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祎的正统论与《大事记续编》

王祎是明初重要的史学家，曾在修正欧阳修正统学说的基础上，批评正统问题论述的“妄”与“偏”等弊端，提出所谓“四绝四续”的正统论，并将这一理论贯彻于他的史学代表作《大事记续编》的具体叙述中，对历史做出自己的理论诠释。尽管仍存在对历史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的矛盾，但是王祎的正统论，还是对明初的史学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非“正统”史观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光由于撰写编年体一书《资治通鉴》的卓著功勋,长期以来被人们所称道.但在评价司马光的史学思想时.多有不公正之论,许多人笼统地评价其《资治通鉴》全书贯穿了封建史学的正统观念,认为“司马光对于正统论非常重视”,似乎“正统”观念成了他全书的突出特点.事实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表现出的历史观,已脱离了史学传统思想中正统论的藩篱,体现了他不重视正统,同时具有违背正统论的非正统思想的进步特点.对此,在史学界,至今提及甚少.那么,司马光在史学方面表现出的非正统思想主要表现在哪里呢?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正统,即正统思想有哪些表现形式和内容.其次是要了解司马光的史学思     

王Yi的正统论与《大事记续编》

~~王祎的正统论与《大事记续编》@尹静$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北京100875~~~~~~     

史学上之正统论与明清历史小说

史学上之正统论对明清历史小说的创作影响深远。正统论既影响了明清历史小说的整体架构,也影响了具体作品的思想倾向。具体而言,史家所推崇的汉族正统王朝——汉唐宋明成为历史小说创作的重点,"严华夷之分"观念导致了清中叶以前少数民族王朝史小说的缺失。当然,明清历史小说中的正统论也具有其独特性,它较之史学观念更具有天命与道德色彩。     

费尔巴哈对唯物主义含义理解和规定的演变

在思想成熟之后,费尔巴哈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理解和规定发生了三次重大的变化,经历了四个阶段：一、从《黑格尔哲学批判》中经《基督教的本质》到《论哲学的开端》是对唯物主义含义的正统理解时期;二、从《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到《未来哲学原理》是赋予唯物主义感性唯物主义含义时期;三、从《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到《反对身体和灵魂、肉体和精神的二元论》是回复对唯物主义含义的正统理解时期;四、从《宗教本质讲演录》到《论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特别是从意志自由方面着眼》是再次赋予唯物主义感性唯物主义含义时期。     

话语权与中国文学史研究

中国文学的承传、嬗变与论争从根本上讲都是围绕话语权展开的,话语权是考察中国文学最基本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维度。以《毛诗序》为代表的儒家文论话语权自汉代以后影响中国文学两千多年,梁启超认为,令人"捧腹喷饭之资料更不可一二数"的《毛诗序》,造就了"千余年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真不可思议之怪象矣",这个不可思议的"怪象"实乃话语权所致,而其间所上演的沿袭与悖离之间的博弈其实质是话语权的争夺;根深蒂固的"诗文正统论"压制了包括词曲、戏剧、小说在内的其他文学体式的发展;而"文言正统论"视文言文学为唯一正统,使白话文学长期被主流话语轻视。中国文学史的嬗变从根本上讲是围绕话语权展开的,话语权是考察中国文学演进的结穴所在。     

习凿齿与王夫之的三国正统论比较

正统论是中国古代政治史和史学史中频繁遇到的问题，许多史学家在撰述历史时都要花费笔墨去论证王朝来源的合法性、合理性。习凿齿和王夫之在分析三国及以后的历史时，处于不同的时代，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撰写专文讨论正统论，在历史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分析二人正统论的异同，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古代正统论的核心问题、主要观点及其流变有一定的意义。     

重评《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三国演义》散论之七

过去评《三国演义》者,往往从“正统”立论。清毛宗岗《读三国志法》劈头一句就说:“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现代评论者多有指责《三国演义》拥刘反曹,宣扬了反动的封建正统思想,认为应当批判;也有的同志认为《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有属于‘人民性’的部分,也有属于‘封建性’的部分”。的确,对于《三国演义》正统思想的探讨,多年来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和评价作品的主题、思想倾向和艺术形象,而且涉及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辨别和肃清“左”的思想影响问题。因此,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作品的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分析和评价《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就显得十分必要了。笔者不揣谫陋,略陈管见,求正于论家与读者。     

曾子"闻诸夫子"弘道方式初探

曾子自述"闻诸夫子"在《论语》、《大戴礼记》中存在着"述孔子之言"和"传孔子之意"两种表现方式.作为弘扬儒学的方法,"闻诸夫子"表现出居故地传师说的正统色彩,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孝"论和心性论有重要影响.在这种弘道方式背后,曾子对孔子学说作具体诠释,促使其转化为现实力量来实现对儒学的发展,表现出文化守成的精神.     

