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许慎在汉代今古文经学融合中的作用

东汉时期,是古文经学发展兴盛并压倒今文经学的时期,同时也是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时期。这一融合最终是由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完成的,其标志则是"郑学"的出现。这是两汉经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一大进步。但首先在今古文经学融合方面做出贡献的是郑玄之前的许慎。许慎在汉代是以古文经学大师的面目出现的。许慎的《说文解字》兼采今文经说即已体现了融合的精神,而他的《五经异义》更为这种融合起了奠基作用。     

以“尊卑”代“尊尊”——汉代儒学政制平议

先秦原始儒学本以礼学为核心,《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今文礼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诸等级之间虽略有高低,却并不悬隔。古文礼学因此斥责今文礼学不知天子礼,由之将建构超绝性的天子之礼。因此,今古文礼学的差异,不在经书文本的今古文之异。古文礼学只是用古文礼经证明今文《仪礼》十七篇实为残本,但是,古文礼学的天子礼在古文礼经中也没有,而是出自《王史氏记》等传记文献中。传记文献的权威毕竟不够,于是,古文经学便以《春秋》为六经之首,居于礼上,发展出《春秋》稽合于律的学说,在《春秋》学内以《左传》压倒《公羊》《榖梁》,推崇《左传》深于君父之义,实则以秦制律令体系的"尊卑"取代了《春秋》的"尊尊"。刘歆晚年更进而提升《周官》一书的地位,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名之为《周礼》,开始了以周公取代孔子的经学重构。郑玄的经学体系就是这样一个以《周礼》为核心重构的体系,这一进程在西晋臻于极致。杜预注《左传》以《春秋》"五十凡"为周公所作,彻底以周公取代了孔子的经学至尊地位。西晋王朝以《周礼》体系撰制《晋律》,杜预为之作注,完成了礼律一体的王朝政教体系。     

顾颉刚的经学与史学

顾颉刚先生一生有志于经学研究,推崇今文家的研究方法,又认同今文家的辨伪观点,主张古史研究以至于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史、民族学的研究都要由经学入手,所以虽然他不是经师,但确实是走了经学的路子。但“以今文打破古文、以古文打破今文”或“超今古文”之说,实际上是两难成立,在今古文两方面均少有创获,反而连经学原来据有的高度也难于保持,致使其学术境界下滑到了史料学的层面。     

"国学"若干问题浅议

"国学",即"国人之学"的简称,意为中国人的学问或学术;"国学"有自己的"源"和"流",如果说,先秦诸子之学,是"国学"兴起的活水源头,那么,先秦以降,儒、道、佛等学派思想的演进,则构成了"国学"发展的三大干流;当前我们复兴"国学",有其不可估量的重大价值;而要推进国学复兴,必须在"普及" 与"提高"方面狠下功夫.     

皮锡瑞《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的内容及其价值

保存在《师伏堂经学杂记》中的一组经学文稿,是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晚年讲授"经学家法"课程时所编讲义原稿。这部《经学家法讲义》手稿对先秦至魏晋的经学变迁与得失作了简明扼要的疏理和评述,描绘出魏晋以前经学历史的基本轮廓,其中的新见卓识,更显示出这部隐秘至今的经学遗稿的学术价值。皮锡瑞还在稿中自道其"郑学"研究,有助于今人全面体认他融通今、古文经学的学术品性,确证他决非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     

钱基博《国学必读》的编选思想及主要特色

钱基博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和国学大师.他在1924年为中学生编选的《国学必读》一书,纲举目张,选文精审,在考虑到当时中学生的实际能力和现实需要的同时,也兼顾了各个朝代的文章,成为当时影响较大、流传甚广的国学普及读物之一.钱基博特别强调文学可以“通国学之邮”,故单独拈出《文学通论》作为上册.下册《国故概论》分别按通论、经学、小学、史学、子学来进行辑录,体现了钱基博的“国学分类”思想.《国学必读》对今日之“国学热”或不失为一种反思和参照     

