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个税改革的方向——借鉴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个人所得税制度

近年来我国工薪阶层对个税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个税改革重点不仅仅是提高起征点,分类税制与综合税制的相互结合也是一个关键点.目前我国台湾地区的个税执行综合税制,名为综合所得税;日本则执行+分类综合相结合的税制,名为混合所得税.文章着重从我国个税的一些难点入手,借鉴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个税制度,探讨我国的个税改革.     

国外怎么征利息税

利息税征收在国际上是一种通行的惯例。操作方法大体分美国式和日本式两种。前者的利息是与股息台在一起缴税，税率较高；后者则单对利息征收，税率相对较低。美国式利息税为利息收入的39．6％，日本式为15％。菲律宾：利息收入都要纳税，税率为20％。韩国：利息税率为24．2％。瑞士：税率较高，为利息收入的35％，均由银行代理并预先扣除。瑞典：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和红利、股息、债息、房租等所有通过资本和固定资产获得的收入，都需交纳资本所得税，税率均为30％。德国：德国征收利息税，但主要是对存款多、利息收入高的人征收。一般小宗存…     

业界新观察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以房产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房地产税的改革方向应当肯定,它对于中国税制中直接税比重过低、地方税体系不成型、国民经济中房地产调控需要体现治本水准、收入分配需有效抑制差距扩大四个突出问题,将产生不可忽视的正面效应。在"双轨统筹"框架下,房地产税不仅使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提高健康度和可持续性,还会在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方面施加再分配的优化调节。     

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构——基于“个税”课税单位改革径路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是应对少子老龄化挑战的必然之举，为此需要在税收等制度层面予以回应。然而，当前“个税”课税单位以个人作为征纳对象，既降低了个人婚育意愿，又无助于子女养育、教育，还不利于家庭建设，有碍生育友好型社会建构。为此，须引入家庭课税制方案，在解决个人婚育意愿，子女养育、教育和家庭建设等实际问题的同时，契合量能课税原则的基本诉求，亦能丰富“个税”生育激励的工具内涵。在“个税”课税单位具体改革径路上，可选择“个人+家庭”的整体方案，并以夫妻作为基本纳税单位，设计以“折半乘二制”为标尺的家庭课税税率基准，达成“个税”课税单位改革目的，真正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构。     

论个税调节作用中的公平性

个人收入所得税从性质上来说是一种收入调节税。在实践中,个税调节作用的公平性还存在不少问题,如贫富倒挂、税收流失和税负不均等。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现有的分类所得税制度存在弊端、收入多样化难以监控以及家庭税负不均。应当采用分类综合的征管模式,加强税源监控,严格执法制度,并借鉴国外的申报方法,从而实现个税调节的公平性。     

改革中的一个大难题:如何使个人收入分配趋向合理——兼论当前的工资、物价、通货问题

<正>经过近几年的改革,现在我国居民的个人收入很难用“劳动收入”这一种收入来概括了。由于农民的自有生产资料增多,城市里个体户和私营工商业学增多,资产收入由原来的国家和集体两家所有,变为现在多家所有。经营收入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劳动收入在我国居民的个人收入中还是主要的,但劳动者除了拿劳动收入外,还享受着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他们还通过储畜、购买债券和股票获得利息、股息。因此,现在我国居民的个人收入分配,形成了一种有资产、经营、劳动、社会保障和其他收入这样五种来源、五种收入并存的新格局。分配格局的变化,使个人收入分配问题变得异常复杂,而且,与物价问题、货币问题紧密联系。所以,必须进行综合考察,才能找到分配不合理的缘由和解决办法。     

收入分配的逆向转移: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特殊机理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一趋势与收入分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经济学中,收入分配被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并且强调初次分配更关注效率,再分配更注重公平.其实,在收入分配的这两个层次之外,还有一种隐形的收入分配形式,这种分配发生于一些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劣势的人与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优势的人之间,这种转移相对于再分配的公平效应属于一种收入的逆向转移.收入分配逆向转移是收入分配市场化向社会各个领域侵蚀的结果,收入分配逆向转移所具有的收入差距放大效应是形成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不可小视的因素.要改变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必须遏制收入分配逆向转移的增长.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优化与税制结构调整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存在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象,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居民、企业收入向政府流动,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较低,这是我国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造成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生产税是政府收入的主体,国民收入再分配阶段收入税调节乏力。因此,要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就必须尽快完成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变、调整消费税税目和税率、降低个人所得税税负并消除经济型重复征税,开征房产税和社会保障税,建立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体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收入分配对策研究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特别是为应对"十三五"期间社会深层次变革,谋求未来高效发展的全新动力的具体要求,必须加快完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体制的结构性改革。初次分配领域强调"迫切性",兼顾效率与公平,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整体收入的比重,再分配领域重点将抑制收入差距和保障社会公平的目标具体化、微观化和定量化,从而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政府补贴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英文）

用总收入基尼系数随补贴增加而形成的路径曲线,同时配合最小基尼系数曲线,可以全面地考察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效应,衡量补贴的收入再分配效率,弥补以往用MT指数法和基尼系数分解法存在的缺陷。运用新测算方法的结果显示,中国社会保障支出能够缩小收入差距,但其再分配效率不足,且已经超过基尼系数路径曲线的转折点,出现了对部分人"分配过度"的现象。通过调整其分布,可进一步降低居民总收入的基尼系数。     