天道与元气：王符政治哲学思想的形而上依据

与以往的天道观相比,王符《潜夫论》中的天道观肯定宇宙万物是由“元气”生成,否定了宇宙有始的论调;认为“元气”的衍生没有任何外在的作用,与官方正统神学目的论划清了界限;强调元气本源论有个发展、演化的表现过程。     

薛中离述论

宋明时代的岭东潮州,封建文明步人繁荣昌盛的高峰期。明嘉靖年间,阳明心学风行潮州,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潮州王门学派。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便是薛中离。本文主要根据薛中离的个人编著、明史、家港及有关史赐,对薛中离一生对王阳明心学的师承、传播和实践（主要是从政的政治实践和造福家乡策划着举的社会实践）进行全面的论述,并着重对其学术思想和个人修养作了客观的阐述与评价。     

阳明心学、佛学对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的影响——以袁黄所纂举业用书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日趋多元化,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受到动摇,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也因此发生了变化,阳明心学、佛学和老庄以及其他各种思想开始向科举渗透,其中对科举考试影响最大者当属阳明心学和佛学,这一趋向从袁黄所纂举业用书中可以得到印证。     

黄宗羲戏曲观探微——兼论其学术观对戏曲观之影响

黄宗羲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同时他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也有一定的贡献。黄宗羲前期对戏曲持肯定态度,其戏曲观的核心是重本色当行、重情、重俗重真,是晚明戏曲观的延续;晚年则极力排斥戏曲。黄宗羲戏曲观前后的转变,与其前后期学术思想的转变有关。其学术思想的转变是由早年的明学转向后期的清学,其戏曲观的转变也与此相对应,由明人戏曲观向清人戏曲观转变。     

黄宗昌家世与生平考——《崂山志》系列研究之二

从明代开始,即墨黄氏由一个普通的农家,不断提升文化层次,从明嘉靖到清光绪的数百年间,涌现出进士8人、举人34人、贡生45人,其中有65人有文集、诗稿传世。这些文学、文化人才,使黄氏家族成为当地典型的名门望族、文化世家。一方面,家族文化构成了黄宗昌《崂山志》撰写、刻印和流传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从族人黄肇颚的《续崂山志》、黄氏后人对《崂山志》的普遍重视和黄氏外甥周至元的《崂山志》,以及青岛文化发展的实际来看,黄宗昌《崂山志》的影响已从家族文化向外扩展,对青岛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为我国家族文化与地区文化互动的一个鲜活的例证。     

黄道周与宋明理学及朱子学

黄道周是明末著名大儒,他在政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以人品气节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颂。由于家乡漳州的朱子文化氛围以及父亲对朱子的崇敬,黄道周早年受到朱子学的很大影响,这使他终生都对朱子非常尊敬。但黄道周身处明末的复杂思想格局,他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朱子学学者,由于他对朱子甚至宋明儒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都有过尖锐的批评,黄道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藩篱,成为一位兼具汉宋风格又有突出特色的独立思想家。正是出于这种原因,黄宗羲《明儒学案》把他归到诸儒学案。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胡应麟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与明末宗宋诗风

一般认为,明代的前后“七子”尊唐诎宋,而胡应麟在《诗薮》中更进一步,全盘否定了宋诗。实际上,胡应麟基于其盛衰相继的诗史观点,认为“衰世”也蕴含了勃发的生机,对宋诗在否定中又有所肯定,对宋诗的代表黄庭坚诗歌也多有论评,特别对其学杜与用事进行了多向度的考察,较早地打破了明代对黄庭坚诗歌“缺席审判”的坚冰,直接导引了明末的宗宋诗风。     

明代黄天道及其教义思想简论

在明清时代民间宗教发展史上,黄天道的出现,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黄天道创立者李宾与其后继者构建的教义思想,以及在明末清初表现出来的截然不同的政治倾向,对明末以来的民间宗教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沈德潜与“格调”说辨析

尽管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沈德潜诗歌思想常常被不言而喻地定位为“格调”说,但从其对自己诗歌思想的描述,对“格”、“调”,以及“格调”等概念的使用,对诗歌“复古”“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所谓其言有物也”,而非体格声调、兴象风神的强调,以及对明诗的价值判断等方面看,沈德潜与“格调”说实有巨大差异。沈德潜对明诗,对明代的“格调”,所持乃反思态度,而非一脉相承。     

吴伟业《梅村词》以史为词与明清之际词学新变

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诗有“诗史”之称，《梅村词》也表现出时代风会与个人遭际的影响，以其《满江红》词表现最突出，可称词史。明清易代之际的大背景促成了吴伟业词风的变化，也促成了时代词风的变化，即由软媚柔婉到慷慨悲凉。由媚而雅是明清之际词学转变大势，直接影响到清词的品格，开启清词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