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鸿修教授与先秦史研究

<正> 徐鸿修教授,1936年生,山东烟台人,1956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担任著名史学家童书业先生的助手。现任山东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山东省地名学会副理事长、山东省古文字学会副会长、山东古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     

史学漫谈

<正> 我是三十年代北大的学生。我们的老师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先秦史的,如顾颉刚、钱穆、傅斯年、胡适、徐中舒、唐兰等先生,顾颉刚先生对我的影响最大。当时,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傅斯年讲中国古代文学史,顾颉刚讲《尚书》,唐兰讲古文字学,钱穆讲先秦诸子系年。顾先生讲《尚书》研究,讲《尧典》时,一字一句的讲,一年只讲一篇《尧典》,但每个问题都有深入研究。五十年过去了,我至今都还记得。顾先生口才不好,但教学方法好,带出了许多名家。顾先生教课,总是出练习题,做好后印出     

顾颉刚教授在燕京大学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

作为著名学者教授,顾颉刚先生早年在燕京大学的情况有着重要意义。他的史学力著《古史辨》最终在这里完成,并在这里参加和主持了《燕京学报》的编辑工作;任燕大历史系主任期间,注重师资队伍建设,组织“禹贡学会”,出版《史学消息》月刊和《禹贡半月刊》,培养了一批史学人才。抗战期间,利用自己长期从事民俗民谣收集整理工作的便利条件,创立“通俗读物编刊社”,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具有爱国思想的顾先生在燕大的后期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既是时代使然,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走的道路。     

深入浅出 史家绝唱──读《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

深入浅出史家绝唱──读《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李正中由史学大师顾颉刚教授口述、教育家何启君先生整理的《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增订本）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书是顾老于１９６５年冬到１９６６年春，在北京香山疗养院期间，为同住在疗养院...     

《夏史三论》与古史辨派的治学取向

本文重点分析顾颉刚、童书业发表于1936年的合著《夏史三论》,借以说明古史辨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取向,逐次引述文中的明显错误18处,说明此文的结论和推理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     

张维华教授和中西交通史研究

<正> 现任山东大学历史系中西交通史研究室名誉主任的张维华教授,是我国史学界著名的老前辈和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专家。他现年八十一岁,一九○二年诞生在山东寿光县一个农民家庭里,靠勤工俭学等途径接受了高等教育。一九二八年在齐鲁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执教,后又至燕京大学研究院深造,在院长洪业教授的指导下撰其名著《明史佛朗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传注释》,于一九三三年荣获硕士学位。此后,在齐鲁大学、河南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高等学校与禹贡学会、北平研究院等学术研究部门,历任教授、研究员、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等职。特别是四十年代在成都与顾颉刚先生共同主办了燕京哈佛学社(又名国学研究所),杨向奎教授、胡厚宣教授等著名学者二十余人均为该     

“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1923年,顾颉刚先生根据《说文》"禹,虫也",猜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将作为动物之名的"虫"偷换为蠕虫加以讽刺。其实虫为动物总名,顾先生的假说已触及到了用图腾解释族系祖先。1937年,古史辨派健将之一童书业先生提出的"禹为句龙"是朝顾氏假说的正确发展,顾先生晚年也仍然坚持"禹为动物"。从金文字形来看,"禹"就是蛇的象形,确属"虫"。禹父"鲧",又作"鮌",实为"玄鱼"二字的合写,"玄鱼"等于"天鱼",意谓神圣的鱼族。甲骨文中存在没有释读出的"天鱼"、"大鱼"合文,意思等于"玄鱼"。早在仰韶文化大量出现的"蒙面人"神秘主义纹饰,其中"蒙面人"和鱼的组合,寓意即"天鱼"。受崇拜的鱼、龙、龟,长期被先民视为一物。当前学术界寄希望于从豫西或晋南寻找最早的夏文化,而夏文化的渊源可能在西部渭水流域。     

顾廷龙谈钱穆与《读史方舆纪要》稿本

问:顾先生,您主持校印的明末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1631—1692年)《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项古籍整理工程足足进行了几十年。听说前些年谢世的钱穆(宾四)先生为此事未竟引为终生憾事,请您谈谈其间的经过与原委。 答:是的,正如您说的校勘《读史方舆纪要》从开始到今天已有40年的时间。也正像您说的钱穆因未能亲见校勘工作完成为憾,以至晚年仍耿耿于心。 事情还得从30年代说起。其时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任教,为活跃学术空气,他组织了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团结了一大批学者,有白寿彝、谭其骧、侯仁之、吴世昌等,还办了一个半月刊《禹贡》。钱穆时为北大教授,同时也在燕京兼课,他来燕京执教就在顾颉刚家住了一宵。颐颉刚、钱穆、叶景葵都是论学之友,我当时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中文采编主任。     

由新出文献重评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

顾颉刚先生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在中西方学界有很大的影响。此说的思想渊源比较广泛,所论问题也与今古文经学上的"公案"有关,受胡适的影响较深。仔细分析顾先生的"层累说",其特别之处在于根据《诗经》中的史诗来分析古史,以禹为"截断众流"的关键点,而不采信传统的《尚书》等文献;其目的则是要从文献出发,构建系统的东周以来的信史。根据近来公布的竹简《子羔》篇、《容成氏》篇和公盨铭文、新蔡楚墓竹简等出土文献,可以发现顾先生的"层累说"中的许多观点存在问题;他对于《诗经》中所提及的禹之分析,也存在史料选择和解释上的疑问,故其"层累说"恐难成立。不过顾先生探索中国系统信史起点的这种学术自觉,仍然是很有学术意义的。     

