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大诰与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思想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中,主张以重典治天下者,历代不乏其人。然而,在他们之中,把重典政策高度理论化、法律化的最突出的人物,却要数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间,一直把“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作为治国宗旨。洪武时所定大明律“宽厚不如宋”;对危害君主专制统治的“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量刑也较唐律为重。他建立了锦衣卫等特务机关,监视和镇压全国官吏以至人民,设置了廷杖之刑,大诛勋臣宿将。在重典治吏方面,朱元璋比起“以刑杀为威”而称著的秦始皇来,实是凶猛得多。特别是朱元璋亲自编纂的《御制大诰》(以下简称《大诰》)、《御     

汤稼堂《律赋衡裁》与清代律赋学考述

汤稼堂指导编纂并审定的《律赋衡裁》刊刻于清乾隆 2 5年 ,是清代重要的律赋选本 ,其中汤氏撰写的“例言”8则及“余论”48则 ,尤为清代学者引录的律赋学文献 ,然因汤氏文名不显与兹书流传未广 ,有关《律赋衡裁》与汤稼堂对赋学研究的贡献 ,至今隐而未彰。考察汤氏《律赋衡裁》的理论贡献 ,要有数端 :一是律赋史观的确立 ;二是律赋“尊唐”艺术观的初成 ;三是以句法为中心的律赋批评体系的建构 ;四是书中余论部分为目前所见清代最早的赋话形式。而观其对清代律赋学的影响 ,又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即首开独立的律赋批评以及其“尊唐”艺术观启导清代律赋批评之重要路向。     

《四库全书》与法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之比较

18世纪是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一百年。在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把欧洲领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在东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集权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统治手段更为残酷,社会更为衰败。这样相反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与东西方出版的两部里程碑式的大书有关:一部是法国狄德罗带领“百科全书派”编纂的法国《大百科全书》,一部是中国清朝乾隆皇帝下令编纂的《四库全书》。由于东西方文化底蕴的不同,使这两部巨书风格各异:《百科全书》重创造,着眼于现实;《四库全书》重因袭,沉湎于历史。《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熔铸了18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取得的全部文化成果,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和理想追求;《四库全书》的纂修,对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汇辑了中国漫长历史进程中留下来的丰富遗产,体现了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它虽然推动了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但重道轻艺、淡泊科学技术的倾向,与《大百科全书》所具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是大相径庭的。尤其是统治者在编纂的过程中大肆禁书、毁书,乃至大兴“文字狱”,其结果削弱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民族的创造力。     

简论唐初的法学思想

从我国法制史的发展历程看来,到了唐代,随着封逃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进入比较发达的阶段,作为其重要统治武器的法学思想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是我国封建社会最著名的“治世”之一,也是封建法制较健全的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唐律》,就是在那时制定的。那时司法制度比较完备,执法也颇为严格。这固然应该从当时封建经济和政治的高度发展来作解释,但是也不可忽略法学思想所起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统治阶级总结历代法制实践的经验,都要通过法学思想而体现在法律制度中。     

改革与苏联新刑事立法

目前,苏联国内正在编纂新刑事立法。作为新刑事立法“半成品”的《刑事立法纲要草案》和《刑法典理论模式》(总则)已经出台。苏联为什么要编纂新刑事立法?这次编纂有何特点?立法者意图作哪些重大的调整?笔者想就刑法工作者感兴趣的这些问题,作点简介。(一) 苏联现行刑事立法,即《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纲要》和各加盟共和国《刑法典》是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颁布的,是作     

李退溪与《朱子书节要》

《朱子书节要》(以下简称《节要》)是朝鲜李朝朱子学大师李退溪(公元1501—1570年)倾注半生精力编纂而成的一部朱熹理学选集。该书刚一问世,朝鲜学者就把它与朱熹选编的《近思录》等量齐观,同视为“四书之阶梯”。这一具有代表性的看法,表明了《节要》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在朝鲜理学史上的地位。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对李退溪编纂《节要》的宗旨、原则及其所反映的朱子学内容的探讨,阐述李退溪对朱子学的理解以及在朝鲜     

《唐鉴》成因及其史学地位探析

北宋中期的唐史研究热潮为《唐鉴》的撰写营造了一个有利的氛围,热潮中涌现的一批唐史著作为《唐鉴》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者扎实的知识积累是《唐鉴》得以撰成的基本保障,参与编修《资治通鉴》并与主编司马光发生意见分歧是范祖禹决定撰写《唐鉴》的直接原因。突出的鉴戒思想、浓厚的史评色彩、独特的编纂体例、精辟的论断以及封建正统思想是《唐鉴》在当时和后世受到亲睐的重要原因。     

论唐律的礼法关系

唐律既是中国古代法的代表性法典 ,又是中华法系的典型性法典。它还是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最终产物 ,能充分体现中国古代的礼法关系。这种关系的基本一面是 :礼是法的指导 ;法是对礼的维护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礼与法的矛盾及其解决。唐律中的礼法关系很具特色 ,在古代东方法制史上别具一格。唐律中礼法结合的内容还对唐后中国封建朝代的立法和当时东亚一些国家的立法产生过影响     

立足地方 突出当代——新编《建德县志》读后

浙江在社会主义时期编纂的第一部新县志《建德县志》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建德县志》从1981年开始纂修,到1985年终稿付梓,它的编纂成书,代表了六五期间浙江的修志成果之一。《建德县志》首列大事记、概述;中设建置、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人物、社会等专志共七编;后置附录。全志凡七十五万字,记载了建德自建县以来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既体现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又着重记述了现代历史,尤其是当前的状况,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新县志。《建德县志》的“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纵贯古今,上自三国孙吴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建县,下迄1983年,记述了建德县历史发展中的大事。并从便于读者查考的角度出发之对原寿昌县(公元225—1958年)行政区域的大事,凡寿昌建县到撤销这一段均单独记载,放在建德县,后。这种记述方法,对由两个以上县合并而成今天行政区域的县,在志书编纂方法上,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建德县志》的“概述”编,没有采用通常那种概述全貌,勾勒轮廓的记述方法,而是从水县地方特     

