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角解读诗歌翻译“种子移植”论

苏珊.巴斯奈特将诗歌翻译置于自己一贯坚持的文化翻译观视阈下,提出了诗歌翻译的"种子移植"理论。文章从文化视角出发,对巴斯奈特诗歌翻译"种子移植"论的产生背景、理论源头和理论内涵进行了全面剖析,阐述了她的"种子移植"论对全球文化背景下的诗歌翻译的启示意义,并揭示了其诗歌翻译观的局限性。     

汉学“再现”视域下的儒家诗歌功能观

汉学家对儒家诗歌功能观的理解是和"再现"理论关联在一起的。不管是刘若愚对于西方"再现"理论的接受和转化,还是欧阳桢等汉学家对于中西文论背后的哲学差异的理会,都十分明确地展露了他们对于儒家诗歌功能观的理解。其在分析中国诗歌的反映和表现问题时,都或明或隐地参互进了对于"再现"这一源自西方诗学的理论范畴的体认。     

“诗言志”与“诗缘情”论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但无论是言志说还是缘情说,都只是对诗歌的片面认识,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算是较为完整的诗论。但二者的关系却并非是平行的、对等的,即二者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诗歌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在纵深向上,在不同的层面上揭示了诗歌的产生及其本质。对于诗歌的产生而言,言志说揭示了其充分条件,缘情说则指出了其必要条件。而对于诗歌的本质而言,从言志说到缘情说,是人们对诗歌本质认识的一种深化。符合人们认识事物从流到源、由表及里的一般规律。     

论南宋的文章“活法”

学术界对诗歌"活法"论已有较充分的研究,但对文章"活法"则极少有人论及。事实上,在吕本中诗歌"活法"论的影响和推动下,南宋文章学界一直涌动着主张"活法"的潮流,也许"调门"不如诗界高,但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其势头却一点也不逊色。南宋文章"活法"主要讲为文曲折和圆转,而尤其注意对古文"活法"的发掘,并将它运用到时文写作之中。与诗歌"活法"论一样,这深刻地影响了南宋及以后散文的发展。     

中国古代文论中“言志”与“缘情”的同一性

"言志"与"缘情"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两个术语,是对诗歌基本性能与特点的两种概括."言志"说与"缘情"说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文学功能的意义,而后者却强调文学本质的意义,两者体现于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同等重要,密不可分.一种传统理论认为二者是对立的,这种观点重视"言志"而忽视"缘情",认为"言志"才是诗歌的主流.其实,就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史来看,优秀的诗歌作品无法离开"缘情"而单纯地"言志".通过分析杜甫的诗歌创作,来探讨"言志"与"缘情"的同一性.     

论诗歌的“移植”翻译——以庞德诗歌译本的文化“迁移”为例

诗歌翻译历来是文学翻译中的难题。翻译的文化研究理论为诗歌翻译开辟了新视角,使诗歌在不可译争论的困境中展现了生机。诗歌"移植"研究认为,诗歌并非不可译,却需译者将诗歌从语言符号中解放出来,为诗歌的种子寻找适合的新土壤,使其自然成长、开花结果,进而成为目的语文学系统中的奇葩。本文通过研究庞德诗歌译本中的文化"迁移"现象,说明诗歌翻译的"移植"策略:在目的语中寻找空白,确定诗歌移植的适合土壤;解构诗歌组成要素,确定首要还原要素成为移植种子;深入体会原诗诗境,采用有机翻译过程,令译诗自然成形,成为形神兼备的有机整体。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美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美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纸”与“网”的博弈——网络诗歌新论

互联网改变了诗歌的存在形态,进而改变了诗歌阅读与写作的方式。网络诗歌写作的新特征主要表现为:写作方式上"实体书写"到"虚拟书写"的转变,传播层面上"共时性"取代"历时性",以及写作者心态的自由化和随意性。网络为诗歌阅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同时也给诗歌阅读带来"信息"与"文学"的冲突,"娱乐化"和"严肃化"的对立,以及文字与其他媒介的交错、博弈等悖论。在网络日常化的今天,要充分认识纸媒和网媒、传统读者与网络诗歌以及"慢"与"快"的博弈关系,使它们可以在一种更加和谐的状态下相互依托,以重建诗歌与时代、媒体的良好生态。     

“古色”“自然”与“性灵”——王世贞汉魏诗学术语论

明中后期,传统的"格调"论说已不能提供更多的理论阐释,新的诗歌美学概念与诗学思维正被尝试引入汉魏诗学中,王世贞便是这种转变的代表人物。其汉魏诗学术语论明显可以看到这种新旧思想交替发展的轨迹。汉魏诗歌"古色"论的提出是为了消除"本色"论的含混性,"古色"本身仍表现出对"格调"的追求。"自然"与"性灵"论说的提出使王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公安派的理论先驱,但二者的获得并非是无条件的,需要以"古"为前提和基础,这也是王世贞"性灵论"与公安派"性灵说"最大的不同之处。     

《女神》中的“太阳”与“月亮”

郭沫若的《女神》中有许多关于太阳和月亮的意象,太阳意象体现了一种"壮美",接近西方诗歌风格,是诗人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的突破;月亮意象则体现出诗人对于传统诗歌"静美"的继承性。《女神》之中"太阳"与"月亮"同辉,"壮美"与"静美"同在,这跟郭沫若重视"诗意诗情诗性",不斤斤计较诗歌形式的诗学观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