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进一解

在学术研究上展开“百家爭鳴”,便得破除束縛“爭鳴”的清規戒律,敢于同傳統的然而并非正确的成見搏斗。 誰都不会否認学术著作当具有学术性和講究学术質量,但若囿于傳统的成見,以为:必陈义深奥、繁征博引、考窍钩稽者始得謂之“学术”,且更以此来衡量学术質量的高低,那就只能把所謂学术研究封死在“象牙之塔”里,永远不讓新生的人物去探首投足,也永远不同現实生活相接触。这种成見,往往会在无意中砍伐了新苗,也往往会被那些学术研究上的懦夫用来作为阻擋敌手的盾牌。竹风同志写的“学术一解”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剝去所謂“学术性”和“学术質量”的神秘外衣,从而有利于“爭鳴”。我完全同意他的見解,但仍觉意犹未竟,所以作“进一解”。什么叫做“学术”?辞源謂:“凡各种事物因研究     

读李义山诗札记三则——唐诗论叢之一

李义山詩中的“高情远意”范元实“詩眼”云: 义山詩,世人但稱其巧丽,与溫庭筠齐名。盖俗学只見其皮肤,其高情远意皆不識也。所謂“高情远意”,实質上就是詩人人格的美,也就是詩歌風格的美的表現。一部“玉溪生詩集”所反映的生活內容至为丰富,綜括起来,大約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政治現实和历史問題的态度和看法;二是男女爱恋及朋友之情;三是生活情趣的描繪。无論是屬于何种題材,它都会給讀者以一种意味深長,不落凡近的美的感觉。尽管它所采取的表現手法較为曲折隐約,它所运用的語言詞藻过于綺丽精妍,但終于掩盖不住从詩人灵魂     

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起源和发展

(一)基本任务与問题研究的情况社会主义現实主义是作为世界文学先进傳統的繼續与发展而发生于文学艺朮中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会致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祝詞中写道:“繼承着俄罗斯古典文学和世界古典文学的优良傳統、苏联作家創造性地发展着偉大的无产阶級作家馬克西姆·高尔基所奠定的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方法,追随着符拉季米尔·馬雅可夫斯基的战斗詩歌的傳統”。社会主义現实主义方法为順利地解决摆在苏联文学面前的思想任务和艺朮任务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文王之死献疑

周王业奠基者文王,在周人的传说中,既是使周邦“维新”的圣王,又是德高望重的老寿星.《礼记·文王世子》说:“文王九十七而终”,孟子也曾道:“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逸周书》中还载有文王的临终遗嘱(《文传解》)。文王是否在高年“寿终正寝”,这个问题很少有人怀疑过.然而这对于研究商周之际的历史关系颇大,有必要提出来加以探讨.     

试论所谓“忠王李秀成自传”的动机问题

罗尔綱先生在有关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諸項著作中,基本論点有二: (一)1944年广西通志館至湘乡曾家据以拍攝照片与抄录之所謂“李秀成亲供”,因和龐际云所藏的所謂忠王“亲笔答詞”,及“忠王諭李昭寿手書”笔迹相符,而确定系出自忠王手笔,为“原稿无疑”。 (二)李秀成“供狀”充滿乞降語句,乃系效法三国演义中蜀汉大將姜維降鍾会的故智进行假投降。我对罗先生的論点不敢贊同,关于“李供”真伪,罗先生所列举之笔迹,經我商請有关專家科学鉴定     

“三吏”“三别”散绎

一为了容或有助于初学古典文学的青年,近年来我在尝試着用現代語言迻譯杜甫的詩歌。歌德在提到薇蘭等用散文翻譯莎士比亞的戏剧时,曾經說过:“……以散文譯出,无論何人也易讀易明,所以流布很快,收效很大。我对于韻和节奏都認为有重要的价值,詩之所以成为詩,就靠着它們;但是,詩作中本来根本地深切影响我們的,实际上陶冶化育我們之物却是譯成散文之后而尚儼然殘存的地方。卽是,这时剩下的是純粹的完全的实質,因为有詩形那种絢爛的外飾,沒有它时也使我們觉得有,有它时詩形却把它的存在遮盖了。因此,我以为对于青年初期的教养,散文譯比韻文譯較为有效。……”(思慕譯:歌德自傳)我信从了他的話,另一面     

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是曾國藩等所伪造的么?(下)