顾颉刚创建的新疑古派——《古史辨》派作用的具体分析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因长期患病于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逝世,终年八十七岁。他虽是一个长寿学者,但关于学术事业的巨大抱负却没有一一实现出来。现在能够了解他的学术成就的人和经常同他接触的人一定很多;而顾先生在实际上也已经先后发表了自传,如《古史辨》第一册那篇写到二个月而又是一生中最长最畅的《自序》和最近发表的《我是怎样     

顾颉刚与傅斯年在青壮年时代的交往

顾颉刚与傅斯年在青壮年时期由于理论上的共鸣、思想上的沟通、学术上的共勉而成为挚友。他们同为胡适的得意弟子,从胡适处学习靳思想、新方法,学业大长;他们共同创办《新潮》,积极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顾先生热情支持傅先生在五四运动中的行动,傅先生盛赞顾先生的古史辨理论对中国古史研究的贡献。虽然二人因个性等原因而中断了达15年之久的友谊,但在背后,在学术界仍始终称颂对方的成就与才华。     

顾颉刚先生与西北

1981年12月25日,是古史研究大家顾颉刚先生逝世周年。作者着重介绍了顾颉刚先生对西北地区历史研究所作的贡献。     

多所见闻 以证古史——记顾颉刚先生对我的启迪和帮助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逝世已经三年了’。但是他在治学方法上给予我的启迪,以及在他生活的最后几年里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是我难以忘却的。六十年代初期,我到云南从事民族调查工作,开始很不安心,兴趣不大,总以为是荒废了自己的专业。1963年顾先生的《史林杂识》初编出版了,我读完这本书后,心胸突然开朗起来。     

《尚书·微子》校释译论

当本刊发稿之际,获悉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于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逝世,不胜沉痛!顾颉刚先生生前对本刊曾给予许多支持,并将《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一文交本刊发表。在这里,借《<尚书·微子>校释译论》发表的机会,对顾颉刚先生的逝世,谨表深切的悼念。     

近代中国“边疆学”概念提出与传播的历史考察

就目前所见,"边疆学"一词作为学术概念最早见于1933年6月出版的《殖边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1936年1月,顾颉刚先生据冯家昇先生旧作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所用之"边疆学",是该词作为学术概念在论著中出现的最早记录。因顾先生的关系,这一概念还在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成立宣言》、《我国边疆学之内外研究略史》、《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中多次出现。1939年3月至6月,杨成志先生拟定《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首次建议在我国高校设置边疆学系,希望把边疆学建成一个学科,但未获批准。顾先生的"边疆学"概念与杨先生的有区别也有联系,共同点之一是都与外患紧迫密切相关。不过,时人对"边疆学"一词兴趣不大,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是"边政学","边疆学"一词于是长期淡出了国人的视野。     

风雨飘摇九十年 长留风范在人间——记顾颉刚诞生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

一代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93年5月7日至9日在苏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有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海外的150余名专家、学者会聚苏州大学,追怀和研讨顾颉刚高尚的道德风范和卓越的史学成就。曾长期与顾颉刚一起共事者和生前友好费孝通、雷洁琼、钱伟长、胡绳等也参加了讨论会。顾颉刚一生嗜学如命,著述宏富,其所涉先秦古史、民俗学、历史地理学、边疆学、民族学、民间文学等领域,均有很高的造诣和建树。解放以后,顾颉刚以耄耋之年,主持《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并撰写出了体现《尚书》研究新水平     

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为卓越的古代史研究中,顾颉刚先生的“典籍科学考据学”成就尤为突出。顾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始终一贯地坚持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态度,而他的史学实践的方式和目标,更奠定了此后中国古史学与世界主流历史理论进行深入沟通的基础,并与今日体现在历史符号学领域内的诸多要求颇多契合。历史符号学的主要目的是对原始文本进行意义和功能的分解与组合,其重要分支之一正是史学材料学的分析研究,顾颉刚先生毕生的事业可以说都属于这一方向。在此基础上,中国古史学还将进一步积极参与到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建事业当中去。     

燕大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事业与禹贡学会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发展与燕京大学有着密切联系,顾颉刚长期执教燕京大学是历史地理学在此扎根的重要前提。顾颉刚与燕大的结缘是待遇、人际纠葛、燕大中国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燕大执教期间,顾颉刚的古史辨伪逐渐转移到以沿革地理手段对《尚书.禹贡》的地理研究之上,由此直接促生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时局下,顾颉刚的学术事业出现了"以文字参加抗日"的价值新取向。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是"国故整理"、"民众教育"与"边疆开发"等主题的融汇。     

《禹贡半月刊》编辑思想之研究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先生等创办和编辑的《禹贡半月刊》,在推动我国历史地理、民族史、边疆研究以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认真研究他们的办刊思想,对今天我们搞好编辑出版和学术研究工作,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禹贡半月刊》(以下简称半月刊)是禹贡学会的会刊。禹贡学会由顾颉刚、谭其骧两     

学术研究四十年——记历史学家田昌五教授

田昌五教授,河南郾城人,1925年生,当代历史学家,以研究中国古代史及史学理论著称。 田昌五教授早在194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期间,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从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1951年毕业后,留校承担中国革命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曾担任北京大学团委副书记等职务。1956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自1978年起,任研究员。1986年,被评为博士导师。1987年,调到山东大学。现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导师,山东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导师,西北大学、烟台师范学院等校兼职教授,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