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为“活物”─—竟陵派文学鉴赏理论探析

诗为“活物”─—竟陵派文学鉴赏理论探析曹红祥明代文坛，流派纷呈。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湖北竟陵人）在明末独树一帜。钟惺首次提出诗为“活物”的全新命题，大大推进了古代文学鉴赏理论的发展。诗为活物的观点本是针对《诗经》而言的，是钟惺在对《诗经》的...     

竟陵派文学研究会成立并举行钟惺诞生410周年纪念会

为了对竟陵派的文学遗产进行整理研究,繁荣当代文学创作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竟陵派文学研究会最近在钟惺的故乡——湖北天门成立.八月下旬,在天门县竟陵镇举行钟惺诞生410周年纪念会.     

钟惺生卒年辨

钟惺,字伯敬,号退谷,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县)人,是明朝后期崛起于文坛的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文学流派——竟陵派的领袖,与同里谭元春(1586——1637年)为忘年交。但是,入清以后,迄今为止,人们对钟惺的生卒年还杂说不一。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钟惺生于1572年,卒于16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和《辞海》都说钟惺生于1574年,卒于1624年。笔者认为钟惺生于1574年而不是1572年。     

“幽深孤峭”说新解

近四百年来,人们对以钟惺、谭元春为领袖的竟陵流派的诗文理论和创作,咎誉不一。自本世纪始,很多研究者重新关注竟陵派,尤其是从80年代始,一反传统的责难和攻讦,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考辨工作,颇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但在对竟陵派“幽深孤峭”美学思想的讨论上,似不脱“幽深孤峭”只是一家的樊篱,或视其为一种创作风格,或视其为一种诗歌境界,虽一反传统的诋毁之言,仍未跳出传统的视野。诚然,钟、谭“幽深孤峭”的理论确实在诗风、诗境上有所表现,但如果执持一隅,很难遍照其作品,也很难理解“幽深孤峭”的全部理论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     

竟陵巨子谭元春评传

中国文学史上有“钟、谭”之称，指的即是明代景陵人钟惺、谭元春，为明代后期党陵派文学之领袖。竟陵派，作为一个立意在革新、指归在变法的文学流派，睡武公安派之后，力换前后七子摹拟复古之颓风，力矫公安末流脓廓俚俗之流弊，力倡独抒性灵，寄意的深孤峭，自成一家风格。它不仅影响着明代后期整个文坛，其改革创新思潮的余风，甚至波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每当人们需要吸取、借鉴文学革新的经验教训时，往往就会自然想起这一流派的领袖──“钟、谭”，以期从他们那里得到启迪。然而，天下事有极妙者。对于党陵派的评价，却历来毁誉参…     

“流派芳千古 性灵照古今”——谈竟陵派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一 竟陵派的兴起较晚于公安派,它受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的影响,但是对于公安三袁的诗歌创作和文学主张的某些缺点和流弊也起了一定的弥补和纠正的作用。因为他们反对复古、主张创新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以历来人们都把公安派和竟陵派相提并论。 竟陵派的文学活动主要是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期。他们所评选的《古诗归》十五卷和《唐诗归》三十六卷曾经盛行半个多世纪。清初的三大诗人之一——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钟、谭“所撰《古今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     

钟惺与李维桢诗歌之比较研究

竟陵派创始人钟惺与后七子末派宗盟李维桢是晚明诗坛上的两位重要作家.钟、李为世交,钟惺早期师法李维桢,及结交袁中道、谭元春等,论诗与李维桢日趋异途.钟、李不约而同地主张师事"古人之精神",但差异显著.创作上,钟诗急怼激宕,幽清孤峭,李诗怨而不怒,博大雄浑.考察其间的复杂关系,对探讨其各自的诗歌旨趣和批评观念,深入认识竟陵派和后七子末派的诗学和创作,揭现万历、天启之际诗坛风尚,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从钟惺《诗归序》看他的诗学观点

《诗归》一书,为钟惺和谭元春共同编著,选录一些古诗及唐诗,加以评点,借以宣扬他们的诗学观点。钟惺所撰写的序言,不仅是《诗归》其书旨趣的概括,更是他的诗学观点的集中反映,同时也应看作是竟陵派诗歌创作主张的纲领。对以钟惺为代表的明朝末期出现的竟陵派的诗论及创作,历来评价都偏低。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钱谦益早就将他们的诗论及创作斥为“鬼趣”、“兵象”及“诗妖”,要“另立深幽孤峭之宗”(见《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清代乾隆时由纪昀等人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三批评《诗归》“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解放以后,对竟陵派著作亦因研究不够,受到     

竟陵派文学的发端及其早期文学思想趋向

钟惺、谭元春早年在家乡的文学活动,是竟陵派研究者较少关注的一个论题.本文通过钟、谭诗文之始习、才性之养成及其相互磨合,在家乡重要的文学交游活动以及早期创作成果与经验总结等方面的考察,试图对此作比较具体而全面的描述,并且在一种历时性视角的观照下,探究他们在这一阶段所形成的文学立场、文学思想及趋向与以后各阶段文学观念与主张的内在联系,证实这一阶段对于竟陵派文学定型、发展的重要性.这种阶段性的分析研究,是将对一个文学流派有关诗学理论、创作风格等问题的探讨还原到历史过程中去的一种尝试.     

