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的再阐释——“诗可以怨”阐释向度解析

“诗可以怨”作为中国古代原创性诗学命题之一,是对《诗经》文本的一种阐释,而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对“诗可以怨”的再阐释形成了一条跨越时空、影响深远的理论脉络。在“诗可以怨”理论的诸多阐释向度中,它与中国抒情诗学体系以及古代知识分子个体价值追求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论“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孔子提出的诗歌功能论命题,此命题反映了《诗三百》的内容特征,包含着诗人借诗抒怨、怨刺现实政治等重要的理论内涵,体现了受怨者以诗抒怨的合理性,因而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诗可以怨”对儒家诗学的政教功用论产生了直接影响,其后历代都有大量怨诗,此命题的重要意义为后世诗歌的创作实践所验证。     

"怨而不怒"的诗学精神及其内涵--兼及该命题的再评价

不管怎样认识儒家诗学儒家诗学，在中国古代占据主体地位确是不争的事实。本文对“诗可以怨”的另一相辅而又相成的命题——“怨而不怒”的诗学精神、诗学内涵进行了分析，认为“怨而不怒”包含了文学本体论、创作论、作品论、批评论等多方面的诗学内容。本文的意图，一方面是对钱钟书先生没有谈及的问题作一补充，另一方面就前人及时贤对这一命题过多的指责进行辨析。     

“诗可以怨”诗学思想的形成及演变

以"怨"言诗是中国诗学思想中一条重要的理论意脉.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孔安国、何晏、司马迁、韩愈、欧阳修等在此基础上各有阐发.孔子的"诗可以怨"说的是诗的社会功用,"发愤着书"和"不平则鸣"是诗歌创作论,"穷而后工"则更加凸显现实存在--诗人情感--诗歌创作三者之间关系."诗可以怨"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兴、观、群、怨”说的内涵发展及影响

孔子在《论语·阳货》篇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兴、观、群、怨”的提出对诗歌美学作出重要贡献。在孔子“兴、观、群、怨”的基础上,后人多对其进行阐发,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对“兴、观、群、怨”不断出现新的理解和补充,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重要的理论批评。     

中国诗歌理论起源初探

在我们探讨“中国诗歌理论起源”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研究一下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产生、发展与影响,以及历代文人学者对它的评论。中国古代对诗的评论,就是从对《诗经》的评论开始的。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人们乘着对《诗经》的评论之舟,才逐渐地发现了关于诗歌理论的岛屿,产生了对诗歌在理论上的认识。 我认为中国诗歌理论起源的第一个美学命题,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孔子提出的这个新鲜的美学命题,是我国最早对诗的评论,也是最早对诗歌理论的完整而系统的阐发。“兴”不单指出诗可以使人振     

钱钟书的比较诗学观——试以《通感》、《诗可以怨》为例

钱钟书的比较诗学观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性,以“打通”作自己的文化观,以“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作进入具体文艺理论话语空间的实用手段,以话语空间的阐释范式来达至中西文论“诗眼”、“文心”的“莫逆冥契”。《通感》、《诗可以怨》体现了钱钟书诗学观的一个侧面,可谓中西比较诗学方面的佳作。     

王夫之“兴观群怨”说的美学阐释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曾对儒家诗学的一个古老命题“兴观群怨”说作了重新诠释，以往的研究者往往仅从接受的角度来解读船山的这一理论命题，未得船山诗学的要义。其实，“兴观群怨”说与船山的“诗道性情”说一样，同属船山的诗学本体现。“兴观群怨”说在船山诗学中被本体化、美学化、系统化了，这是船山对儒家诗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无疑，船山的“兴观群怨”说仍有其历史局限性和理论局限性。     

中西感伤诗学溯源

西方自柏拉图开始,经中世纪阿奎那,再到黑格尔,都将感伤视为"软弱的"甚至"病态的"情感加以排斥。席勒关于感伤的论述独树一帜,将感伤提升到理论层面。中国一直有感伤的文学传统,孔子"诗可以怨"对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诗怨"理论正是中国感伤诗学的萌芽。     

“诗缘情而绮靡”——论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陆机(公元261—303)的《文赋》被誉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专著,他在比较各种文体特点时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在古典诗学理论史上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文赋》本不是主要论诗,但这一命题的提出,却“使古代诗歌理论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中国诗歌美学自此开始熠熠生辉”(陈良运《诗学·诗美·诗观》)。本文也拟从这一命题出发,探讨一下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论《庄子》的"道"与"技"

庄子之"道"重在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然而,"道"又难以言说.故庄子以"技"论"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使人更易悟"道".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可是这些故事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与艺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追求"虚静"的审美心胸.二是在写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强调天人、合道艺,以实现"人艺"与"天工"的自然融会.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