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7世纪郑氏海商集团的生存困境

17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郑氏海商集团确实具有某些"近代特征"--以海上商业贸易为经济基础,以军事实力和国家政权做后盾的重商政策,特别是它代表着当时中国商业经济的发展方向,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然而,长期的大一统观念成为郑氏海商集团无法逾越的生存障碍.在此种意识形态主导下,郑氏海商集团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清郑双方的军事实力、郑氏集团的组织制度和经营理念,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海商集团的"商业性生存要素"--海上贸易的顺利进行.当清王朝统一大陆后坚持消灭郑氏集团,同时强力推行"海禁""迁界"政策时,郑氏集团的覆亡也就为期不远了.     

从全球视角看郑成功收复台湾

郑成功是明末清初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人物。他收复台湾的壮举,一直以来被国人津津乐道,传颂千古。至今大家仍不断赞扬郑成功的民族大义,认为他驱逐荷兰殖民者,维护了祖国的领土完整,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郑成功及郑氏家族所代表的海商集团,更是全球大航海时代的深度参与者。郑氏父子两代建立的海商集团,顺应历史大潮,以贸易为主体,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海上力量,并最终称霸东亚海域。到了郑成功时代还结束了荷兰殖民者在台湾长达38年的殖民统治。由此可见,郑氏海商集团引领中国在全球大航海时代初期便深深参与其中,并一度取得辉煌的成就,而不是像人们认为的缺席了世界大航海时代。     

17世纪郑氏海商集团地位论

17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率先展开了由传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向以海洋经济为导向的商品经济过渡的结构性转型。郑氏海商集团依傍这一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得以发展为私人海上贸易的龙头。其发展虽与西方新兴资本主义海上贸易势力的发展特点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从其发展轨迹来看,走的是一条完全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由于历史条件和机遇等原因,郑氏海商集团无力改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走向,但为台湾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及抵御外敌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应在中国史中给予其一定的地位。     

论17-19世纪闽南海商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原因

从清代前期到鸦片战争前夕,闽南人一直主导着海外华商网络,其影响力至今犹在.闽南海商集团崛起于宋元时期,明代中期以后,以漳州人为主的闽南海商成为中国走私贸易的中坚.明代后期漳州月港被定为中国帆船的发舶地、清初厦门被定为往南洋贸易的发舶地、长期垄断对台交通和移民等,都是闽南人独特的发展机遇,从而使闽南人在发展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组构海外商贸网络等活动中占有先机.郑氏海上帝国时期是海外华商网络的黄金时代,以泉州人为主的闽南海商集团掌控了北起日本、南括东南亚地区的东亚、东南亚华商网络.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的合伙制经营考察

宋代海商在从事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过程中,出于抵御和分担海外贸易风险、筹集贸易资本或合作经营的需要,实行贸易合伙制经营,大体上分为合本经营、委托经营、结伴经营等经营方式。其中,合本经营可以实现贸易资本合作,激发民间资本活力,筹集巨额贸易资本,促进贸易规模不断壮大;委托经营使贸易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分离,经营者自主决策经营,参与利润分配,从而形成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极大提高贸易效益;结伴经营即诸多小海商租赁舱位,结伴同行经营,但作为一个庞大商人群体,也极大拓展了贸易规模。合伙制经营这一有效的制度安排,成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能够繁荣发展的关键性内在制度因素之一。宋代海商在合伙制经营上虽与阿拉伯商人有着相似性,但并非是受其影响,主要还是自身发展逻辑所致。     

论宋朝海商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

论宋朝海商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黄纯艳宋代把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称为海商或舶商。宋代海外贸易是我国海外贸易史中的一个高潮。其中的推波助澜之功主要归之于那些航行于东西大洋的海商。由于两宋特殊的历史条件，海商空前地兴盛和活跃，并在当时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     

“世藩”的船：郑氏家族的海外活动——以17世纪马尼拉海关记录为中心

作为长期主导海上贸易的中国海商集团,郑氏家族不仅是明清易代之际影响中国社会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其在同时代东亚海域世界的活动,也与17世纪东西方之间基于海洋贸易而形成的早期世界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对东亚地缘格局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通过考察保存下来的一批西班牙马尼拉海关郑氏家族船只文件可以发现,尽管随着1662年郑成功逝世之后,进入“世藩”时代的郑氏家族因内外纷争而逐渐走向衰落,但此时期郑氏家族的海外活动却没有中断,而是仍然借助东西航路所构建的航海系统,与菲律宾群岛等东南亚地区性贸易中心及西方国家之间保持着不为人知的互动关系。     

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

<正> 在明代,广东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之一。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若从贸易的方式看,可以分为市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明人王圻说:“贡舶与市舶一事也。……贡舶者王法之所许,市舶之所司,乃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私也。”①这种解释,在严格执行海禁时期,从法的观点来划分,分为合法贸易,即贡舶贸易,非法贸易,即商舶贸易,是对的。但隆庆以后,海禁松弛,允许海商出洋贸易,商舶贸易不再是非法而是合法的了。因此,本文所说的贡舶贸易,以王圻所说为据,商舶贸易则包括海商的合法非法贸易在内,并不拘泥于海商的非法贸易的叙述。今为便于叙述起见,先从贡舶贸易谈起。     

明代海禁政策及其对中暹经贸关系的影响

136 8年明朝建立后 ,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采取海禁政策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开国之初国防上的需要 ,除了针对倭寇之外 ,更主要的是针对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势力。明代私人海商活动也已成力明朝政府最大心患之一 ,实行海禁政策也有防范明代私人海商的一面。至隆庆元年 [15 6 7],明朝政府被迫放宽海禁。 2 0 0多年的海禁政策 ,影响了中暹经贸关系。海禁的严紧和松驰对朝贡贸易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明廷制定的海禁政策 ,只是束缚了中暹民间的海外贸易 ,而为官方的垄断贸易提供了条件。隆庆时期 ,海禁宽驰 ,民间贸易便成为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     

