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白话报:启蒙的两种路向——《中国白话报》、《京话日报》之比较

本文讨论《中国白话报》与《京话日报》所代表的晚清京沪白话报纸不同的启蒙路向 ,试图从启蒙姿态、社会功能、地域文化等方面解释白话报这一启蒙形式在京沪两地遭遇不同命运的原因。两种启蒙路向在中国社会有效性的不同 ,也预示“五四”等启蒙运动从此到彼的某种转向 ,以及这种选择给予“启蒙”的影响。     

对抗“五四”式启蒙方案——重读冯骥才《怪世奇谈》系列小说

冯骥才的《怪世奇谈》系列小说,以颇为反讽的态度重述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定性为封建糟粕的辫子、缠足和阴阳八卦,试图以世俗精神和常识经验为依据颠覆“五四”式启蒙话语的逻辑,体现出作者拒斥理性启蒙、回归常识启蒙的心态.     

没有辛亥革命,何来五四文学——辛亥革命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

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目前流行的观点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强调五四文学革命直接受益于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构成,其价值取向直接来自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的新文化想象,晚清以来的主流文学作为一种渐变的铺垫,在新文化运动之际终于发生突变——这是“文革”结束以后,大陆文学史普遍采用的一种的文学史模式;另一种是世纪之交舶来的思路,即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强调晚清以来被大陆文学史忽视或“压抑”的非主流文学(狎邪、公案、科幻等小说)具有不可忽视的现代性.     

论鲁迅小说的批判理性精神

鲁迅的小说《呐喊》和《彷徨》，是“五四”时期最具批判理性色彩的精神小说，这些小说揭示和批判了礼教吃人的罪恶，描绘出具有深邃象征意义的“鲁镇”文化环境和“未庄”文化环境，于深层次的民族心理结构中，发掘出封建专制统治下，愚顽的封建意识所造成的国民心理的痼疾，小说表现出强烈的思想启蒙和改良社会人生的意义。     

龚自珍伦理思想的启蒙色彩

龚自珍是我国清末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对晚清思想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从“善恶皆后起”说、“人情怀私”说、“解其棕缚”说、和“知耻振邦”说四个方面阐述了龚自珍的伦理思想,认为他提出的“人情怀私”说和与之相联系的个性解放思想,表达了时代的心声,富有强烈的启蒙色彩。     

情感人文主义--另一种启蒙精神

启蒙的情感人文主义大致可分为“自然”型、道德型、功利型、政治型、文学型。情感人文主义的启蒙精神构成人的解放的内在动力,也是建构新的理性的价值前提。然而,由于理性和科学技术对于自然的强大力量,由于主体的人本身发生了裂变,还由于启蒙人文主义情感的功利特征,致使科技理性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经典意识形态,理性主义则成为启蒙的时代精神。相比之下,情感人文主义虽然在启蒙时期喧嚣一时,但终究没有能搅动思想的主流。     

大众旅游的社会学批判

随着二战之后大众旅游的兴起 ,旅游已经成为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在社会学看来 ,大众旅游的兴起首先是现代社会的现代性使然。现代性本身是一种内含矛盾的东西。现代性的矛盾性 ,人们已经讨论得很多。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上 ,韦伯用“理性的铁笼”;霍克海默用“启蒙的辩证法” ;马尔库塞用“单面人” ;哈贝马斯用“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福柯用“知识考古学”等等展开了对近代以来启蒙、理性、进步等概念的批判。近代以来的社会在用知识和理性构筑社会基本法则的时候 ,没有想到理性的极致也是一种破坏和伤害。启蒙要实现的自由和进步 ,有一天也…     

寻找人生存的价值基础——霍克海默技术批判理论探析

霍克海默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对技术的批判:其一是从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角度批判工具理性只关注效率、功用、计算、手段,而消解了人生存的价值基础;其二是从启蒙与神话的关系的角度批判启蒙理性由批判理性、解放理性走向其反面,而成为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奴役理性,造成了对自然和人的双重奴役;其三是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的角度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进行批判。批判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关注人类生存的处境,重新确立人类生活的价值基础。     

