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理藩院和中俄关系

本文就清前期中俄关系中与理藩院密切相关的问题,谈一谈理藩院在中俄关系中的历史作用。 理藩院初名“蒙古衙门”,公元一六三六年七月(崇德元年六月)设立,是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我国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为实现进取中原,夺取明朝天下的基本国策,解除后顾之忧和道梗之患,逐渐臣服漠南蒙古的产物,也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朝对漠南蒙古关系和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公元一六三八年八月(崇德三年六月)蒙古衙门更名理藩院。最初,理藩院只是清朝专门治理蒙古事务的机构。     

清代马政初探

马队于清代兵制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清朝经制军队八旗、绿营的主要组成部分。清代马政则为马队营制之基础。本文从清代战马数量考释入手,探讨了清朝经制军队的马队建制、牧场建设及清代马政在嘉道以降的废弛情况。     

清代布政使初探

布政使是清代职官。布政使主要职掌全省财赋以及承宣政令、承担政务、管理属员。布政使选任的途径除廷臣会推保举外 ,最主要的途径是由吏部开列具题 ,请旨定夺。甄选条件有严格限制 ,考核严密深入 ,奖惩分明。布政使的管理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地方财政管理体系和监督机制。清政府对布政使的任用 ,说明满汉联合的逐渐加强     

清代保定义学初探

义学出现于唐代中晚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几度盛衰,时至清代达到全盛,该学是由私人筹办或由地方政府协办,向乡村贫困子弟提供免费教育的小学。保定地区凭其优越的地理优势,加之统治者对义学发展的重视,该地区无论其发展规模、数量均位居全国首位,成为当时义学发展的缩影。然而,政府虽大力提倡义学发展,但从未颁布过任何制度规定与保障实施举措,因此,在现实中义学发展并未收到应有效果。     

清代地方民事诉讼程序初探

在我国清代的实际审判过程中,已开始区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但在其基本律典——《大清律例》中,对民事诉讼的规定颇为匮乏。司法实践中大量遵循的是各地州县官在纵向的传承与横向的交流中形成的诉讼惯例。清代州县官对民事案件的审理是正式的审判,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包含起诉与受理,堂审前的准备,堂审和判决这些基本程序,相比较前期封建法制,已经具备了近代民事诉讼程序的雏形。     

清代东北封禁政策初探

清代东北的封禁政策,是满族贵族对东北地区进行统治的一种特殊政策,它成为有清一代东北政策的核心。关于东北封禁政策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弄清楚有关封禁的诸问题,对研究封禁政策的演变及其具体过程是有益的。本文试就清代东北的封禁问题,做一些初步探讨。     

清代职制律初探

各级封建官吏在其王朝帝国中,都担负着一定的政治职能。正如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府当局的存在是通过它的官员、军队、行政机关、法官表现出来的,如果撇开政府当局这个肉体,它就只不过是一个影子,一个想象、一个虚名”。所以,以封建皇帝为首的庞大的官僚政治体系,是其社会的主要支架,并只有通过官吏分掌兵、刑、钱、谷才可以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和国家职能的发挥,“天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百官也”。由此可见,严肃吏律,整饰吏治,督励百官,忠于职守,实为整肃政风、治国安民的必要手段,亦是国运兴衰之所系。     

清代薛福成家族文化初探

薛福成家族（即无锡城西薛氏家族）诗礼传家、名人辈出,入清以来逐步形成了颇具个性的文化传统,主要表现为：读书明理、百业皆本;家族教育、男女兼重;崇尚实学、经世致用;顺应时代、积极转型等。薛福成家族的教育活动也颇有活力,体现在教育价值与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各个方面。薛福成家族文化的这些特色正是该家族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奥秘所在。     

清代寺庙林管理制度初探

清代寺庙林管理主体既包括国家,也包括民间组织（以佛教寺院为主）。造成这种双层管理模式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对许多被认为是现代国家所必须承当的林业管理事务概不承当,而都由民间的森林管理主体承担,官府则主要对毁林行为进行惩治。因此,清代寺庙林的管理是一种双层的管理结构。长期以来,国家管理机制与民间管理机制处于一种良性的互动状态。     