论竟陵派儒道结合的批评

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执掌明末文坛的风向,其所编《诗归》是其诗学理论与美学趣味的代表。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显示了儒家说诗方法的要义,在竟陵派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还呈现出援道入儒的态势,即继承这一儒家的传统方法,与道家"玄览"、"独游"、"遇合"等哲学思想与审美方式相结合,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批评旨趣与方法意识。这种儒道结合的批评方法是竟陵派诗学能够独开生面的深度造诣所在,也折射出晚明心学与性灵说的影响力。     

集美学村楼名文化研究

“集美学村”是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著名教育胜地,“嘉庚建筑”绝世无双,其建筑楼名因文化底蕴深厚、独特经典,令世人赞慕!近时代“集美学村”有许多新建筑以“人名”或“企业名”命名,又折射另一种“知恩图报”、“回报社会”的楼名文化。研究嘉庚时代和后嘉庚时代建筑楼名文化,对弘扬嘉庚精神、办好集美学村意义重大。     

《玉台新咏》编者和编纂时间再探讨

关于<玉台新咏>的编者,章培恒先生认为是陈后主妃子张丽华"撰录"、徐陵作序.徐陵<玉台新咏序>记载此书收录"往世名篇,当今巧制",但唐人所见原本<玉台新咏>于陈代只收录徐陵一人诗作;如果为张丽华所撰录,理应编于陈后主至德以后,且收入陈代几次影响较大的文会诗作.所以,此书绝不可能为张丽华编纂,当是徐陵编于梁代.<玉台新咏>的编纂与宫体的发展壮大有密切关系.宫体得名之后在梁代的发展当以大同中期为界,此前为宫体与京城各种文风融合期,此后为宫体兴盛期.李康成<玉台后集>和刘肃<大唐新语>记载<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在宫体兴盛期.今本题名刘肃著的<大唐新语>虽可能为明人伪作,但其中关于<玉台新咏>编纂时间的记载与李康成说法一致,应接近历史真实.从徐陵仕历来看,<玉台新咏>当编于梁代大同六年至大同十二年.     

竟陵别调——马之骏与《妙远堂诗钞》

明朝中后期的诗人马之骏,在当今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无人提及,对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也几乎是空白.其实他在当时颇有诗名,并同竟陵派的钟惺互为诗酒之友.其留有诗文集<妙远堂集>四十卷.后人曾于清代重刻其诗歌选集<妙远堂诗钞>五卷,收马氏诗800余首.     

魏晋隋唐道教哲学思想述评

魏晋隋唐时期是道教得以发展和达到兴盛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道教仍以老庄道论为本 ,同时又结合儒学、融合佛学 ,形成了独特的理论 ,使道教哲学得到长足的发展。从魏晋道教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到隋唐道教“重玄学”体系的形成 ,可以看到道教哲学在发展中所具有的时代性和包容性     

论清初《诗品》接受史的“异质性”--以陈祚明对潘岳、陆机、陶渊明的批评为中心

清初诗论家陈祚明对《诗品》的批评存在鲜明的异质性。陈祚明反对钟嵘“陆才如海,潘才如江”的说法,认为钟嵘对陶渊明品第不当,对诗旨阐发不足。他认为潘胜于陆,陶诗可与杜诗并驾齐驱,陶诗亦有入世之意,不宜专以隐逸述陶诗之旨。钟嵘之所以强调传统,否定新变,是为了反对以沈约为首的声律论;陈祚明之所以主张溯唐诗之源,提倡“情为辞先”的诗学观,是为了折中调和明前后七子和竟陵派之弊。不同的诗学语境、批评目的,导致了“异质性”的产生。     

贾岛诗与竟陵派源流新探

从文化背景和诗人自身经历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以贾岛为代表的“晚唐体“与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均出现于时代末期,代表人物均有着不解的佛禅情结,用静、冷的笔调来描摹末世心境,在文学上表现为寒瘦、佶屈聱牙。     

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小品的审美理性

明代钟惺、谭元春的小品文是古代散文的精品,也是竟陵派作品的代表。钟惺、谭元春的小品,以独到的审美趣味和精致的审美形式,一反传统的审美路线,显示出独特、新颖、超前的审美意识。透过钟惺、谭元春小品解读其审美意识,主要表征为以审美理性激发性灵意趣,在行文、音律及结构体式上贯彻了审美理性的"幽深独至"。钟惺、谭元春小品的审美理性是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积累的必然结果,它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学审美作出了历史贡献,而且对于推进当下文学审美意识的自觉也具有积极的启悟意义。     

蒙文通经学四变述论

蒙文通的经学思想承廖平而来并加以发展。他批评汉学流弊 ,倡鲁、齐、晋之学 ,以地域分今、古 ;破弃今、古文经家法 ,而宗周秦儒学之旨 ;其后 ,蒙文通又提出汉代经学乃融会百家 ,而综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的见解 ,推崇西汉今文经学 ;后于晚年对今文经学提出批评 ,认为今文经学乃变质之儒学。蒙文通的经学思想内涵丰富 ,经历了四次变化 ,值得认真总结与研究探讨。     

京口集团与刘宋政治

东晋后期,京口集团中衰,刘裕以京口、晋陵地区的流民为基础,重振京口集团,并以其为主要的军事力量,内征外讨,完成了覆晋建宋的大业.京口集团亦成为刘宋政权支撑性的政治、军事力量.刘宋前期,京口集团的势力由中央扩散到重要的藩镇,参与重大的政治事件,其力量的兴衰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随着京口重镇地位的丧失、流民来源的枯竭、京口主将的死亡、其他方镇的兴起,京口集团逐渐衰落.刘宋后期,已很难寻觅京口集团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