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非任意性

从大的方面看,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和非任意性其中任意性指的是孤立地看单个的语言符号,其"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而非任意性则比较复杂,它又表现为三个具体特征,即限制性、约定性和临摹性,它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把语言符号置于一个更大的系统中而观察到的.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到的语言符号的不同特征,相互之间不具有矛盾关系.对语言符号各种特征的理解应具有兼容的态度.     

语法:语言符号之间的结构规律

关于语法的内涵和定义,中外语言学史和语法学史的不同时期、不同学派、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看法.西方传统语法学立足于形态的语法现不适合汉语,没有普遍意义.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纯化了语法学的研究对象,但失之绝对.生成语法学和功能语法学的研究范围过大.我国语法学史上一些有影响的观点,大都不十分严密.我们赞同把语法看成语言符号之间的结构规律的观点.具体地说,语言符号只有语素和词两种,语法就是语素之间和词之间的结构规律.这一定义划清了语法和语音的界限,摆脱了两者的纠缠,使它们各就各位,各得其所.     

后现代视角的语言符号性质观

传统的语言学理论认为,能指是一种声音形象,所指是一个概念,所指有某种优先性。从词到义的过程看起来相当简单。本文的观点是,词语并不是简单地表明它的涵义,而是引出语言链条上其他的词,正如一个意义本身会引出其他意义一样。词语本身就是关系。语言本身可以成为表现和欣赏的对象,语言的作用不在于它的固定含义,而在于它的暗示,引发人去领悟道。语言符号在塑造儿童的性格命运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人须臾不可离开语言,人生活在语言中。语言具有令人惊讶的两面性,它既给人自由,又是束缚人的牢笼。人不需要自我,自我是固定不变的,人一旦有自我就固定了。自身是有生命力、创造力的,不断更新的。所以,使用语言时,不要执著于主体性原则,不要试图垄断语言使用的主体地位,把主体性归还给语言本身,给读者和鉴赏者当主体的机会。     

文化与符号——当代符号性研究探析

符号性在人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符号性概念在人类学和文化理论领域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符号性概念同文化概念一样,引来了多种多样的定义和阐释,不同的理论渊源和不同的文化观在符号性研究这个共同的课题上展开了碰撞。     

重探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

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论述,其自身是包含一些瑕疵和漏洞的.在重新考察了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相关论述后,发现了它自身存在的问题:把单纯符号和合成符号作为区分任意性与可论证性(理据性)的一个标准;以不同语言系统之内能指和所指结合关系的差别来证明同一语言系统之内能指和所指结合关系的任意性;忽视了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社会、人文联系;把"任意性"与"约定俗成"当作同一概念;在用"所指"和"能指"分别替代语言符号的"概念"和"音响形象"时,也无法逃避名实(名称与客观事物)联系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结果造成任意性理论在论证时前后不一致.这些问题的存在,造成了语言学理论上的模糊,引起了学界学者的争鸣.因此,需探究并明确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所应该具有的真正内涵,即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生理和本能性的联系,而且语言符号与它所指称的事物或现象的物理属性无关.     

对索绪尔语言符号价值系统的理解与诠释

价值理论是索绪尔语言符号观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最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和混淆。本文从语言的共时性特征入手,对索绪尔语言价值的交换原则和比较原则进行了剖析,从而对语言价值的特征,价值和意义的区别,价值的来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进一步理解索绪尔的价值理论,进而对正确理解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具有一定的意义。     

语言符号任意性和象似性探析

近二十多年来,围绕着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问题国内外一些语言学家先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从象似性的角度对任意性原则提出了质疑、挑战甚至否定。本文在理清任意性和象似性内涵的基础上,就任意性和象似性的关系发表了见解。结论是,任意性和象似性在语言中同时存在,前者存在于符号个体层面,后者存在于符号组合层面（如复合词、派生词、句法结构）;任意性和象似性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任意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     

试论刘三姐文化符号的多民族文化认同

从多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研究刘三姐文化现象,探讨刘三姐文化符号对于多民族认同的作用、价值与意义,以及这个文化符号在多民族文化认同构建中的历史与变化是新时期刘三姐文化研究的深入和实际需要。刘三姐的多民族文化认同不但没有导致民族文化个性和差异的泯灭,还为多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和相互信任与包容的文化心理,这不仅为广西也为其他多民族地区和国家解决民族矛盾与冲突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     

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象似性的互动关系

语言学家从未间断过对语言符号形成因素的研究,并试图解决由此产生的语言符号的第一性是任意性还是象似性这一问题.事实上,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象似性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研究语言符号的生成,可以得出结论:二者在语言词汇形成的过程中是互相补充,共同作用,缺一不可的互动关系.     