点校注释本《理藩院则例》评述

众所周知 ,校注出版重要古籍是一项学术性很强 ,难度相当大的科研工作。做好了可嘉惠学人 ,功德无量 ;反之则得不偿失 ,甚至贻误世人。 1998年 8月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校注本《理藩院则例》(以下简称则例 )即是一个不成功的实例。该书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委员会资助项目 ,署杨选第、金峰校注。但据其“前言” ,杨为实际点校注释人 ,是该书第一责任者 ;金峰先生只是“从资料的提供到点校中遇到的难题 ,均给予热情地帮助”。该书“以卷帙完臻的光绪本作为底本 ,以道光本为主校本 ,并以蒙满汉三种文字的版本相互对校。同时 ,与乾隆朝内府…     

清代河湟地区自然灾害初探

本文在对清代河湟地区自然灾害种类剖析的基础上,就灾害发生的特点进行了探讨,为我们以后的防灾、救灾工作提供启示和借鉴。     

清代西江下游植树护林初探

森林能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是山地丘陵地区生态系统的核心。清代西江下游地区人们对此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因此本区颇为重视植树造林和保护林木。在植树造林方面,诸如观赏林、行道树、防护林的栽植,所在多有。在森林保护方面,其突出特点则是树立碑刻进行保护。从这些碑刻的内容来分析,西江下游人们结合宗教、民间风俗、所有权及借助官府的力量等措施来保护森林,多管齐下,在体现他们智慧的同时,也较好地保护了本区的生态环境,从而为珠江三角洲乃至整个广东的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广东所刻丛书初探

清代广东所刻丛书众多。道光、成丰、同治、光绪四朝是辑刻丛书的鼎盛时期,而广州府是丛书辑刻的中心地。丛书可分官刻、私刻两种,辑刻者多为豪商巨富、官僚、文人。丛书既有汇刻也有专刊,尤以杂纂和经史类为发达。辑刻丛书的目的在于嘉惠士林、存学显说、传名后世、钞书自娱、敬教劝学。     

清代东北地区鄂伦春编旗初探

清代东北边疆生息繁衍着库雅喇、恰喀拉、赫哲、索伦(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锡伯、卦尔察等众多部族。入关前后,清政府曾将这些部族大规模内迁,作为"新满洲"编入八旗。"新满洲"的编设,对东北少数民族、满族及清政权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代司法实践中的情理初探

在清代,司法实践的根本依据不是成文法,而是自身含义带有极大非实定性的情理。可以说,情理构成了清代的司法精神。那么,以灵活变通为追求的情理,是否存在一个不变的、实定的核心,或者说情理的本质是什么呢?如果存在,它产生于怎样的社会土壤?本文将从情理的词源含义、法律含义等角度入手,分析情理的本质;并从伦理作用下的情理与情理中的伦理两方面阐释情理生存的社会土壤。     

清代遂宁张氏家族诗人初探

清代蜀申遂宁张氏家族,诗人辈出,其中以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张鹏翮及其玄孙张问陶为代表,为清代文坛增辉颇多,本文对此加以评述。     

清代中西文化互动及其终结初探

在清代,中国文化出现了一次明显的转向,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研究者力求改变宋明以来崇尚空谈的学术风气,力图重建社会与思想秩序。另一方面,则是中西文明之间所发生的大规模的相遇和互动,这种互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本文旨在证明:异质文化间的有益互动只能建立在彼此深入理解、以平等身份参与的基础之上,各种文化形态都应当历史地反思自身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态度选择。      

清代新疆报灾程序初探

荒政是清政府对新疆工作的重要内容,报灾是进行救灾的重要环节。本文探讨了清代新疆报灾程序的形成及其演变。第一部分,以清文献分析了报灾程序的建立与发展。第二部分初步探讨了建省前新疆各地的报灾流程和各地不同的报灾方式,同时分析了建省后新疆报灾程序的变化趋势。第三部分主要探讨报灾期限及其社会影响。报灾是清政府救济机制运行的关键,体现了新疆地方行政制度与内地划一的行政职能。     

清代书院的举人应试教育初探

清代士子一旦中举,即失去了原有的官学学生资格,但举人仍有读书应试之需。于是,至清代晚期,各地出现由官府创建的专课举人的书院,专门招收举人,开展应试教育。与此不同,有的书院则兼课举人,并由官府设立孝廉课,专课举人。从总体上而言,专课举人和兼课举人的书院以培养生徒参加会试、殿试为目的,不仅在考课时模拟会试、殿试,而且在经费的投入、对考课的重视程度上,都超过了同一地区的其他书院,使肄业于书院的举人在竞争激烈的会试、殿试中脱颖而出的几率明显提高。     

清代西域地名的功能初探

地名是地理实体和区域的一种语言文字的代号,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现象。西域地名是各个民族文化的反映,它体现了政治功能、经济文化功能,以及自然地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