论明代的私人海外贸易

<正> 综观有明一代的私人海外贸易,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洪武至弘治时为前期。由于明王朝厉行海禁,私人海外贸易只能在暗中艰难进行;正德、嘉靖两朝为中期,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较快发展,并出现了一些大的海商集团;隆庆至明末为后期,私人海外贸易终于冲破海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一明初,朱元璋鉴于“海疆不靖”,担心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卷土重来和防备“倭寇”的骚扰,便     

清前期日本对清商生活管理制度初探

在鸦片战争前的清代中日贸易过程中,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清商滞留长崎从事贸易,为安排和管理他们在长崎港内的生活,日本官方制订出一整套灵活多变的清商生活管理制度。同时根据中日双方贸易形势和本国贸易政策的变化对其进行适时的调整,从起初的差宿制度到后来的宿町制度再到最后的唐馆制度。这些制度对管理入港清商的生活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对整个清前期中日贸易的维持和延续也是一个重要保障,体现了日方对当时的本国情况和中日贸易态势的理性思考。     

朱纨事件与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

明代中后期东亚海上贸易有四种主导势力:明朝政府、中国私人海商、日本人和葡萄牙人,彼此之间的激烈竞争,其实质乃是新旧贸易体制之间的斗争。朱纨事件的发生,与此一历史背景紧密相连,对当时东亚海域各种势力的消长及其活动,对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以及早期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都发挥了较大的历史影响。     

十六世纪东南中国与东亚贸易网络

本文勾勒了 16世纪中国东南海区与东亚贸易的大致情况。作者认为 ,随着海洋交通事业的发展和相互间的贸易往来 ,打破了原来洲际阻隔的局面。这一时期以漳州海商为先锋的东南海洋力量突破明朝的海禁崛起 ,同时 ,葡萄牙和日本倭寇的海洋势力也相继进入中国东南海区 ,一向由中国主导的海洋社会经济圈出现了动荡的局面。作者认为 ,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东南海区的贸易出现了重重风险 ,但至 16世纪 ,还未形成现实的危机。可以说 ,在月港开放后的四十余年间 ,是漳州海商主导东亚贸易网络的黄金时代     

宋代来华外商述论

宋代来华外商述论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得到空前发展，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海商贸易占据主导，政府贸易的地位衰弱。中国海商和来华外商的人数和贸易规模都为史所不及。宋代中国海商的情况笔者已撰文论述（文见《云南社会科学》１９９５年第５期）。本文拟对来华外商作一专...     

论清代闽南郊商贸易与社会融合

郊商为清代闽南经营闽台贸易的海商,多因地理之便与贸易所需而在台湾地区开行设栈,利用闽南沿海航运网络从事闽台贸易。为便利贸易运作和保障贸易利益,流寓台湾地区的闽南郊商通过各种途径建立和维系良好的政商关系、商民关系,以此融入中国台湾地方社会。贸易是郊商进行社会融合的目的,也为其进行社会融合提供物质基础。当闽台贸易形势发生兴衰变化时,郊商进行的社会融合也随之起伏变化,但迄"乙未割台",始终不曾停止。"乙未割台"迫使闽南郊商撤回内陆,但闽南郊商社会融合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绵延不绝,成为迄今海峡两岸社会文化同根同源、紧密相依的坚实基础。这应是清代闽南郊商在台湾地区进行的社会融合所具有的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日本华侨的妈祖信仰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比较研究

妈祖被作为航海的保护神,是宋代开始流传的我国沿海人民的民间宗教信仰之一。伴随着海商、船主的赴海外经商贸易及华侨的出国,而将妈祖信仰传播到世界各地。如今天后妈祖已被誉为国际性的航海女神及和平女神。成为世界海洋文化的组成部分。吸引着学者们的     

美国文化贸易政策分析及启示

在反映国内多元社会结构多样性的文化需求和大型传媒集团的利益偏好的基础上,美国文化贸易政策表现出双重取向,并利用国际制度在世界确立起文化强势。这对世界各国文化产业与文化贸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给我们带来了文化贸易政策制定与实施方面的启示。     

《东西洋考》中的中菲航路考

一《东西洋考》成书于明万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年),是研究明代东南亚地区史地的重要文献之一。作者张燮是福建龙溪人。他生长在与海外贸易有密切联系的海商、水手之乡,自小耳濡目染,对航海、海外贸易及海外各国情况有一定认识。他虽是举人,但深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的疾苦;对那些抱残守缺、甘于闭关自守的保守势力,持批判     

海运、海商、海军、海权——魏源世界意识中的“海国”理念

漕粮海运,发展海洋运输事业;发展"海商",倡导国际贸易;建立新式海军,强化中国海权。海运-海商-海军-海权,成为魏源"强国"思想的逻辑主线。魏源世界意识中有一个"海国"理念,企望中国由"陆国"变为"海国",从"古代"变为"现代"。     

元明时期义门郑氏及其规范的社会影响

累世同居的浙江浦江义门郑氏,受到过宋、元、明三朝旌表,该族的<郑氏规范>也流传后世,义门郑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累世同居超出五代,实际上成为宗族,具有独特形态.共财与同居相辅相成,是义门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义门郑氏的宗族制度完备,私塾族学也很著名.<郑氏规范>形成于元代,又受到明初社会的一些影响,其指导思想来源于宋儒改造社会的理想,也参考了著名义门的家法.<郑氏规范>作为早期宗族性的规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开宋以后宗族制定族规进行宗族建设之先河,改变了宗族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