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创业青年短视频赋权与乡村振兴主体角色协商

以18位短视频返乡创业青年为例,采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和整体性赋权的解释框架,分析其乡村振兴主体建构中的赋权策略与赋权逻辑,并从主体建构、主体作用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青年返乡创业的赋权具有多层次性和整体性特征,具体包括个体赋权、组织赋权和制度赋权三种策略。其整体性赋权着眼于群体的长远发展,通过个体赋权激发返乡创业能力实现主体权能重建;通过组织赋权实现自助与互助推动群体间权力共享;通过制度赋权搭建支持网络形塑立体的赋权格局。遵循整体赋权逻辑,返乡创业青年可以实现其乡村振兴行动从个体主体到群体主体的身份转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返乡创业的基础、类型与功能

青年返乡创业具有丰富的经济社会意涵,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力.基于河南信阳农村的田野调查,立足对青年返乡创业案例的深度刻画,分析青年返乡创业的实践基础、实践类型和社会功能.结果表明:与一代农民工把返乡当退路不同,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是青年发展的新出路,进城是青年创业失败的退路.农民生产方式非农化释放土地规模化经营空间,"政绩"压力倒逼基层政府营造支持性创业环境,共同构成青年返乡创业的客观基础.家庭本位下的生活导向型返乡创业和自我实现驱动的兴趣导向型返乡创业,是青年返乡创业实践的两种主要类型.青年返乡创业在助推乡村产业发展转型、促进城乡融合、增加农民福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政府应遵循促进乡村发展而非"造点"的逻辑,通过公共资源的均衡性分配支持青年返乡创业.     

大学生返乡创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向

大学生返乡创业为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支撑，乡村振兴战略为大学生返乡创业提供了广阔舞台。然而，农村优质青年人才引不来、留不住、难培养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问题。本文依托场域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围绕返乡大学生创业为何、以何创业以及何以创业的理论逻辑，厘清大学生返乡创业的行动机理。研究发现：返乡大学生从学校教育场域进入乡村生活场域创业，需要直面城乡文化背后隐匿的价值规范和处事原则的冲突，在资本的运用和惯习的冲突与弥合上生成新的实践逻辑。高校应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尽可能地为大学生返乡创业赋能心理、人力和社会资本，返乡大学生则需要通过资本建构和惯习重塑来消解乡村场域的秩序壁垒，真正融入到赋能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之中。     

媒介化乡村的逻辑、反思与建构

移动互联时代的自媒体正迅速成为乡村发展的关键变量,“无名者”的出场让乡村的媒介化趋势日益凸显。媒介与乡村社会的研究拓展,需要探寻乡村媒介实践的不同场域,同时将媒介化视作一个“元过程”进行一般性的理解。“实践—生活—结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性解释框架,可以被用来考察乡村媒介化的现状以及贯穿其间的媒介逻辑。自媒体实践案例表明,乡村的媒介化存在三方面的经验证据：一是个体生活样式的变革;二是资源分布结构的转型;三是文化生产逻辑的转向。自媒体作为一种“元资本”对场域内其他权力形式的放大效应,是贯穿乡村媒介实践的底层逻辑。媒介化乡村的反思与建构需要着眼于三点：一是从“我们”的主体构成出发,构建以自觉性、反思性、创造性为内涵的媒介实践智慧;二是解构并重构乡村的真实性,以矫正乡村社会关系的过度虚拟化倾向;三是从“元治理”结构出发,建立呈现与控制并举的乡村信息传播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引导策略探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动因表现在乡村振兴升级为国家战略推进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城市化进程中保障性需求促进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农业创业及新兴科技及互联网的普及与应用提供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技术支撑。青壮年农民工返乡创业引导机制不完善及创业支撑体系相对薄弱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青壮年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实施"三位一体"精准帮扶机制、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机制及风险防控预警及保障机制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帮扶的有效机制。创新创业教育视角下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创业产业引导、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与激励体系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返乡青壮年农民工创业扶持引导的重要途径。     

