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隋唐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合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整合过程中,民族史记述成为史家关注的重点,正史中的民族史撰述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正史的民族史记述有了新的发展,一是民族史记述成为各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二是民族史记述范围扩展;三是记述方式有所改进、创新.在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在分争的表象下,史学有着加强民族联系、实现民族统一的内在要求.隋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基本成为人们共识,对巩固统一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接触的增多和联系的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理论认识有了深化.民族关系的思考主要关注两点:一是宣讲以夏变夷的责任及意义,二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具体方略.     

明清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定型

明清时期,在元朝所开创的空前大一统的基础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定型.受此政治局势的影响,明清两部官修正史——《元史》和《明史》的民族史撰述表现出四个值得注意的特征:第一,不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境内民族立史传;第二,较少的民族歧视和偏见;第三,重视反映边疆民族地区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第四,重视总结边疆民族政策的利弊得失.而这又能够对明清时期人们尤其是统治者的民族认同心理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可以为统治者制定边疆民族政策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元史》和《明史》的民族史撰述对明清时期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定型,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两汉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两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时期,也是中国正史的创立时期.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这两部正史的民族史撰述,明显体现了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时代特点.从历史编纂而言,两书都重视将民族史撰述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整体来加以把握,肯定少数民族对维护大一统政治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大一统视野;从民族观念而言,两书的民族认同思想不尽相同,《史记》不斤斤于夷夏之别,肯定华夷各族同源共祖的思想尤为进步,而《汉书》的“异内外”和“德化四夷”的思想则较为正统,却都有助于人们对汉代民族关系的认识和加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中国古代国家观的新发展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进一步发展.雄踞北方的辽朝和金朝.以及后来的元朝和清朝,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在建立国家政权和相关制度的过程中,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要求,或"因俗而治",或易俗而"行汉法",在结合本民族历史文化风俗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历史上或当时主流意识的国家观及其制度,分别建立起颇具特色的国家政权.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则从历史之势、历史之变与常相统一的思想出发,对其进行总结和阐述,为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史学上的早期民族观和民族史观

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先秦文献中保存着有关古代民族的活动及民族之间交往的记录,也保存着当时人们对民族和民族关系的认识.秦汉统一皇朝的建立,史学家对民族和民族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不仅写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著作,而且把古代的民族观念发展到新的阶段.     

从“列女”到“烈女”——兼论正史《列女传》取材标准的变化

对于正史《列女传》的取材标准,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史家撰述正史《列女传》的取材标准经历了由"列女"到"烈女"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始于《新唐书.列女传》,最终定型于《宋史.列女传》导致正史《列女传》取材标准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社会中在以父权-夫权为主导的性别制度下,主流价值观对"妇德"的话语变化。而正史《列女传》取材标准的变化,既是历代妇德观念的反映,也是父权-夫权性别制度下对于女性妇德的要求与塑造。     

评何光岳《百越源流史》

何光岳同志的《百越源流史》一书于1989年12月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是近年来百越民族史研究继《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吴越文化新探》三部专著以后的又一力作。“百越”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越族”的总称,分布在南方及中南半岛这样辽阔的地区,历史前后绵延了数千年。它不仅是组成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历史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员,而且对缔造祖国的历史和文明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八十年来,学术界虽然有一些学者对越族的源流及其所属的若干分支(如于越、杨越、瓯越、闽越、南越、骆越和山越等)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集中在“越为禹后”说、土著说以及由此产生的百越同源论与不同源论等的论争。因此,搞清百越民族的源流及其分布,是当前研究百越民族史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也是深入研究百越民族史的关键所在。何光岳同志作为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的理事,对此有着充分和清醒的认识,本书便是他对中国百越史研究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民族敏感视角下的灾害社会工作研究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许多的灾害发生在民族地区.如何在民族地区开展灾害社会工作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民族敏感视角是多元文化情境中社会工作实务的一种理论视角.本文就民族敏感视角下的灾害社会工作的不同阶段、不同内容、不同人物展开了探讨.     

