢启乃考生通过考试之后所作,虽然以应酬为主,但是,能文者或于骈偶之中叙述种种事实,表达种种观点,如对科举制度的评价、对自我家世的追述等,其内容与情感远远比科场律赋丰富多彩。上述两大类辞赋之外,苏轼《复改科赋》独树一帜,苏轼关于诗赋考试更易于选拔人才的观点,贯穿全赋。宋人辞赋创作中,讨论科举制度变革者仅此一篇。     

科举研究与高考改革

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古代科举在追求考试公平的同时兼顾区域公平的历史传统,影响了近代以来的高校区域布局和目前高考分省定额划线录取制度的实行。在改革和完善高考制度的过程中,应该借鉴科举考试的某些防弊措施与考试管理方法,加强考试立法。研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可为当今的高考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因此,科举学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论唐代科举诗的升仙话语

在唐代科举诗中开始出现了一类升仙话语,即把科举及第以升仙隐喻.此类话语在科举诗和游仙诗中一体两用,遇和不遇唐人都以升仙来表达,当他们得意、得遇之时,则隐喻为升仙;如果失意、不遇之时,则希望游历仙界.这一现象,展示了道教神仙思想影响下,唐代科举士子幽微而复杂的情感世界和价值追求.对这一现象的深入分析研究,可以丰富我们对唐代科举制度、科举文化的认识.     

美国的科举学

科举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在西方,美国对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最多,不仅大量的论著涉及科举,而且有多种专门的科举研究论著问世。美国的科举研究内容丰富,最为集中的论题是科举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科举考试的公平性,以及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美国科举学以实证研究和多学科研究为主要方法,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通过对美国科举学概况的述介和评析,可以看出西方科举学与中国传统科举研究的不同旨趣,并为中国的科举学提供借鉴。     

科举至公之道及其现实启思

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可谓是科举学领域最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科举千余年的变革走向表现为报考资格从封闭到开放、取士标准从主观到客观、考试录取从追求考试公平到兼顾区域公平、考试规制从简疏到繁密.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公平始终是科举变革的"关键词".科举的公平理念与措施不仅在历史上具有先进性与现代性,在当今社会仍具有普适性,有些做法的公平程度至今未被超越,有相当丰厚的历史遗产值得今天的高考所继承.考试改革须首重公平,这是科举给高考改革最重要的启思,科举的许多规制也可成为高考改革的重要参考.     

论1898年湖南维新运动之失败——兼论清末科举改革中的政治冲突

1898年前后湖南维新运动中出现的激烈政治冲突,其直接原因是由于省政要员的更换和一批文化新锐的到来而出现的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科举改革的启动导致了文化权力以及与之相伴生的社会政治权力的急剧倾斜.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受到威胁和侵犯的旧精英于是联合起来,对维新事业展开猛烈攻击.这个事例通常被用来说明湖南地域文化的特性,但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它呈现出更具普遍性的意义.     

论科举对唐代隐逸风尚兴盛的影响

科举制度对整个唐代的士林心态、风俗习尚以及文学艺术产生过深远影响,尤其是对唐人出处进退的人生选择以及人生哲学的架构意义更为重大.此外,科举对唐代强烈现实指向性的隐逸的形成也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唐代科举士人“举资”问题研究

唐代科举士人的举资,指举子在应举全过程中必要的开销费用.与汉代的“公车待诏”和两宋以后的“公券”体制不同,唐代举子应举过程中的一切开销均需自己承担.唐代科举士人举资的范围涵盖广泛,举资匾乏的解决路径与实现方式也具有多样性,因举资问题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也足以引起后世的警示.     

清代科举试诗改革背景下李贺诗的接受状况

诗歌选本往往反映出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的社会风貌。《唐诗三百首》不选李贺诗,受其选诗标准、宗旨定位和所处社会背景等诸多因素所制。清代科举试诗促成了诗学的复兴,古典诗歌则因现实的需要而面临新时代的扬弃。     

唐代科举铨选考试的资格审查

为了维护考试秩序,保证人才选拔质量,巩固封建统治基础,唐政府在科举与铨选考试中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礼部常科举人审查对象主要是州县乡贡举子,审查内容包括户籍、家庭出身、学历和乡试材料以及道德品质和个人履历.相对而言,中央、地方官学生员的审查比较宽松;吏部选试的审查主要针对选人出身和资历,具体表现在审查选人的甲历文书.制科考试仅有户籍审查,没有资历、出身的审查要求.只要具有异才、异能,哪怕是白身、草泽皆可应举.     