资源赋权、村社再造与乡村共同富裕——基于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诠释

乡村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资源赋权-村社再造”的分析框架,对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运作机制进行解构发现：资源赋权与村社组织再造合塑了乡村共同富裕的资源基础与主体能动性,其中,国家资源的嵌入性赋权以项目、精英、制度等资源理性嵌入性赋权的方式形塑了村社组织的政治统合机制,再造了村社组织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组织轴心,有利于促进乡村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与分配正义;乡土资源的内生性赋权通过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与乡土空间内部的文化网络等赋权方式聚合了村社组织的社会动员机制,重构了村社组织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利益、文化维度的关联网络,激活了村社成员参与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市场资源的发展性赋权借由资本与人才赋权方式缔造了村社组织的经营村庄机制,在村企共建与联动式发展的过程中撬动了乡村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动能。因此,乡村共同富裕既需要国家、乡土社会与市场的协同参与和有效赋权,也需要建构以村社组织为本位、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公共利益为旨归的发展模式。     

感知·增强·行动：乡村短视频传播中的青年心理探究

近年来，短视频乡村风潮逐渐兴起，而部分乡村青年在媒介使用中的心理问题也日益突出并直接影响着乡村形象建构。通过研究发现，乡村青年于媒介与心理双重可供性之下，以技术与视听形式实现着城乡青年主体与文化间的交往，而其对自我展演与社会认同的渴望则增强了其心理预设的行动，由此采取奇观理想化与乡村极端化的行为博取关注。反思可供性理论并借以对乡村青年心理机制进行研究，可帮助平台方面引导创作风向与建构乡村形象，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数字治理的内在逻辑、潜在风险及消解策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与数字乡村战略等宏观顶层设计的相继提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一种必然趋向。在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过程中，主要以数字技术整合治理资源、促进信息流通与激活乡村公共信任的价值逻辑和多元主体之间不断交织与调适后共同选择的制度逻辑与为乡村治理赋权增能的技术逻辑为主要表现内容，共同构成了乡村数字治理的内在逻辑。当前，现代化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长期形成的传统治理模式并不会自然达成耦合协调，出现数字技术侵蚀乡土性、消解自治性与催生伦理风险等问题。未来，乡村数字治理需要通过促进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有效融合、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责任与村级组织力量、塑造“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乡村伦理规范等策略加以消解，从而保护乡村性价值。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力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研究

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力,加快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进程,不仅可以使新生代农民工带回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还可以带回发达地区新的市场经营理念和经营管理模式。多中心治理模式试图从政府、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机构培训、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的关联性入手,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力,并且从政策扶持机制、人力资本投入机制、立体化培训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制度设计角度等方面提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力的具体政策建议框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培育壮大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群体的路径选择与政策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化生活,实现上述战略目标,各类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群体是带动乡村发展的主力军和生力军。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群体在农村产业、农业科技、环境整治、乡村治理等方面的“嵌入”,彰显了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的自我价值,实现了乡村振兴的战略价值,盘活了农村集体资产的市场价值,优化了乡村治理的政治价值。培育壮大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群体的路径包括：利用乡村土地资源,造就更多现代农业种养殖经营主体;立足乡村山水风光,造就更多的文旅融合建设主体;发挥技术技能优势,造就更多的数字农业服务业主体;借助制造业回流,造就更多的乡村企业家或小业主主体;依托乡村创业产业园,培育造就更多的农业园区创业主体。培育壮大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群体的政策支持,一是加大涉农要素供给支持,形成创新创业激励机制;二是提升创新创业双向认同,营造组织归属氛围;三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优化乡村创新创业环境;四是创新人才培训模式,满足乡村产业发展需求;五是积极推介乡村项目与亮点,提升创新创业的预期与成功率。     

村社赋权何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以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为例

