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以天津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近代性嬗变,中国的企业制度也发生了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在近代中国经济转型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企业资本的几种基本组织形式,是近代企业家在借鉴西方先进公司制度的基础上,融入中国特色创办企业的必然选择。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近代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的实践证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经历了一个从简单模仿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有效制度安排。     

中国民族汽车企业实施人才开发战略的思考--以奇瑞公司为例

中国民族汽车工业起步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特别是以奇瑞为代表的自主品牌汽车企业,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已初具规模,并不断发展和壮大。企业由导入期逐渐向成长期过渡。在这个背景下,企业的人才战略也需要从低层次的引进向高层次的自我开发方向转变。以奇瑞公司为例,分析他们在人才开发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人才开发的战略和策略,以期为奇瑞公司和其它民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公司重构:背景与动因

20世纪 8 0年代以来的公司重构代表着全球化新时期世界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趋势 ,它以战略 -结构 -过程为思路 ,进行公司战略调整 ,结构重组 ,以及业务、财务、组织方面全面跟进 ,是从总体到局部的全面变革。重构是公司对环境变动的战略反应与战略调整 ,是对企业过度膨胀、过度多元化的反思与矫正。本文从委托 -代理理论、公司治理、环境理论、公司目标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企业核心能力与企业的边界以及速度经济性与网络经济性等方面理论解释公司重构的动因。     

完善企业制度与建设现代企业--以安徽国有控股重点企业为主要对象的研究

典型的现代企业是资本性、社会性、战略性生存的市场有机体,现代企业制度是适应企业"三性"特征的制度.国有企业初步改制后以"集团控股公司"形式遗留了制度缺口,使企业难以具备现代企业的完整特征,这是现代企业制度不完善的实质所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是建立和完善国有资本制度.     

论塑造新型企业文化的前提 --以宝钢集团一钢公司为例

本文从企业文化的本质立论,系统地阐述了重塑一钢文化需要正确处理的五种关系。作者认为,创新是企业文化的本质,差异化是企业文化的灵魂。要想在一钢公司内塑造一种能够充分发挥广大员工智慧和潜能的新型文化关系,就必须正确处理好:制度潜能与潜能制度的关系,文化精神与话语表达的关系,立足一钢与着眼市场的关系,信任与授权的关系,制度执行力度与执行方法的关系。     

德国和日本社会保险制度的比较分析

尽管德、日两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初建时间相差较远 ,且各具特色 ,但它们都是各自国家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组织部分 ,在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比较和借鉴两国社会保险制度实践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教训 ,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险制度是大有裨益的     

制度失衡:中国发展战略重构的根源--以我国目前财政制度为例

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普遍带有制度性特征,即一些危机的累积在于制度.例如,我国金融风险的最大特征在于其制度性特征;失业以及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等等矛盾与问题也是制度性原因造成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一些新问题的出现,制度需求发生了变化,也就意味着原有制度体系下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出现了失衡,旧制度不能解决新问题和新危机了,因此,新的制度供给方式和结构必然出现,也就是所说的制度创新必然要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以满足新的制度需求.     

制度、关系与乡村企业的发展——以浙北地区为例

本文以浙北地区的乡村企业发展为例,全面分析了在不同的乡村企业制度下,关系对于企业发展的不同影响,认为在乡村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关系不是一个单纯发生作用的因素,它的作用受到多方面制度环境的极大约束,这就为理解关系概念提供了一个特殊主义的案例.     

对人民调解制度重构的思考

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变迁，人民调解一直被视为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和中国社会调整的基本标志。古老的调解制度在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制度重构。它既不可能是古老民间调解的简单复兴，也不会是毛泽东时代行政整合手段的再现，它将是一种按照现代法治精神运作的，以解纷维权为功能的，以建设民主、公正、和谐的公民社会为长远使命的新型制度。     

信访制度的价值重塑和制度重构

在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广泛存在各种利益博弈,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使得纠纷日益多样和复杂,并远远超出了法律诉讼制度能够圆满解决的范围。于是在我国出现了较为普遍却非正式的纠纷解决途径--信访制度。通过分析信访制度的特点及信访机构的处理规程、应对措施,提出从价值理念和信访机构、受理范围及处理方式等制度要素入手重新塑造我国信访制度。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盈余管理手段选择

本文以沪深股市2004-200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管理层采用线上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没有监督效果,相反却促进了公司管理层盈余管理的程度;而对公司管理层采用线下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具有监督效果。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仅体现在机构投资者增持组中,而在机构投资者减持组中,没有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有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这些结论表明我国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力度还不够深入,现有的机构投资者对于信息使用和识别的能力可能还很有限。     

CEPA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如果说“一国两制”解决了祖国统一的大问题,那么CEPA则是试图解决“两制”情况下香港、澳门与祖国内地如何进行市场经济的问题。CEPA作为一种获得潜在利益的制度安排,无论对港澳还是内地,都是一种“双赢”的制度安排,它表现出社会总福利增加的制度效应。同时,CEPA作为一种制度变迁,其实施的主体是政府,但不确定性和政府及其官员在认知上的缺欠,也会加大制度变迁的成本。     

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思考

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还充当了保障和提升社会公益的角色。而在不完全市场下,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必然出现的一个“外部性”问题。因此,必须有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不进行管制,推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     

制度分析:对新制度主义的一种解读

从近代制度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从经济学领域到社会学领域,组织研究中的制度分析一直体现出很强的学术解释能力,同时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适用范围。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的经济学背景为起点,探讨了制度分析在不同学科领域中体现出来的视角差异,并重点阐述了组织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学派及其相关实证研究的发展,旨在从根本上理解制度分析如何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跨学科研究范式。     

企业社会表现研究史——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实证研究的历史

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各种不同领域的政策与实践,其评估难以标准化,一些学者提出把企业社会表现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操作定义.企业社会表现的研究史实质是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实证探索的历史,但是这种实证探索并不成功.     

小额信贷"郁南模式"的制度性解析——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新探索

郁南模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创新在于政府主导的信用村评定、首创县级征信中心、扶贫担保基金贷款等.其绩效是既扩大了农村金融普惠面,又促进了县域经济与农村金融双向可持续发展.理性剖析郁南模式,具有激励约束功能的供给导向制度安排、政府主导优化的金融生态、相容的激励约束机制是关键.针对发展制约,提出了深化改革路径:以需求制度衔接供给制度,用契约信用链接农村民间信用,以财政杠杆撬动农险与信用担保,并审慎增加农村金融机构.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以开放性、多层次、立体式为特征的责任体系.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企业必须对所有者、雇员及其他外部人三类利益相关者承担起社会责任.企业应当在自身利润最大化与公司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协调一致的基础上,为其对社会造成的正负外部性影响做出积极回应.我国现有诸多法律均体现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理念.     

国务院机构改革趋势分析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党政关系、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政府管理体制三个方面。在近三十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国务院机构改革,作为改革的先导和指引,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国务院机构在2030年之前,既不会按照精简——膨胀——再精简的模式循环下去,也不会按照企业型政府范式逐步成为一个＂小政府＂,而是保持较平稳的态势,同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会进一步加强。     

"生态赤字"的制度因素分析

我国目前的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着透支自然资源且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的问题,这很容易使中国经济在面临"资源稀缺"和"生态赤字"的同时遭遇更大程度的"资源诅咒".分析"生态赤字"产生的根源,并探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制度安排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论纲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迫切需要总体战略的指导。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包括总体目标、总体方案和总体对策三方面的内容。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必须按照科学决策的程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