论居民收入差异的税收调节

中国经济发展成果斐然,但此期间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格局重新调整、收入亦加速分化.分配领域矛盾的突出,开始制约社会经济的全面和谐发展.研究并解决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是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直接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体现在多个方面,城乡居民之间、城镇居民内部、农户内部、行业之间、地域之间的收入都存在较大的差距.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并没有足够重视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现行流转税、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没有全面发挥,缺乏财产保有环节的税种,在征收管理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应调整和改革现行的税收制度,加强税收征管,改善税制的执行情况,提高人们的纳税遵从度,充分发挥税收在居民收入分配环节的调节作用,更有效地解决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超越人口红利》近期出版

《超越人口红利》一书于2011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蔡昉,其研究领域包括＂三农＂问题、就业与劳动力流动、经济改革和发展、收入分配和贫困等。《超越人口红利》一书共分七篇,包括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人口红利盛宴即将终结、     

"拉美失衡"及给目前中国的启示

拉美收入分配公平失衡的主要特点是: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偏低、就业容量狭小及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和手段的低效率.而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公平状况既有"拉美特色"又具自身特点.因此中国必须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中汲取经验及从"拉美失衡"中吸取教训,制定并实施符合中国现阶段特点的收入分配公平制度和政策、措施.     

资本市场的作用机制及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资本市场是一个资源配置市场 ,同时也是投资的场所和投机场所。作为投资场所和投机场所 ,它通过渠道效应和分流效应直接影响居民和政府的收入规模与结构 ;作为资源配置市场 ,它通过影响社会资源使用结构 ,影响收入在企业间的分配格局 ,进而影响不同产业、地区的收入分配格局 ,最终影响到政府和个人收入     

技术进步偏向性及其收入分配效应:来自地区面板数据的分位数回归

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大量文献从经济结构转型、国际贸易和技术进步视角解释,其普适性和解释力度有限,且忽视技术进步方向变化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文章采用三方程标准化系统方法考察各地区技术进步偏向性,并采用面板数据的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技术进步的收入分配效应。结果显示:各地区技术进步偏向性与全国走势趋同,基本呈资本偏向型,即技术进步更有利于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偏向性对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即技术进步越偏向于资本,越有助于提升资本的收入份额而恶化劳动在收入中的地位。同时,在劳动收入的不同分位点,技术进步偏向性的收入分配效应不同,在到达50%分位点之前,劳动收入份额较低时,技术进步偏向性对劳动收入分配的抑制效应较强,而伴随着劳动收入水平的上升,其作用将不断减弱。同时,受到技术进步偏向性本身、要素禀赋结构以及其他地区经济环境的影响,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分配效应也出现地区差异。     

分工性分配论:理论发展和现实演变

自古典经济学提出“分工能最大增进劳动生产力”和收入分配理论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学派对收入分配的研究虽有不少独到之处，但整体思路上仍沿用功能性或个人性收入分配的分析方法，或是将注意力集中于所谓“生产要素的贡献”，或是仅注意个人之间的分配均等性问题。而分工性分配理论，从分工提高效率并创造收入，收入的分配必须同时注意生产效率和个人公平，分工发展引致分配的多元化，生产要素所有者因履行与分工相联系的产权责任得到收入，以及“公平合作”的收入划分标准等方面，提出了与功能性和个人性收入分配理论不同的基本思路。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张效应

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2012年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之一。目前,中国的国民总消费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处于恶化态势。如何扩张居民消费需求,扭转消费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对于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意义。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仅可以扩张居民消费,而且要比仅在居民部门内部缩小收入差距带来的消费扩张大得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点,应是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重,具体包括提高居民从企业获得的劳动报酬净额、提高居民财产收入和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开支。为此,需要施行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和工资议价制度、建立完善企业定期分红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制度改革措施。     

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本文立足于社会规范视角,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为基础,考察与分析区域层次的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当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会损害个人对幸福的积极体验。与高收入群体相比,低收入群体更容易产生这种负向感知。相对剥夺和关系信任构成的社会心理过程是影响收入不平等与个人幸福感关系的重要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未获调查数据的支持。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国民幸福感的高低并非取决于收入不平等本身,而是分配体系构建的合理性。所以,建立具有公平正义价值导向的收入分配体系是提升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发展方向。     

中国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偏差协调

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关联作用问题是中国经济学者研究不多的问题,更是中国经济实践将面临的难题。文章首先实证分析了1979年中国改革前后居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格局的不同特征以及两者关联机制的重要变化;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改革以来居民收入分配变动对经济增长的重大影响,揭示了收入分配同经济发展的非啮合矛盾,即金融浅化同收入、经济高增长不协调,分配模式和结构演进相悖,收入结构扭曲与体制及增长模式转换的障碍;进而提出矫正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偏差,深化分配机制改革,以推动90年代经济发展的基本主张。     

收入分配调整的制度支点

收入分配调整的本质在于劳资关系的制衡,劳资制衡的制度基础是双方拥有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但是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不能必然形成公平的劳资制衡关系,在资本强权时代,经济利益天然向资本一方倾斜,这既是历史的逻辑也是现实的逻辑。过多的经济利益倾斜到资本方的结果不仅仅是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而是更大范围的内外经济结构的全面失衡,劳方收入偏低与财富外流并行不悖。实现劳资制衡的目的不是走向全面的劳资对抗,而是通过在企业层面提升劳方的谈判能力构建新型的劳资关系,避免利益分配的一边倒倾向,资本强权不可以无节制,这就需要回归工会组织的谈判功能;在社会层面形成权力供求关系,权力的消费者就是权力的生产者,这样可以减少和避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由于行政权力的过度介入扩大非生产群体与生产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把这种差距叠加到劳资收入差距中,放大收入分配的失衡。政治投票不但决定政治资源的配置也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进行政治投票至少可以缩小非生产群体与生产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