必须加强边疆各族经济史的研究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史不绝书。对我国各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已引起广大科学工作者（包括我省史学和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广泛注意，并取得了一些可喜成果。我们特约郑州大学历史系秦佩珩教授撰写此文，就加强边疆各族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意见。     

民族语言教学的重要性之我见

教育是培养人类的重要手段,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人类靠教育来传递先人的经验,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与社会密切相关,自有群体的人类之后,就有了教育。它顺应人类社会的需要而产生、而发展。我国的民族教育是整个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特点和演变受不同民族社会特点的制约,并随着不同民族的发展而发展。但是,由于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任何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别的民族的影响,因而其民族教育也自然会受到别的民族的影响。所以,研究我国的民族教育,除了必须联系该民族的社会历史外,还要注意从民族关系中分析民族教育的形成特点。     

元代礼失百年与明初礼制变革

朱元璋一改历代因袭前朝礼制的传统,开国之初即弃元礼不用,而另谋擘划一代礼制,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元明之际“华风沦没、彝道倾颓”的礼俗现状使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受到严重挑战,不仅为朱元璋的礼治宏图提供了反面借鉴,也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礼治的治政作用,从而将礼治推到“国之纪纲”的政治高度,并且属意于创立一代礼制。朱元璋的制礼思路主要是因袭前代之制,稍加损益以合时宜,但元代五礼皆以“国俗”行之,带有浓厚的蒙古特色,严重偏离了历代相承的“礼统”,不堪新诞生的汉族政权袭用,构成明初礼制变革的根本原因。自元礼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种断裂,但以周汉唐宋以来的“礼统”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对元代礼失百年的一种反正,又是一种延续。     

试论郝经文学创作的渊源与造诣

郝经以理学著名,对其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历来较少注意。文章以郝氏文论为主并联系其各体文学方面的创作实践,探索其文学创作的渊源及其艺术上所达到的成就,指出郝经以金代中期以来形成的"国朝文派"为其文学基础,并上溯到以北宋中期文学为下限的整个古代文学传统,对宣和以下的宋代文学则有所贬抑,隐含有以金元文学为正统的文学史观。郝经同时继承宋金时代理学与文学两方面的传统,重视诗赋文章的艺术表现,注重才情,表现出气格与法度并重的创作倾向。其古文继承唐宋古文家的思想与艺术传统,古体诗与辞赋则追仿汉魏六朝的风格。郝经作为一个处于复杂交错的政治、族群及文化背景中的文学家,是十分值得研究的。     

论宋代文章总集与“传体文”文体地位的确立

“传体文”主要指文人别集中以传为题的作品,它起源于六朝,盛行于唐,而繁荣于宋。自宋代起,不少文章总集开始将传体文作为独立的文类。其中,《文苑英华》收录了南北朝以来三十四篇传体文,奠定了传体文在文章总集中的地位;《唐文粹》注意到传体文内部的题材分类以及传体文的文体特征;《宋文鉴》选取的北宋传体文更富有经典意义,凸显了北宋传体文的思想文化内涵;《文章正宗》和《续文章正宗》则通过系统的文类构建,使传体文与行状、碑志等文体的异同更加明晰。传体文在宋代文章总集中成为固定的一类,意味着自唐代以来的传体文发展得到文章家的认可,传体文的文体地位由此得以确立。     

试论唐宋元小说戏剧中的青楼故事

唐宋元小说戏剧中的青楼故事是时代造就的产物。唐传奇中的青楼故事是唐人冶游体验的产物 ,不过却于浪漫之中反映了唐代的士族门阀政治。宋代青楼小说说教意味浓重 ,也透露出市井气息。元代青楼戏剧是元人的白日梦 ,体现了落泊文人对功名和风月的幻想。     

记两晋南北朝之华山郡（下）

清《陕西通志》卷2《建置一（图表）》言“太平真君初,置华山郡”。1992年出版之陕西《华县志》言北魏太平真君元年（公元440年）设华山郡。①此乃二书编者于相关历史不明所致。据《魏书》卷4《世祖纪上》,北魏于始光三年（公元426年）十二月袭据长安,比太平真君元年早13年。上文已言东晋有华山郡,实则后秦亦有华山郡②,料想赫连夏亦当有华山郡。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宋代的文学精神与理学

宋代文学精神与理学最基本的一致和相类就是文道合一和尚理轻情。道代表了宋代士人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和自我人格的确认 ;而推崇理性则是宋人在把握世界方式上对唐人的最大超越 ,它们显示了社会向近代发展、自然科学日益发达形势下文化的成熟和嬗变 ,无疑属于一种进步。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和问题。由于此两点原因 ,宋代的文学精神便呈现出与前代明显不同的风貌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