自傳原稿的真偽問題年先生把(1)忠王自傳原稿(2)忠王親筆答詞(3)忠王鈞諭李昭寿三个文件的各項照片放大,仔細对此,發現忠王諭李昭寿手書各字較熟練,筆勢蒼勁;而所謂原供(青按:指忠王自傳原稿,以下同)及親筆答詞各字,則不甚熟練。年先生商請了有关机关送請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研究筆迹的?胰彾ā＞菟痉ú糠ㄒ窖芯克?56)法医物字第0124号函附之筆迹檢查說明書鑑定的結果,所謂“原供”与所謂“親筆答詞”“字迹潦草不甚熟練”,而忠王諭李昭寿手書則“書寫整齐而老練,筆勢挺而有力”,由于字体与所謂原供及所謂親筆答詞,“草書比对,虽然难獲其相同之点,但从熟練程度上來看,則有老練与生澀之別”。据此,法医研究所的結論是:忠王諭李昭寿手書与所謂“原供”及     

“皇帝”称号的由來和“秦始皇”的正式称号

一、“皇帝”称号的由来 “皇帝”二字最早見于尚書,呂刑称:“皇帝哀矝庶戮之不辜”,“皇帝清問下民”,郑注誤以皇帝为顓頊为帝堯,孟子赵注謂“帝为天”是对的。詩正月称:“有皇上帝”,皇矣称:“皇矣上帝”,毛溥訓皇为大。論語·堯曰称:“敢昭告于皇皇后帝”,集解引孔注訓皇皇为大。宗周鐘称:“唯皇上帝百神”,师詢簋称:“肆皇帝(毛公鼎     

关于李自成之死

关于李自成之死的異說 翻开历史記录,关于明季农民起义軍领袖李自成之死,但举明史为例,已經令人感到相当荒唐。“明史自成傅”說:“順治二年二月我兵攻潼关,…潼关破,自成遂棄西安同,…走武昌…。改江夏曰瑞符县。寻为我兵所迫,部众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延宁、蒲圻,至通城,窜九宮山。秋九月,自成留李过守寨,自率二十騎略食山中,为村民所困,不能脫,遂缢死,或曰,村民方筑堡,見贼少,爭前击之,人马俱陷泥淖中,自成腦中鉏死。剝其衣,得龙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驚,謂为自成也。”由此明史所記,可見清初修明史的时候,对于这位义軍領袖之死,原已有兩种記法。一說謂其自尽,一說則謂其被村民筑堡者击死。自尽,     

试论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

關於什麼是中國古典詩歌的優良傳統問题,我想從四方面來說。一 從精神實質上說 遠從未有文字記載的時代起,詩歌這一藝術形式,早就為世界上廣大勞動人民所愛好,口耳相傳,用來反映現實,發抒情感,而達到對生活的鼓舞(興)、反映(觀)、團結(羣)和控訴(怨)的作用了。單就中國詩歌發展史來說,假如從詩經的最早篇什豳風東山、鸱(号鸟)等詩算起(作於公元前一一一二年),也已有     

《诗》二“南”释义新探

《诗·国风》中周、召二南的含义,说者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或指“南”为“南国”。如宋朱熹《诗集传·周南序传》下即谓:文王“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后成王继位,周公居摄,“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管弦,以取法后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故“南,言化自北而南也”。但此江沱汝汉一带,周初本属荆蛮之地,后即为楚之封域。《史记·楚世家》虽记有楚人先君鬻熊曾“子事文王”,故     

试论“谓之”“之谓”在先秦古籍中的用法

一、問題的提出和戴东原《孟子字義疏証》的启示 从前北京中山公园格言亭上曾刻着这样两句格言: 程子曰:“主一謂之敬,无适謂之一。” 朱子曰:“尽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两句話好象同一句法,但一用“謂之’,一用“之謂”。細审文义,二者又确有区别:程子的話是講“主一无适”的,朱子的話是講“忠恕”的。但二者在句子結構上的区別     

十五世紀初叶中國与亞非國家間的友誼关系

十五世紀初叶,正是我國偉大的鄭和使团奉使亚非國家的期间。然而凡是讀了“明史鄭和傳”里“鄭和云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監。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迹之;且欲擢兵異域,示中國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金幣,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以次偏历諸番國,宣天子詔,因給赐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攝之”(明史卷三百四“鄭和傳”)这一段話的人們,都会發生这样的錯觉:第一,認为鄭和只不过是永乐皇帝的私人侍从官,而以武功著名的人物。第二,認为这种通使“西洋”的目的和任务,只是为了解决封建統治者     

有关“長恨歌”思想藝術的几个問題

白居易是我國古代富正义感热爱劳动人民詩人之一,他的詩既注重通俗化,而又富有感染力量。惟研究他集中詩歌,除“諷諭类”的“新乐府”等有所謂“首章标其目,卒章顯其志”。使讀者較易了然外,尽管它里面字句不艰深,不隱僻、而且为大众接受着,歌唱着,但其中心思想,究不能一一从字里行間明確地、全面地为人們所了解。即如当日万人爭唱噪極一时的“長恨歌”的主題思想,就尚在爭論中:有的認为孷髯l責荒淫誤國,釀乱殃民;有的認为重在歌頌明皇貴妃間坚貞孯坏陌?或則批判为提法矛盾;也有的提到是一个特     