新县志编篡的几个问题

浙江省第一部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编修的地方志——《建德县志》,已经定稿付梓,预计年内将与大家见面。地方志的编纂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尤其在新志编纂的过程中有许多需要探讨的问题,这里发表《建德县志》主编周金奎的文章供参考。     

选本批评与桐城派文论构建

编纂散文选本是桐城派构建与宣扬其文论主张的一项重要举措,方苞所编的《古文约选》、《钦定四书文》是其"义法"理论的具体体现,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统一,"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等理论也是通过编纂《古文辞类纂》来进一步构建与实践的。方、姚的选本批评及其构建起来的桐城文论对桐城后学的散文选本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后来桐城派选本选文定篇、文风取向的自觉理论依据。这种独特的选本批评视野对于深入考察桐城派的文论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关于清人陶方琦的一则史料订正

《浙江学刊》一九八二年第四期所载《姚振宗与快阁师石山房丛书》一文,在评述清季目录学家姚振宗生平时提到:“一八八四年,陶方琦督学湖北,纂修《湖北通志》,他(指姚振宗)应聘编纂《湖北艺文志》十四卷。”在这段话里,陶方琦督学的时间和地点都是错误的,兹考订如下: 据该文注中说明,上面那段话的史料依据是《文澜学报》一九三五年第一集上刊登的《姚海槎(振宗)先生年谱》(陶存煦编)。实际上,该年谱是这样记载的:“光绪五年已卯(一八七九年),……陶方琦奉命督湖南学政”,“光绪七年辛已(一八八一年),……秋,陶方琦在官丁母忧归里”。“光绪八年壬午     

《大明律》对朝鲜王朝法律制度的影响

<大明律>于高丽末期传入朝鲜半岛后,虽引起了朝鲜王朝统治者的高度关注,但从洪武二十五年至景泰六年,<大明律>一直与唐律、元律混同使用,造成了朝鲜王朝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混乱局面.世祖国王即位后,对法律制度进行了改革,明确了"用律,用<大明律>"的用律思想,确立了<大明律>在朝鲜王朝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历代沿袭不替.专一使用<大明律>是朝鲜王朝之意愿,非中国之强令.长期专一和自觉自愿地使用<大明律>,为嘉靖时期形成的中朝政治一体化奠定了法律基础.     

苏联出版《中国地名辞典》

据苏联《远东问题》季刊1982年第3期报道,由苏联部长会议测绘总局编纂的《中国地名辞典》(三卷本)于1982年由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辞典的编者是米罗波利斯基和吉洪诺夫。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也参加了此项工作。《中国地名辞典》共收入一万多个最常用的中国地名。其中包括:     

谈迁在北京的学术活动

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谈迁倾注毕生心血编纂了一部反映明朝历史的编年体史学巨著——《国榷》。为弥补史料不足,使《国榷》成为信史,自顺治十年十月至十三年二月,谈迁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两年半的学术活动,搜集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史料,不仅订正了《国榷》记载的错误,而且补充了大量资料,尤其弥补了崇祯、弘光两朝史料的缺失。谈迁还撰写了《北游录》,是研究清朝初年北京历史的重要资料。     

日本出版《新中国年鉴》(1984年版)》

据日本《中国研究月报》1985年3月号报道,中国研究所编纂的《新中国年鉴(1984年版)》已由大修馆书店出版。《新中国年鉴》报道和提供中国政治、外交、经济、对外经济关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动向、有关知识和信息。这期《新中国年鉴》主要为特集《香港的前途——临近     

日本重版《现代中国人名辞典》

日本《东亚》月刊1985年1月号报道,日本霞山会编纂的《现代中国人名辞典》(1982年版)最近重版。该辞典收录中国大陆人名12,271条,台湾省822条。附录部分有国家机关组织图、中     

孔子德育思想之浅见

孔子德育思想之浅见刘彻孔子（公元前５５１年－４７９年）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和编纂经典文献两个方面工作。在办学方面，在他一生的几十年中，培养出三千弟子和七十二贤；而在编纂方面，整编了《诗》、《书》...     

《唐律疏议》——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的百科全书

《唐律疏议》在中国法制史上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中外法学界对之作过大量的探讨。但以往的探讨都是从法律、法治、法制史学的角度展开的。此文作者试图跳出前人和他人的框架,从更广阔的视角进行研究和探索,论述了《唐律疏议》是法律与经学的融合、法律与宗教神学的混同,包涵着内容丰富的儒家经典和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学说,作出它是我国古代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结论。此系初探性之作,现作为一家之言予以刊用。     

中国封建官吏犯罪惩罚问题研究——以唐律为例证的分析

为保证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行政效率,自秦汉至明清,历代封建王朝都特别注重吏治.盛唐时期,为了贯彻"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统治者积极地修订法律,改革完善法律制度,唐律以"一准乎理,得古今之平"著称于世,成为完备的封建法律形态.唐律在整饬官吏方面的立法颇具特色和影响.其中关于惩治官吏守职有阙、违制违纪以及贪赃枉法等规范,其设禁之严密,法条之详尽,集前代立法之大成,开后世立法之先河,且为宋元明清所沿袭,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