＂Love＂ as the Key Word： New Sexual Morality and New Literature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Years （1900-1920）

借助翻泽，“恋爱”一词在20世纪初进入现代汉语，使“男女之情”在方式、体验、意义与评价上，因新的命名而发生改变，并进入公共话语，成为中国新伦理建构的突破口，产生了从晚清到“五四”一系列新道德命题及与之相应的新文学作品。晚清倡导的“自由结婚”，确立了婚娴以恋爱为前提、以当事人自决为主导的现代意识，并开创了文明结婚新风尚。民初，“恋爱”一词在本土化过程中一度污名化，导致专写恋爱的言情小说普遍规避此词；但哀情小说对爱情精神品质的普遍推崇，却为五四“恋爱神圣”的出场奠定了基础。西方理论影响下建构的五四时期恋爱理论，有“恋爱自由”与“自由恋爱”的微殊差异，后者将新文化激进主义导向极端。五四恋爱文学在空间意象和恋爱描写上的创造，解构了压抑个人自由的家长权威，颠覆了传统道德，也开拓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但个人主义的单维描写，未能使恋爱体验向纵深挖掘，而是引向浮浅。     

“无后”与“不朽”──试论五四时期胡适的社会伦理观

“无后”与“不朽”──试论五四时期胡适的社会伦理观胡明五四时期，胡适不但在白话诗文运动中首举义旗，冲锋陷阵，而且在思想哲学、社会伦理范畴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反传统旋风。他的“无后”主义和“不朽”现在强烈地摇撼３０００年来封建伦理传统和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同...     

义利观转换与公有制兴起的思想基础

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通过义利观的转换来实现利益原则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义高于利是正统看法,不过仍然重视公利,认为其高于私利。于是,在晚清国家生存竞争过程中,追求国家富强这一公利成为中国思想界新的"义",从而经由"公利"的过渡,完成了义利观的转换,实现了利益原则的合法化。作为追求"公利"的手段,公有制也因此获得在中国兴起的心理支持。而公有制之所以被视为追求国富的手段,是因为它在此时受到了三种经济思潮的综合影响:国家掌握财富的传统经济思想、动员储蓄与实现快速工业化的现代经济学思想、消灭私有制以超越现代化弊病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三种思潮的合流,成为支持公有制兴起的思想基础。     

新时期文学身体叙事的变迁及其文化意味

在当代文学史中的身体叙事有着自身发展的脉络,反映着身体的社会功能乃至身体观念变迁。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身体书写史上具有十分微妙的地位,该小说的身体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启蒙主义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制约,从属于新时期的所谓"文化反思"、思想解放运动。"私人化"写作中的身体书写脱离了"民族"、"国家"、"阶级"、"意识形态"、"理性"、"启蒙"等宏大叙事,转而关注与表现女性的私人经验,特别是性经验,其身体描写带有强烈的唯美色彩。所谓的"身体写作"出现在2000年前后,这类小说为"精神"留下了些许位置,但其真诚体现在哪里,令人怀疑,因为作者毕竟是在消费主义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双重语境中写作,精神越肉体的同时在场往往是她们采取的策略。至于木子美的《遗情书》中,身体以及性已经成为彻底的、纯粹娱乐与游戏的肉体,尽管仍然可以用一种现代的自我意识与现代个人主义的范畴对之加以理解。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价值结构分析

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现代美学命题,更是现代中国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文化现代性主张;既是一个启蒙现代性方案,又具有审美现代性的内涵;既深受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又难掩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既包含终极追求精神,又体现出世俗关怀的抱负.这些价值矛盾的生成是同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复杂生存形态及其发展路径紧密相关的.     

儒家精神资源与现代性的相关性——关于启蒙反思的学术对话

对于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这个我们时代不可回避的问题,不同的学术传统具有不同的回应方式."第三代新儒家"从构建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具有极大包容性的新人文精神出发,发掘儒家文化传统对于解决人类当前困境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则立足于中国的当下现实,审慎地看待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并出于文化安全的考虑,对儒家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相关性提出全面质疑.     

