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梁与东亚史事三考

本文考察了魏晋南北朝与东亚国家关系史中的“扶桑”、武宁王陵和梁元帝《职贡图》后 ,指出扶桑并不专指日本 ,因此《梁书·扶桑国传》不能证明南朝佛教已经传入日本。以往用以证明日本与南朝交往的梁元帝《职贡图》 ,其倭国使者形象是根据前代史籍记载构画的 ,反倒证明此时倭国与南朝的交往中断。另一方面 ,研究武宁王墓室的结构与砖铭 ,并与南京为中心的南朝砖室墓相比较 ,可证明武宁王陵应是南朝工匠所建造的。将这些孤立的个案联系起来 ,正好证明该时代东亚国际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动 ,百济成为南朝外交以及在东亚世界传播南朝文化的首要国家     

论中国死刑的限制

死刑作为刑法惩罚的制度历来已久,中国奴隶制五刑中的＂辟＂或＂大辟＂就是死刑,封建制五刑则明确规定了＂死刑＂制度,中国现行的刑法也保留了死刑。死刑作为刑罚的重要制度,其根本的价值追求在于保护人民。死刑的轻缓化甚至是废除死刑乃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大势所趋,但是在中国现阶段,尚不具备废除全部死刑的条件,如何把握好死刑的范围和限度,将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秩序及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     

论日本的死刑制度

日本作为保留死刑的国家,在刑事法规范、死刑执行、法学研究以及社会文化等层面都具有其特点.日本在刑事法规范中限制死刑、在死刑执行的问题上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由于死刑判决与执行的谨慎适用、过度赋予死刑犯申诉权、过度扩大法务大臣的自由裁决权等导致日本死刑在预防犯罪方面起不到威慑作用,且审理时间过长,消耗司法资源巨大;加之当今日本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近年的欧美化发展使得死刑在日本民众心中的道德基础松动.在学术研究方面更多的日本学者认为应废除死刑,日本死刑的特点使其在日本刑法中的作用已变得可有可无,可以预言废除死刑是日本刑法的必然趋势.     

论东亚模式特征

“东亚模式”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一模式具有不同予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其经济模式特征是：经济优先主义＋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分配收入相对均等→高经济增长率。其政治模式特征是：贤明型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一党或军人集权＋强制型措施＋专家治国＋健全法制＋反腐倡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渐进民主化进程。其文化模式特征是：儒家传统文化（取精华去糟粕）＋西方文化（取精华去糟粕）→东亚现代化文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繁荣     

再论东亚模式

（说明：笔者曾在《太平洋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２期上发表过《论东亚模式特征》一文,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有种种不同的看法,金融危机后争议则更大。现将最近思考的几个问题整理出来发表如下,供学界讨论。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国际和国内学者对东亚模式的重新思考与深入探讨。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粉碎了“亚洲模式”。①美国《外交》双月刊说得更加明确：“亚洲金融危机证明美国经济模式正确”。②在国内,尽管对东亚模式持支持者居多,但也有较大争议。无非三种论调：一、否定论,认为东亚金融危…     

中国死刑替代措施要论

死刑替代措施是指在立法上替代具体犯罪法定刑中的死刑的刑罚措施.其价值和意义体现为:在立法上废止具体犯罪死刑的情况下,使对该犯罪的刑事制裁仍维持在相当严厉的程度,以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在要求,并在客观上适应削减死刑罪名乃至逐步废止死刑的实际需要.未来在立法上替代死刑的刑罚措施,主要是无期徒刑(终身监禁)和长期自由刑.应从立法上革新和完善现行刑法典所规定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以及数罪并罚、减刑、假释等制度,建构合理的死刑替代措施,以适应未来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并逐步全面废止死刑的趋势.     

死刑罪犯人体器官利用的禁止论

我国是设立死刑罪种较多的国家,在死刑罪犯依法被剥夺生命权后尸身的处理问题上,学术界存在利用说和禁止说两大观点.但利用说存在着种种弊端,既与人权保障原则相悖,又缺乏法律规定应当具备的正当性、合理性.人体器官移植是医学界、法学界的敏感话题,死刑罪犯尸体的利用与否关系人性、人格和社会风化,在我国极易产生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利用一说存在其无法克服的法律障碍,在依法治国的当下,更有理由禁止和摒弃.而坚持禁止说,死刑罪犯尸体不应应用于器官移植领域.但有一个例外,就是对死刑犯近亲属需要确属例外的情形,应予允许,但应制定规则,从而避免利益至上社会丑恶现象的发生,实现敏感社会问题的最小化.     