先秦杂家的特征

经由梳理先秦文献,运用文本解读的方法系统研究先秦的杂家文化.先秦杂家的学术宗旨是政治实用主义的"王治",理论方法是不主任何一家地兼摄诸子、融合百家,思想体系以"天、地、人"贯通和阴阳五行作为理论框架的经纬.以此新的界定,先秦诸子中的《尸子》、《尹文子》、《管子》、《鹖冠子》、《吕氏春秋》、《尉缭》均应归属杂家.先秦杂家在理论方法上深受黄老道家的影响,但在学术宗旨和理论方法上区别于黄老.先秦杂家的产生与地域文化有关,也与战国中晚期学术融合的潮流相一致.先秦杂家充当了诸子学向儒学经学学术形态转变的主要载体.     

帛书《易经》今古文字考

帛书《易经》文字有用今文者,有用古文者,亦复有同一字今古文混用者。这表明先秦典籍流传到西汉以后,确实存在以今文定章句、明通假而改古文为今文的情况。但这种改易大抵以弟子能够读懂为依归,今古文并不判若水火,更无是非之分。汉哀帝之前的学派争执完全反映在今文一系内部齐学与鲁学之间。     

“三科之条,五家之教”诸说辨析

东汉经学家郑玄提出了《尚书》有"三科之条,五家之教"的主旨,清儒段玉裁等认为这是汉代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的不同学说,影响甚大。但自清代、民国以来,也有学者表示反对,诸家的考辨和结论体现出不同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视角。综合汉代经学史料与诸家之说,郑玄之说当为汉代今文学派,即博士经学的观点,体现了董仲舒《公羊春秋》的学说,而以清代魏源的考释最为准确。     

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的三原则--合理的原则、符合规范的原则和存古字的原则

《仪礼》在汉代有今古文之分。郑玄在给《仪礼》作注时,也对今古文异文作了校勘,或从今文,或从古文。而“皆逐义强者”。‘至于郑玄兼采今古文究竟遵循哪些原则,如何“逐义强者”,则尚无人做过专门的研究。笔者通过尽索《仪礼》全书中郑玄从今、从古的字例,加以分析研究,从中归纳出郑玄取舍今古文的五项原则。本文着重分析其中的三项原则,即“合理的原则”、“符合规范的原则”和“存古字的原则”。     

国学与经学的几个问题

分析了国学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时间,对当前“国学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精辟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而儒学的核心则是经学,并认为经学的成立时间非常早,六经在先秦早就成立,孔子删述六经,经和经学早就存在。对汉代古文、今文、经学、谶讳之学、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义疏之学以及宋代的经学、清代经学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制度与转型:文献学视野下的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

汉代今古文经学的对立主要是在学术方法上的,今文官学最本质的东西,是口耳相传的师说系统,但今文经在文本上多残缺,要对六艺有切实理解,最终必求之于文献的把握。所以刘歆在整理典籍的过程中,在解经立足点上,从师说转到了文献上来,从而引起了今古文的对立。在两汉今古文经学问题上,当时双方都不讨论文献真伪问题,而是学术立场,即对于文献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古文经学是今文经学的发展,而不是两条线的对立。并由此可见后世所谓刘歆造伪及今古文对立的一些特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国学研究与中国的现代化

国学研究与中国的现代化李存山国学，顾名思义，乃中国传统之学术；然而，某一时代有某一时代之国学。当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时，先秦诸子与两汉经学是国学；迨至隋唐以后，儒、释、道三教之学便已都是国学；近代以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而卓有成就者，莫不兼综中西，西学实已...     