论《三国演义》人物形象的定型化特征

作者在创作<三国演义>时有意让人物一出场便确定其基本性格特征,而后则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再通过人物自身及他人言行的"显示"加以强化,使其性格特征在叙事形态的外在层面上少有逆向或多重变化,呈线性稳定发展趋势.定型化表现在小说主要人物的出场上,具有定形、定性、定行的程式化特点.这一程式化的运用对小说文本的结构形态产生的辐射功能和在叙事操作中形成调动读者期待效应的审美张力,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三苏与北宋进士科举改革

三苏父子生活的年代，恰逢北宋进士科举改革之时。作为士人以至官僚的三苏，不同程度地适应和参与了这场科举改革。改革的直接或间接参与，展示了苏氏对科举改革及人才培养的态度与主张，也因此影响到三苏及其诗文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三苏的个案体现了北宋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命运     

抵制·渴慕·操纵——论唐代士族对科举的多重态度

产生于隋代的科举制度在唐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成为此后封建国家简拔人才的主要制度。对于这一新生事物,唐王朝社会各阶层表现出种种不同态度,其中士族阶层的态度最值得注意。士族对科举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抵制与攻击、羡慕与渴求、把持与操纵。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士族阶层不可避免的衰落、转化以及它的反抗、挣扎,对于我们认识唐代的政治格局与政治斗争、社会结构与社会风尚,都有一定的意义     

朱熹对科举态度的转变及其改革主张

明清时期,由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官方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与标准答案,因此,朱熹在当时科举中的地位不断被神化,以致近百年来,人们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观念模式:似乎朱熹是热衷于科举的罪魁祸首,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是束缚人们思想解放的紧箍咒。事实上,南宋朱熹一生中对科举制的态度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转变:一是启蒙求学阶段,以最初从众的参与心理逐渐转变为一种矛盾的怀疑态度;二是自书院讲学开始,由对科举的不满逐渐发展到对其进行不断地批评甚至抨击;三是在其晚年的思想成熟时期,在认真批判科举制弊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革科举的主张。至于朱熹离世百余年后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在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中的消极影响,既是他生前不曾预料到的,也是与他倡导改革科举制的主张相违背的。     

论科举的智力测验性质

科举并非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只能选拔庸才，而是能够选拔智力和知识水平较高的从政人才。由于采用八股文和试帖诗这类标准化考试文体，科举具有智力测验性质。但八股文越是充分发挥其测验选拔功用，也就越造成全民族才思的浪费。     

唐代江西科举的发展及其特征考究

隋唐以前,我国的各种人才主要产生于长江以北地区,尤其是华北、关中地区,其他地区则十分地稀少。但是,隋唐以降,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政府政策的推动以及在其自身文化事业的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人才的分布格局有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长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各地区的科举人才有了很大的增长。在唐代,江西的科举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科举人才大量涌现,尤其是江西的袁州,其科举人才的数量非常可观。但是,唐代江西科举人才的分布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即在地域分布和时间分布上呈现出严重的不平衡态势。     

唐代科举人才区域分布的教育因素

唐代科举人才的区域分布,存在着地区分布严重不均、时间分布呈波浪式发展趋势两大特点。教育对这种分布特点的形成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唐代教育的发展轨迹与唐代人才数目的发展轨迹基本相合,区域分布上,凡教育普及程度高、教育质量高的地区,其人才产生数量较多,质量亦高;而教育未开发、人尚蒙昧的地区,其所出人才必少甚至多年不出一人。时间分布上,教育发展兴盛时期,人才产生数量较多;教育发展衰败时期,人才产生数量相应较少。     

试论唐代科举判文题目的性质与意义

长期以来,人们一向以杜佑的"始取州县案牍疑义",后由于选人太多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和"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作为唐代科判题目发展的定论,好像出题本身无关乎现实,尤其是中后期。笔者经梳理发现,科判判题的种类数量不仅与唐代社会的发展建设联系密切,而且有着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鲜明目的,是唐代几个阶段所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的一种文化反映。     

论唐宋科举选才制度中的教育公平思想

唐宋时期是科举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时期。科举制度中包含着丰富的教育公平思想。它主要反映在科举考试的权利、过程、录取诸方面，成为科举制度得以延续千年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