拥有多维复合型权力的村社组织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关键，而不同来源的村社赋权塑造了乡村治理能力的不同面向。基于村社赋权的分析框架，对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村社组织的权力来源于乡土社会、国家与市场的递进式赋权。首先，乡土赋权是一种内源性的赋权，村社内生的土地资源与社会资源赋予村社组织丰富的实践权力，形塑村社组织的连带式治理能力，促进村庄社会秩序和公共价值的再生产。其次，国家赋权是一种“能促性赋权”，即通过党建、试点、项目赋权赋予了村社组织能动性的政治权力，强化村社组织的统合型治理能力，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一核多元”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最后，市场赋权遵循着一种嵌入性赋权的逻辑，在资本、人才和技术赋权的过程中为村社组织提供可持续运作的市场权能，增强村社组织的经营型治理能力，有利于在维系乡村治理秩序的基础上促进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因此，无论是乡土社会，还是国家和市场，都要注重赋予村社组织可支配的资源与权力，在此基础上增强村社组织的治理与发展能力。     

何处为家?——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中的身份冲突

当前身份冲突研究多以群体视角为主,缺少对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研究发现,农民企业家在返乡创业过程中面临身份冲突困境,表现为其与生俱来的农民身份和当前的市民身份之间产生冲突。身份冲突缘于农民企业家在维持农村传统家庭和城市小家庭团结时的左右摇摆,从而造成身份认同的失衡。为缓解返乡创业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失衡,农民企业家采取了创业地点分流措施,在“经济能力强—农民身份感强—团结农村家庭”的情况下选择“返乡农村创业”,在“经济能力强—农民身份感强—团结城市家庭”的情况下选择“返乡城市创业”,家庭团结左右着农民企业家创业地点的选择。这一过程反映出了个体选择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并启发我们在分析人口流动问题时应兼顾客观环境与行动主体的主观认知,以便推动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进程,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青年人才何以助力乡村振兴——基于“嵌入性—公共性”框架的分析

青年人才被赋予重建乡村振兴主体性的路径期待。以往研究仅关注青年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工具性方案和策略性逻辑,忽视了作为人才支撑的青年主体如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内隐机制和深层逻辑。本文围绕青年人才主体有效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建构了一个青年人才嵌入性和公共性与乡村振兴绩效的关联分析框架。运用“嵌入性—公共性”的分析框架,通过对闽南创业青年、浙东青年乡贤以及西南职业林农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嵌入性掣动治理能力、公共性制约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叠加影响青年人才助推乡村振兴的绩效。乡村振兴实践中的青年人才因治理能力及意愿张力呈现出不同类型主体失效和振兴绩效耗散,共同根源在于嵌入性与公共性的失衡。为此,异质青年人才在借道嵌入性提升治理能力的同时,通过机制化搭乘进行公共性调适,在形塑主体有效的基础上,经由组织化运作将主体有效转化为治理有效,最终促进不同面向的乡村振兴。     

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机制: 逻辑前提、堵点及疏通路径

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新发展阶段农民创业的环境日趋优化。 宏观大局动因、 中观市场动因、微观协同动因构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联动机制的逻辑前提。 但在乡村振兴战 略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仍存在许多问题。 从总体上观察,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信息知晓率低、农民工 返乡创业资金匮乏、农民工自身能力不足、农村缺乏良好的创业环境构成了当前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 振兴联动机制的堵点。 在新发展阶段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机制优化路径主要有:加大返乡 农民工创业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工政策知晓率;拓宽农民工返乡创业融资渠道,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 意愿;加强农民工创新创业培训,提升返乡创业农民工综合素质;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提高农民工返乡 创业意愿。     

数字化经营何以提升返乡创业企业质量

劳动力返乡创业是驱动农村内生经济增长动力、增加人民福祉的重要抓手,而数字化经营为劳动力返乡创业质量的提升提供了契机和新动力。通过2 139家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数字化经营对返乡创业企业质量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化经营能够显著提升返乡创业企业质量。2）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经营对我国西部地区、中型返乡创业企业、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以及第三产业中的返乡创业企业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3）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经营能够通过返乡创业劳动力的社会关系网络、企业管理规范、政策信息获取来提升返乡创业企业质量。因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应抓住数字赋能返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契机,加速释放数商兴农发展红利,将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方向。     

