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境遇的道义社会学分析

强调安全生存和生存伦理,是道义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观点。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生存为研究对象,将城市生存的概念操作化为经济收入、社会权利、文化适应三个分析维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存方面陷入的具体困境,主张从国家政府作为保护人角色层面建立保护与补偿制度,从农民工群体和市民群体互动层面建立平等与互惠机制,从雇主阶层的利益角度建立适度剥削与劳工人权建设等三个方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生存的支持体系,最终降低威胁其在城市生存的风险。     

人权的经济学和法学分析

现代人权主要由三个层次构成即在“不损害他人”的基础上的人权道德理想、法定权利、实有权利,商品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人权事业的进步,公民法定权利的确认和扩展,为人权实践提供了法制保障。     

紧急状态下的自由与秩序

《紧急状态法》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的人权和自由,紧急权力行使要有必要的界限,否则公民自由和权利将会遭到任意侵害。但是,在紧急状态下国家和政府也要拥有法定的紧急状态权力以恢复秩序,国家不采取紧急措施,则正常秩序无法维持,秩序不恢复,自由无保障。公民自由与国家秩序价值的协调要求《紧急状态法》确立比例原则、区分原则、程序原则、救济原则。     

紧急状态下的自由与秩序

《紧急状态法》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的人权和自由 ,紧急权力行使要有必要的界限 ,否则公民自由和权利将会遭到任意侵害。但是 ,在紧急状态下国家和政府也要拥有法定的紧急状态权力以恢复秩序 ,国家不采取紧急措施 ,则正常秩序无法维持 ,秩序不恢复 ,自由无保障。公民自由与国家秩序价值的协调要求《紧急状态法》确立比例原则、区分原则、程序原则、救济原则     

农民工平等劳动权利法律问题的思考

劳动权利是基本人权的重要内容,是人的一项生存权利,各国宪法对公民的劳动权利从享有到保护都有具体规定.农业户口不能影响农民工作为《宪法》和《劳动法》上劳动者的身份.与城市劳动者一样,农民工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并且应该得到国家的平等保护,即在劳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实现劳动权利方面禁止不合理差别存在.分析农民工平等劳动权利中涉及的劳动者资格的法律依据、劳动权利内容、平等劳动权利的含义等法律问题,既可以推动农民工平等劳动权利的实现,也可以促进农民工劳动者与非农民工劳动者之间在实现劳动权利方面的和谐发展.     

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与我国高校人权教育的实施

人权教育是"关于人权的教育"和"为了人权的教育",《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对人权教育进行了专门规定,对人权教育具有政治、法治和教育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行动计划》构建了中国特色的人权教育权利体系,明确了应尊重人权发展特殊性的教育原则,强化了国家在人权教育中的义务主体地位。高等学校人权教育是人权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从加强人权教育师资培训、推进人权教育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改革、丰富人权教育社会实践和加大人权教育保障力度四个方面着力,推进我国高等学校人权教育的实施。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权益保护法律的缺失核算及其路径研究

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问题的出现,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权益问题凸显出来,而精神权益保护缺失是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权益问题加剧的主要原因。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权益保护缺失的表现及其危害分析的基础上,以全国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其缺失进行量化核算,得出东部地区大于西部大于中部的结论,并提出应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权益保护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的主张及建议。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演变和社会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又有着社会结构、文化和人性三方面的基础,这充分证明了罪刑法定理论的正确性。罪刑法定原则以保障人权为价值取向,其核心是刑法对人权的有力保障,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具体体现为对国家刑罚权的制约。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和实施有利于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和打击犯罪的政策思想,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进步,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走向成熟和完善。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宪法原则的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程序公正优先、优化司法资源和人权保障等宪法意义。但是,在该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存在有损害“法院独立审判”原则之嫌、抑制被追诉人救济性权利、削弱被追诉人防御性权利、被害人人权保障的缺位以及被追诉人自愿性保障不足等问题。为此,有必要通过探析宪法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中的体现,将宪法原则融入完善措施中,如以公权力间的权力监督与制约原则协调公权力的分配机制、以公民对公权力监督与制约原则完善上诉权的救济机制、以实事求是的宪法精神完善值班律师的辩护制度、以人权保障原则促进被害人的参与机制和以法治原则增强自愿性的保护力度。     