简论郑玄对《诗经》的理论研究与训诂

郑玄笺《毛诗》,《毛诗》存而汉代今文三家诗遂亡。郑玄《诗》学,融汇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精华,是汉代《诗》学的总结,又是魏、晋、唐代以及清代《诗》学的滥觞,因此郑玄的《毛诗传笺》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对郑学研讨不够,对郑玄《诗》学的贡献论述也较少,实为憾事。本文是在学习《毛氏诗传笺》的基础上,浅谈几点体会,以就教于大家。一、汉末经学的衰微与郑学的兴起欲论郑玄《诗》学的贡献,首先需明瞭两汉经学演变的趋势。经学盛于两汉,但汉末经学亦趋于衰微。皮锡瑞《经学历史》说:“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汉代经学衰微,其原因如下: 第一,汉代的经学是汉代的官方哲学,     

义本春秋，崇礼自治：王闿运《论语训》兼采古今之释经特色探析

晚清经学随着常州公羊学派的兴起,出现了一股“经典释义《公羊化》”的倾向。王闿运经学派别之归属,历来多归于今文学派,而事实上他并不拘泥于学术史之今、古门户之争,其治经风格倾向于“兼宗今古文的公羊学风格”。其《论语训》既有别于刘逢禄、宋翔凤、康有为,也不同于俞樾等,在“义本春秋,崇礼自治”的主旨下,“采辑古今所传,以广集解;又下己意,通其所蔽”,呈现出“训诂与微言”相结合,古今兼采的释经特色。     

俞樾"务求通博"治经思想探析

俞樾是晚清著名经学家,主持杭州诂经精舍达30余年.他对晚清文化界乃至日本、韩国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务求通博"是俞樾治经治学的最显著特征之一,他遍注群经、诸子,在学术思想上兼取了汉学、宋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乃至诸子、释道的合理成分.他强调治学应在通博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独得之见".俞樾把传统学术作为一个整体对待,认为诸子百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儒家之"道"即传统的道德思想.     

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的二原则--字义贴切的原则和习用易晓的原则

<仪礼>在汉代有今古文两种本子.郑玄在给<仪礼>作注时,也对今古文异文作了校勘,或从今文,或从古文,而"皆逐义强者".至于郑玄兼采今古文究竟遵循哪些原则,如何"逐义强者",则尚无人作过专门的研究.笔者通过尽索<仪礼>全书中郑玄从今、从古的字例,加以分析研究,从中归纳出郑玄取舍今古文的五原则.本文着重分析其中的两项原则,即"字义贴切的原则"和"习用易晓的原则".     

吕思勉对康有为今文经说的继承与扬弃

在学术研究上,吕思勉曾深受康有为今文经说的影响,但由于他是以新史家的眼光研治经学的,因而又逐渐摆脱了今文学派的束缚,最终实现了对今古文的贯通研究。在经世思想上,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一直为吕思勉所奉仰,并且成为他后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吕思勉对康有为经说的继承与扬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今文经学的发展走向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     

《庄子·外物》称谓"小说"正义

“小说”名义之歧误,历来发生在《庄子·外物》注解中,而近世又发生在古典小说研究中。“小说”真义实为“小道”。先秦诸子论学大量使用了“小道”一词,而与“大道”形成两极对峙。如果将“小说”转释为“小道”,并将《庄子》“小说”观扩展为诸子“小道”观,就可建构诸子“小说”观同秦汉“小说家”以及后世文体小说的关联。     

由“术”而“学”——《汉书·艺文志》视野下的纵横家

"纵横家"在先秦诸子中较为特殊,其进入学术视野时间较晚,至《汉书.艺文志》才跻身于"九流十家"。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由于纵横家本身更多体现为一种实用性的权术,学派的色彩单薄;另一方面因为先秦诸子争论的内容多限于形而上层面,纵横家被排除在外乃是自然之势。而《汉书.艺文志》中之承认纵横家的学派地位,一则由于纵横家在西汉中前期尚有一定的存在痕迹,一则由于《汉志》出现的背景也促使其对诸子之学持更宽容的态度。"纵横家"的出现,实则是先秦秦汉"学"与"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