中国特色返乡创业问题研究:框架、进展与展望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返乡创业越来越受到中国政府和学界的关注。结合西方经济学界对劳动迁移、区域发展和创业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特色返乡创业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评述,有助于加深对该现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定位和意义的理解,推动相关领域研究的进步。当前对中国特色返乡创业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返乡创业的动力机制、影响因素、绩效成果及其对区域发展影响等方面,偏重讨论返乡者个人特征的效应,相对忽视了创业环境的影响。中国特色返乡创业具有很强的特殊性,相关研究政策启示性较强,因此与国际类似研究的接轨则略显不足。未来应加强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和数据建设工作:一是分析返乡创业需求侧的特点；二是讨论如何优化实现高效返乡创业的政策环境；三是探讨返乡创业对社会非经济层面的影响；四是加强返乡创业研究数据库的建设。     

嵌入理论下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机理

理清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机制,是将外部资源转换成乡村振兴新动能的关键。研究发现,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行动,既回应自身市场获利的经济属性,又有贡献反馈家乡和带动村民主体增收致富的传统社会属性,在疫情后还具有稳定地方经济和发展秩序的新社会属性。该群体通过政策嵌入、组织嵌入、关系嵌入等路径与村庄社会实现深度融合,与地方政府、分化村民等多元主体之间形成互惠合作的产业共同体。同时,资源型乡贤“家乡人”的地缘身份和共同产业利益的联结,助力形成的多元主体共同规约的经济风险防范举措,以及国家制度规范和村庄公共性双重约束的社会风险治理机制,实现了资源型乡贤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可持续性结合发展。此外,还需增强基层社会的治理与监督能力,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乡贤的组织与引领,以应对资源型乡贤向营利资本的异变转型。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能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吗？——基于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

乡村振兴离不开返乡创业,社会网络已成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的关键。基于2019年全国2139家返乡创业企业调查数据,将社会网络分为强、弱关系网络两个维度,研究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对其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1）整体上看,农民工的强、弱关系网络均能显著提升其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但两者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2）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民工的强关系网络对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更为显著,弱关系网络对发展型和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更为显著;在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弱关系网络对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强关系网络对中部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正向影响明显;农民工的弱关系网络对第二、三产业的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3）机制分析发现,创新精神是农民工社会网络促进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的作用机制。因此,建议地方政府搭建促进返乡创业者相互交流的平台,努力实现返乡创业者强弱关系的双重嵌入,积极扩大返乡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同时要注重培养返乡创业者的创新精神,进而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乡村治理何以提升社会质量——基于社会质量理论的阐述

数字乡村治理是新时代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策略选择,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城乡数字鸿沟、社会参与度低、数据融合性差等社会质量不高的问题。以社会质量理论为分析框架,在理清数字乡村和社会质量理论多维契合性的基础上,试图构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当前,数字乡村治理提升社会质量遵循着增加农民收入、美化乡村环境、营造乡风文明、维护乡村秩序的实践逻辑,凸显了坚持村民主体、倡导需求导向、保障共同参与、实现权责对等的优势特点。然而,由于数字技术和乡村治理的融合是一个漫长发展的过程,现阶段数字乡村治理还存在着社会经济保障不足、政府绩效导向、短期碎片创新和传统乡村管理排他性的现实困境。基于此,未来数字乡村治理需不断推动社会经济保障、增强社会凝聚信任、构建社会包容机制、完善社会主体赋权,最终实现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村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及路径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问题是目前“三农”领域的关注焦点。已有的研究中,多从政策理论层面宏观分析两种战略的辩证关系以及如何实现有序衔接。该研究从基层实践入手,以陕西省蒲城县D村为案例,探寻其在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衔接中的实践逻辑,研究D村在实现二者有效融合过程中的衔接机制。研究发现:从实践逻辑上看,脱贫攻坚补齐了乡村振兴中的“绝对贫困”短板,乡村振兴为建立长效脱贫机制提供内在动力。在这一互涵式实践逻辑的指引下,D村探索形成了以产业升级机制为核心、主体培育机制为关键、有效治理机制为基础、组织统筹机制为保障的衔接机制。最后提出村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路径,即推动传统农业向创新农业稳步升级,推动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积极转变,推动传统治理向乡村善治循序转化,推动扶贫组织体系向乡村振兴组织体系平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