关于中国阐释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当代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离不开阐释学视野 ,阐释学方法因而成为文学研究的第一方法。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国古代学术的民族特色 ,恰恰就表现为阐释学取向。坚持阐释学路径最有可能做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可以把中国阐释学发展历程分为古典阶段和现代阶段。中国古典阐释学大致可以分为儒家阐释学、道家阐释学以及二者综合形态的阐释学等三种基本形态。中国现代阐释学的探索经历了 1 0 0多年 ,直到现在仍处于学科建构过程之中。为了促进这一学科的创构 ,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中国现代文学阐释学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一个分支学科。     

“自我的道德地形学”——一个具有心理学和社会学意涵的本体诠释学理论

在当今中国,社会学、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所强调的“文化自觉”的旨趣在于凸显文化主体性以及文化间的和平沟通。“自我的道德地形学”无疑对这一旨趣具有独特的理论启示意义,它构成了C.泰勒的巨著《自我的根源》的主体部分,并在其诠释学思想中占有基础地位。“自我的道德地形学”首先是作为一个心理学理论被提出来的,而它的社会学意涵在以其为基础的、C.泰勒的著名政治理论论文“承认的政治”中充分地得以展现。鉴于这一理论以兼具心理学和社会学意涵的本体论诠释为基础,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经验具有条分缕析的阐释力,因此,作者认为,对该理论所具有的启示意义予以深刻地把握,对中国社会学、心理学在方兴未文的跨学科文化研究领域建构基础性的平台具有重要意义。     

启蒙的意义与现代性的合理性--福柯的"现代性的态度"

福柯将现代哲学的本质视为对“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的回答。从根本上说,他对启蒙所持的是一种肯定的态度,认为它对当代哲学具有根本意义。福柯把他的“现代性态度”归结为一种“哲学的质疑”,亦即“批判性质询”的品格。虽然他不满于“理性”的专断,对它的压制非理性有着尖锐的批评,但仍肯定理性所具有的“自我创造”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体现在科学文化、技术装备、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合理性”形式。     

Ideological Expectations for Value Consensus in Chinese Society

Surveys have shown that popular ideology has tended to move from pluralism to clustering around dualism at this sensitive and critical moment for the formation of value consensu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formation of a “value consensus” or “common values” must answer three questions: “What is ‘common’ about this consensus?” How can ‘consensus’ be reached?” “How can ‘values’ be legitimated?” On the basis of survey inform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basic argument that what is common lies in ethics; consensus in spirit; and value legitimacy in our national cultural home. Ordinary people have three major ideological expectations of value consensus in contemporary China: expectation of ethical enlightenment with the theme of turning “I” into “we”; expectation of a spiritual baptism with the value “unity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universal” and expectation of the endeavor to “return home.” Specifically, their content is as follows: to protect ethical existence and undertake the re- enlightenment of ethical consciousness at the national, family and group levels; to sublate “atomistic exploration” of the theory and mode of rationalistic ethics and carry out the “spiritual’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great ethical entities of society, state and family; and to “go back home” to national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ethics and build value legitimacy. These three major expectations can be condensed into three ideas: protecting ethics, reviving “spirit” and going back “home.”     

SPECIAL ISSUE： DIALOGUE,INTERACTION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 SPECIALIST FORUM ON CHINESE,WESTERN AND MARXIST PHILOSOPHIES：Issues of the age and possible responses in configur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建构可在以下三个问题上作出努力：为不同的社会人群提供可供选择的多元价值目标;重构中国人的价值秩序;为当代中国人的伦理行为与法律制度提供新的人性论基础。中、西、马哲学必须突破学科分割局面,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及其发展趋势为自己的共同思考平台,动用各自的思想资源,构建符合当代中国人需要、并能指导其实践的人生哲学和当代中国发展需要的社会哲学。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的现代性意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对现代性的诉求、消化与建构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中国共产党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境遇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启蒙与教育,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的开放性和世界性意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指导过程中,具体、科学和有效地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本土化"与"中国化"的转换,彻底摆脱了对现代性的模仿与焦虑;同时清醒地认识和解决了对被各种主义、话语、框架、叙事等掩盖的实事与问题,特别是那些本己的实事与问题,开启真正的自我理解的现代性道路,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