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意识与权利表达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意识逐步觉醒,他们开始寻求自由、平等的发展机会,期望身份认同,具有强烈的公共参与意识和权利表达诉求。为此,需根据其权利诉愿的特性作出理性的回应．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在理念上实现农民工身份的转换,即从农民工向公民转变。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真正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和平等的公民权利;畅通底层与精英问的流通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发展的机会均等;创新社会参与机制,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结构力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新生代农民工平等分享发展利益;优化权利救济制度,构筑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诉求的理性平台。     

宪政维度下公民的公正审判权

宪政是以人权保障为核心、以权力制约为原则的政治形态,公正审判权正体现了作为公民获得公正司法的权利,具有权利维护和权力制约价值。中国要建设宪政国家,就必须切实保护好公民的公正审判权。     

从死刑不引渡原则看人权保护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引渡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形式之一,尊重主权、保护人权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基本原则.有关国家在引渡过程中应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地处理国家主权与人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尊重彼此主权的基础上,充分保障被请求引渡对象的人权.     

人权的存在形态及实现途径——论李步云先生的人权三种存在形态理论

本文从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及实有权利的视角审视人权问题。通过认识各种权利形态的内在关系,揭示出入权的实现途径。本文论证表明,人权三种存在形态理论是对人权实现途径的客观、真实的描述,具有重大理论价值。     

人权宪法保障的层次结构论

宪法是人权保障书。人权宪法保障包括价值宣示、制度构建与权利救济三个层次结构。新的宪法修正案确立了基本人权保障的宪法原则 ,拓展了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 ,拓宽了基本人权救济方式 ,使我国人权宪法保障制度趋于完善。宪法修正案在完善我国人权保障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     

论国家义务对国家正当性的证成

正当化诉求是宪政领域不可回避的话题。国家与匪帮的相异在于国家的正当性,民主程序是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来源。国家权力是拥有主权的人基于契约放弃权利而存在,国家有义务为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而合法有效行使受委托的公共权力。国家权力的界限标准、运行规则必须符合正义原则及人权原则。国家负有人权保障义务是政治正义的必然要求,政治正义性是国家正当性与否的基本准则;人权及其保障是国家权力的本质与来源,民主是限制公权与保障人权的最佳政治模式,其为国家正当性与否的具体指征;人权实证化为国家正当性的证立构造了合法性基本原则,国家义务论具有证成国家正当性的奠基功能。     

农民工民生权利的层级保障

民生权利是民生问题法治保障的相应表达,实现农民工民生权利是农民工民生保障的法学思路。结合我国国情与农民工的自身特点,对农民工民生权利予以层级划分并由此作出层级保障是一种符合现实的理性态度。在层级划分上,农民工民生权利可分为生存与发展两个层级;而在层级保障上,可立足国家义务视角来探索农民工民生权利的保障措施,具体包括尊重与保护义务不分层级全面履行,而给付义务需区分层级差别履行,以实现对农民工民生权利的最优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的双重机能

刑法的机能,又称刑法的作用、刑法的功能,刑法的双重机能--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是刑法价值的集中体现,二者体现着刑法的秩序价值和人权(自由)价值的对立和统一,罪刑法定原则也是为保护人权而设立.刑法双重机能和罪刑法定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价值取向相同,是同一价值的不同视角,它们相互促进、相互作用.为了更为充分有效地发挥刑法的双重机能和保障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与实施,刑法当前的任务是要解决刑法在制定和适用中存在的弊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刑法的价值目标.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与创新工会工作思考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研究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对于帮助年轻一代健康成长、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身份、地位、文化、发展的心理诉求,面临着市民化难、返乡创业难、权益保障难、寻求职业发展机会难等生存困境。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在此情况下,工会作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应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诉求,创新工会工作,发挥积极作用。     

试论刑事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需要法治的确认和保护,以免受到社会其他公民和国家公共权力两个方面的侵犯。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刑事法治观,既要重视刑法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要求,它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保证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又能防止滥用刑罚权侵犯人权。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应当慎重适用死刑和注意“严打”中的人权保障。     

和谐语境下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法律保护

社会保障权是一种基本的和谐人权,一种选择性社会权利,一种接受权亦即积极人权。应然逻辑从平等生存权、人的尊严、平等发展权三个维度要求国家必须保护农民社会保障权,实然逻辑要求国家建构以宪法为核心,以立法为基础,以司法为手段的农民社会保障权法律保护体系。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背景下,充分考量中国农民的现实特征,从共同体道德原则与人权哲学角度,构建对农民权利保护的全新理念以及维护农民社会保障权益的制度安排,以期为破解我国“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