论中国死刑制度的若干问题

文章从考察死刑的历史出发,结合一些案例进行分析,论述了我国死刑的执行程序、判处死刑的标准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减少死刑罪名的具体方法,即将死刑罪名集中在剥夺他人生命的案件中;对于没有杀害他人生命的行为人,尽量不判处死刑。这样,既可以保持死刑的威慑力,又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死刑罪名的适用,最终彻底废除死刑。     

西国佛画论考

一个有自信心的民族,从不拒绝吸收外来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艺术也在中国发展起来。它的最初形式完全是外国的,但中国民众并不满足这种形式,他们从开始阶段的向印度求取佛画原本,到照着原本临摹,到后来甩开原本自己创作,经历了一个学习、融合、改造的过程。这个过程记录了古代中国在自己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勇于汲取外来文化的营养,不断充实、丰富自己的肌体的事实,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以及它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无疑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例。下面即从几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     

论死刑案件普通程序功能的强化

死刑复核程序对于保证死刑案件质量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将对死刑案件的纠错完全寄予复核审,未免勉为其难。应在强化一审以及二审程序的纠错和救济功能基础上,充分发挥复核审的作用,这对防止错案具有重大意义。     

略论东亚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

东亚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有许多 ,模式危机只是其中之一 ,而且就东亚模式本身来说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应当区别对待 ,并划分为失败和成功的模式进行分析 ,以便最终找到适合东亚各国的发展之路     

东亚军事安全动力分析

未来的东亚是和平发展的安全共同体,还是强权挤压的破碎地带?本论文认为,东亚在冷战结束后虽然出现了许多变化,但是军事、政治仍然是地区安全的主要动力。强权对地区安全的“覆盖”,使得地区安全的自主性未充分释放,地区安全机制未能发展出来。军备动力可能带动并引发一系列的地区安全问题。而东亚军事安全问题必须通过一种非权力现实主义的途径来超越。     

美国、日本的东亚政策与东亚现代国际体系

东亚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外部力量对东亚既有秩序的冲击、以及东亚内部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日本与美国在东亚的扩张和渗透、对东亚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和变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东亚国际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美日两国的东亚政策经历了从妥协走向冲突的过程。导致美日冲突的实质是两条不同的国家发展路线之争,是原则之争,这是美日之所以走向战争的根本原因。1945年之后的日本东亚政策的惟一重大变化是手段的变化,从军事手段转变成经济手段。美国在东亚秩序中扮演强权的角色一直未变,正是由此之故,开放地区主义成为了东亚秩序建构的必然特征。     

欧盟参与东亚安全治理：行动与局限

长期以来,欧盟积极参与了全球性和地区性安全治理,其在东亚地区的行动反映了欧盟推动其安全战略、促进其国际地位提升的努力。但是,对东亚地区安全治理的参与同时也显露出欧盟能力上的局限。这主要表现在,欧盟对参与东亚地区安全治理提出的大量战略文件和规划,并不能够完全得到贯彻和推行。本文试图在对这些战略文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欧盟在东亚地区参与安全治理行动进行梳理,进而探讨欧盟在该领域的局限性。     

东亚发展型体制：逻辑、结构及其限度

发展型体制是以东亚为代表的发展型国家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从本质上来看,发展型体制是基于政治合法化的逻辑而产生和形成的。在政治合法化逻辑下,发展型体制通过发展经济来提高其有效性,以其有效性来维系和巩固合法性。因此,发展型体制形成了一种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官僚式威权主义结构,历史经验表明,这种结构对发展型国家取得成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随着发展型国家国内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和外部全球化压力,东亚发展型体制面临着民主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发展型体制进行转型则是必由之路。     

东亚经济共同体构想:课题与展望

东亚合作要受到美国、中日关系、东盟等因素影响;针对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 各个国家提出了不同的构想;亚洲区域经贸合作的加强以及最后实现4 10的构想,将是亚 洲国家在21世纪上半期势必实现的宏愿。     

Short Forms for Attitude Scales in Social Sciences: The Case of Attitude Towards Capital Punishment

Attitude scales are comm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but quite often they are very long and hence short forms are needed. Short forms can reduce the fatigue problem and make it possible for other measurements to be included, but short forms must be produced without much sacrifice to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this paper, capital punishment attitude scales are investigated as a special case. A total of 27 items whos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have been well established are used. A simple and direct method of producing short forms is used to produce half (14 items) and quarter (7 items) versions of the original. Both two- and six-point Likert scales a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between number of item-response option and scale length.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clea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and six-point scales in terms of reliabilities, but the six-point scale is preferred in respect of trace information and percentages of variance in the one-factor model, and is closer to normality. In practice, we suggest short forms should always be considered for attitude scales in social services, and more Likert scale points can produce even better short forms. Limitations and further directions are discussed.     

东亚国家和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特征——国际比较的角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世界各国 (地区 )社会保障制度迅速扩张 ,并经历了三个较快增长的时期。自 2 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东亚三国两地从各自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出发 ,在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政策上作出了不同的战略选择 ,建立起特色各异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 ,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 ,并经历了不断调整、补充、改革的过程。在东亚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发展 ,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 ,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The reform of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in East Asia

This article examines social policy reforms in East Asia and whether the welfare states in the region became more inclusive in terms of social protection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developmental credentials. It draws on finding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UNRISD) project on social policy in East Asia, covering China,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China, Japan, Malaysia, the Republic of Korea, Singapore,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and Thailand. It shows that East Asian economies responded differently to the crisis in terms of welfare reform. While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maintained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selectiv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Korea, Taiwan, and, to a lesser extent, Thailand implemented social policy reforms toward a more inclusive one. Despite such different responses, policy changes are explained by the proposi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the instrumentality of social polic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alization of policy changes through democratization (or the lack of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