汉语声调的产生和发展

一声调是指全字音的高低升降,主要是音的尖鈍关系,长短强弱是次要的因素。以声调区別詞义是汉藏語系語言的共同特征,汉語声调的产生和發展是有它的长期历史过程的內在趋势和規律,从現代汉藏語系諸語言的迹象来看,原始汉語沒有声調,声調的产生和發展是紧松元音遞减消失和声母清濁影响分記的結果。上古汉語有沒有四声,历代語言学家意見不一,聚訟莫决。明代陈第“毛詩古音考”提出古无四声的说法以后,清初顧炎武“音論”便說古人之詩,四声可以并用;后来江永“古韵标准”又同意顧說。上古汉語沒有四声的說法,几为学者所公认。及至段玉裁“六書音韵表”則謂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孔广森“詩音类”繼之又說入声創自江左,古     

“兴、观、群、怨”解

《論語·阳貨》篇載:“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詩? 詩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識于鳥兽草木之名’。”孔子只用了四个字,就点明了詩歌(也就是文艺)的社会作用。“兴、观、群、怨”之說,构成孔子文艺思想的核心。孔子是我国古典文艺理論的开山祖师。在此之前,对詩歌的性貭与功用,只有一些极初步的认識,如“詩言志”和“刺”、“究”、“告”、“訊”、“(谂)”、“諫”、“頌”等“美刺”观念的萌芽;沒有专門的研究,也沒有研究的专門家。孔子的文艺思想,特別是他的“兴、观、群、怨”之說,可与欧洲文艺理論的創建者柏拉图和亚里     

略谈阮籍及其詠怀诗

阮籍(210—263)是我国三世紀时一位大诗人,他的八二首“詠怀詩”,曾經真实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真实面貌的某些方面,具有着相当丰富的现实性。同时,他的詩对我国詩歌的發展,也有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五言诗。我們可以这样说:他是从曹植时代到陶淵明时代中間的一座重要桥樑,一座高大的里程碑;他是曹陶二人間一个健壯有力的接力者。一阮籍的主要活动时代,是所謂“正始时期”。那时,农民革命处于低潮,而統治阶級則由于其統治已經稳固,所以日漸荒淫腐化,內部的明爭暗斗电日趋尖銳、殘酷。     

詩經“月出”篇的另一新解

自从高亨先生对于詩經“陈凤”“月出”篇提出新解以后,展开了热烈的討論,我已讀到了好几篇有关解釋問題的文章,各有各的看法与說法,意見还没有取得一致。詩經的研究,本是一件不很容易的工作。我以为只凭个人有限的学力,想一次把某一作品作出很全面很正確的解釋,是有困难的。最好根据各人研究所得的見解寫出來,平心靜气,实事求是地大家進行讨论,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这诗的主題,“毛詩序”說它“刺好色也”,朱熹的“詩集傳”說它“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辞”,闻一多     

曹操“短歌行”试解

最近在文学遺產上看到刘射先生評“乐府古詩”的文字,其中提到徐澄宇先生解釋短歌行一篇,說是曹操思念刘备之作。刘射先生認为这样解釋,沒有歷史根据,不合乎詩意。随后徐先生的反駁說:“从前人对这詩有多少推断和理証,我是有点根据的”。徐先生所根据的究竟是怎样的推断和理証,未敢悬揣。玆就我平时对此詩的理解,写了这篇試解,確当与否,自不敢必,愿意提供大家討論的参考。短歌行一篇,在我看來,是曹操詩歌里一篇最有代表性的“言志”之作。全詩的思想情感,是表現了他对于統一事業不能完成而生的憂郁,和虽未完成統一,并不灰心,仍要積極進取的豪迈心情。詩的主要思想,还在積極進取一面。这样說,是根     

读韦荘词

京兆社陵(现在陕西长安附近)的韦姓,是唐代的世家大族,韦庄的远祖韦待价,是武后时的宰相。后来出过一位名詩人,就是韋庄的四世祖韋应物。韦庄是詞家又是詩人、他的詩集名浣花集(因为他晚年曾經在成都住过浣花溪上杜甫草堂的旧址),原本有廿卷、現在只存十卷,共有詩二百四十六首。合之后人所輯,也不滿四百首。据他的“乞采箋歌”“我有歌詩一千首”看来,該有不少的詩歌已經散佚了。他的詞全唐詩共收五十四闋,其中四十八闋是載于“花間集”的。在“花間集”里各作家中,韋庄詞数量之多,仅次于溫庭筠。以时代說,他是溫庭筠以后的一位重要作家;以作品风格說、却和温庭筠絕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