论汪曾祺小说语言的文化诗性结构

汪曾祺小说语言极富口语色彩,这表明他努力返回民间日常生活的本相,力图恢复个体文化属性的意图。另一方面,汪曾祺小说语言并不等同于粗糙毛茸质感无序的日常生活,而是具有极其浓郁的文化诗性意味。这种意味来源于汪曾祺力图彰显日常生活中的诗意的艺术动机。     

唐诗中的长安文化符号及其意蕴之美

唐代都城长安是唐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浓缩,是盛世文化体系的典型代表,是华夏文明的历史见证。辉煌灿烂的唐诗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样本,成为人们对长安以及唐朝的美好记忆,成为千百年来唐长安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从今人非常熟悉的唐诗入手,打开记忆之门,重新体验长安的浪漫意象,体会长安的山水景观之美、生命体验之美、帝都壮阔之美、相思回忆之美以及隐逸之美等多种意象,来感知古长安的诗意氛围,感知唐长安文化的精神特质。从而更好地把握中华民族文化之根,弘扬华夏民族精神。     

侵权法的文化意蕴——兼论侵权法与文化的关系

侵权法是各个阶层的社会成员都有着强烈情感的主题,其涉入社会生活之深以至于会触及文化的神经。侵权案件所产生的争论常常反映出法律作用和道德作用在社会生活中的分野,使得侵权法实践往往会成为一系列的文化论战。侵权法对于复制了各种文化分歧的相互对立的观点的选择与折中——从原则、制度到规则,现实地代表了一种寻找社会灵魂的努力。文化共识是侵权法获得其制度有效性的基点,体现了侵权法规则和秩序成长的生命力量。现代侵权法应以新的法律认知取向、法律情感取向、法律评价取向作为其制度的文化底蕴。     

论杏花村意象的文化内涵

杏花村意象是杏花意象与村意象相结合的产物,首先出现于晚唐。现存许浑、杜牧、温庭筠、薛能的四首诗不约而同地创设了杏花村文学意象,其中只有杜牧《清明》诗与酒家义项相关。明中叶之后,贵池杏花村被认定为杜牧当年吟咏《清明》诗的地方,从此,贵池杏花村与杜牧、《清明》诗的关系确定,地方风物也日渐丰富起来。康熙二十四年,贵池邑人郎遂编成《杏花村志》十二卷,后被《四库全书》存目书收录。民国四年,贵池人胡子正编成《杏花村续志》三卷。杏花村作为地方文化资源不断地被保护开发。杏花村意象包含四种文化形态,即村诗文化、村酒文化、村落文化和村游文化。     

论电视的道德意识和文化内涵

中国电视节目在争取可视性与收视率的同时,应当提升和关注电视的道德意识,歌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电视文化应该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必须以提升人的道德情感为己任。     

科学发展观的文化意蕴

文化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形成的诸多生存方式,它的整体性特点体现了动态与静态的统一,绝对与相对的统一,时间性与空间性的统一,单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科学发展观从时代性、实践性出发,把文化的核心要素嵌入当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实现了经济与文化的有机融合,科技与人文的视界统一,它是对人本文化的积极扬弃以及和谐文化的崇高追求。     

重诂才子佳人小说的思想文化内蕴

与《红楼梦》等名作相比,才子佳人小说宣扬的婚恋理想更广泛深刻地影响了民族、民众心理,因而有必要重诂其思想文化内蕴。才子佳人小说将理想婚姻的缔结寄希望于人治社会的"法"———皇帝的圣旨———虽然靠不住,但我们却可以保留其"法"的基本内核,代之以法治社会的法。它宣扬婚姻中要以人为本,以情为本,通过赞美"才子""佳人"的"才"来抵挡金钱"财"对世人的异化,通过高扬"才子""佳人"的"情"、"情""理"合一来反拨晚明清初色情小说人本位中的专注于"欲"的不健康的极端倾向。尽管才子佳人小说也有一些瑕疵,但从总体上说,它的思想文化内蕴应予以肯定。     

加快黑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考

在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经济与文化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发展新的态势下,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是提高文化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江省在文化资源、生态资源和人才资源上,具有文化产业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但起步晚、起点低、规模小,尤其是在理论上、观念上、体制上还存在着一定的障碍,总体上处于探索培育的发展阶段。鉴于此,应以节日文化为载体、以特色文化为依据、以舞台艺术为主导、以报业为龙头,积极开发经贸、旅游、娱乐和传媒文化产业。具体对策为: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契机,加快创新步伐,构建新的产业格局和市场格局;完善并落实政策,营造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加快文化企业的战略重组,构建大型综合性文化企业集团;拓展投资融资渠道,调整并优化所有制结构;造就专业化、国际化、现代化的文化企业家队伍;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迅速打造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老松意象的审美特征与文化意蕴

先秦至魏晋六朝松树审美的核心是常青、劲直,从唐代开始,老松的沧桑、丑怪、雄奇之美受到文人更多的关注,体现出以怪奇为关、以新异为关的时代新趣尚。老松的物色关主要体现在形体美、姿态关和神韵美三个方面。老松意象还在长期的风俗承继和文学创作中积淀了一定的文化意蕴和比德内涵,指示着相应的符号意义。     

北京话儿化的社会文化内涵

儿化是北京话最突出的方言特征之一。它反映了北京人的社会心理和语言民俗,具有名词化、小称、爱称、蔑称等作用,可以表达多种感情色彩。北京话儿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着丰富的社会人文信息,仍需深入发掘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