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失败论"析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新生活运动的评价有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历时15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其结果“收效甚微”,是一场“骗局”,“不得人心”,“根本行不通”。本文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主张对新生活运动须作分阶段的具体、细致分析。     

试论新生活运动之缘起

１９３４年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在中国国民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于近现代中国历史也有一定影响。这场历时１５年之久的社会改良运动．所以出台，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政治上与“九·一八”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推行有直接联系；思想上与蒋介石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势力对“五·四”运动的排斥与仇视相关；而从根本上讲，则是希望借此机会重新恢复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统治地位，作为控制人民，维系政权统治的有效工具。     

抗战文化语境下蒋介石新生活运动评析

新生活运动既有政治上的反动性，也在精神动员、文化联合、民族理念等方面为当时抗战文化的推动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该运动在“安内”与“攘外”、新生活与旧道德、民族主义与民权民生之间陷入矛盾困境，致使其积极作用没有发挥到应有程度。     

论新生活运动的发起

新生活运动的发起经过了组织上与理论上的准备,它是在蒋介石亲自领导和推动下由力行社员负责发起的。之所以在1934年首先在南昌发动,是由于当时政治环境以及南昌当时的政治中心地位所决定的。必须注意的是,其目的是为蒋介石政权提供更多的合法性。     

以“外国”为鉴: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的外国想象

蒋介石在设计新生活运动时常常以"外国"作为中国应该仿效的对象。本文分梳蒋介石在外国的经历及其在新生活运动中关于"外国"的言论,指出蒋介石对外国的直接经验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日本,他主要通过间接途径了解外国,并局限于欧美强国。在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建构中,蒋介石将"外国"的"现代文明"视为反映中国"传统道德"的镜像,从而解决了新生活运动既要求民众行为西化和现代化,又要求复兴民族固有道德的内在张力。而新生活运动中借用了西方殖民话语中"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关系,则将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霸权,内化为国民党政府对国民居高临下的态度。因此,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对"外国"的借用和想象,不可避免造成了该运动的内在缺陷,使之无法真正动员民众。     

国民党"新生活运动"评析

本文通过对 2 0世纪 3 0年代国民党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 ,从目的、内容以及实施结果等方面的论述 ,从历史的层面给予客观的评价 ,指出新生活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本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新生活运动与明耻教战

新生活运动在民族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明耻教战的作用,是有益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但是,由于领导这场运动的人的阶级性所决定,明耻教战又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大公报》与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由蒋介石亲自发起、南京国民政府主导推行的一场全国性"生活革命"运动,即把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礼义廉耻"体现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中,以求国民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实现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目的。在新生活运动施行的15年间,《大公报》进行了大量报道和评论。《大公报》对新生活运动总体上持赞同、支持态度,但对其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刻批评,尽到了监督政府之责。《大公报》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体现了它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诤友"关系。     

宋美龄与新生活运动

历时15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剔除其反共、复古等消极面,新生活运动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作为新运总会指导长的宋美龄不仅由始至终参与其中,身体力行,而且对新运宗旨、实践方案及主要宣传口号等,也有自己的理解,是抗战期闻妇女新运的重要组织和领导者.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对国内外形势的判读与培养现代国民思想的“新生活运动”实践

"新生活运动"之倡导与发动是与蒋介石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密不可分的。蒋介石认为,要救国,要复兴民族,一定要从组织国民与教育国民两件事着手,而新生活运动是组织与教育的最佳形式,实为救亡图存复兴民族之基本的革命运动。新生活运动本质是通过强化民众的日常行为,使之符合所谓的礼义廉耻,以达到铲除意识形态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目的。这注定了新生活运动是有很大历史局限性,甚至是反动的。     

规训日常生活:新生活运动与现代国家的治理

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了旨在通过改良民众日常行为而复兴"固有道德"的新生活运动,在汪精卫的影响下,蒋使用道德教化的方式督促民众遵守新生活规范,但他仍然把新运与政府工作整合在一起,依靠国家机器的力量,尤其是警察,来确保运动的推行。时论将此运动视为在德治衰退、法治未建的国家治理疲软状态中维系社会秩序、培养合格国民的有效手段。因而,新生活运动表现了政府在德治与法治框架以外规训民众日常生活的尝试及其遇到的困难。以培养"驯顺的肉体"为目的而言,新生活运动与福柯所归纳的西方国家对民众的规训机制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它其实是中国自身近代化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晚清以来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中间状态。处于"训政"阶段威权政治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新生活运动中用警察等强制性国家权力结合传统的德治话语来规训民众日常生活,但这一规训机制并不能纳入法治的框架,也未能为现代国家介入民众日常生活设定明确的道德和法律界限。     

“攘外必先安内”的一个问题

全面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对中共与地方实力派问题的处理实有三个层面，其一，中共与地方实力派皆为统一之“障碍”，均欲解决而后快；其二，地方实力派与中共是“内”“外”有别，经历初期优先“安内”轻视“攘外”后，确认“安内”必先“攘外”；其三，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时，对中共寻求政治解决，攘外逐渐成为蒋的政策重心，其政策调整亦是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步趋。     

新生活运动的历史定位

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企图以中国固有的儒家文化掺和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某些生活方式和德意志法西斯精神从思想上完成统一的一次尝试;是配合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政策,加强地方统治与反共、反人民的辅助手段;抗战时期也在客观上支持了抗战。其在民国史研究领域是应有一席之地的。     

见与不见：再论韩复榘与山东新生活运动

借新生活运动加强专制统治的山东韩复榘政府，在社会问题的整治上颇为用力，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然而长期以来史家和坊间在评论韩复榘的时候，不是着墨于其政治生命后半程“印影”，就是湎于渲染韩的各版本“闹剧”的生产。尽管韩复榘的新生活运动呈虎头蛇尾之相，但即便摒弃后现代史学中的断裂地方史、小叙事的范式，史者也应有义务继续加力破除笼罩在韩复榘式的历史人物身上的流言，更客观地“见”他们曾有的“虎头”。     

西晋初年的“新生活运动”

有“专事游宴,怠于政事”的皇帝,就会有奢靡无度的臣子。 魏元帝咸熙二年（公元265年）12月．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建立晋朝,史称西晋。立国之初,深谙“成由勤俭败由奢”道理的司马炎觉得有必要纠正魏国的奢侈风尚,而达到“矫以仁俭”,并下达了严禁奢侈浪费的诏令。司马炎自己以身作则,有一次,太医献给他一件色彩斑斓、用野雉头毛饰成的“雉头裘”,司马炎将这件华贵服饰带到朝堂,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一把火烧了,并说,穿这样服饰有违自己严禁奢侈浪费的诏令,还当场宣示,今后谁敢违背诏令,定当重罚不饶。     

新生活运动时期女性形象探析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在蒋介石的倡导下,于南昌发起一场旨在使国民生活合理化的运动即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从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基本问题中重塑国民形象。在这场运动中,国民政府针对女性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其内容涉及服装、头饰,社交等多个方面,展现了国民政府塑造女性新形象的政治意图。     

燕京大学与“一二·九”运动论析

燕京大学学生为挽救民族危亡,在华北严重危机下,积极策划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运动期间,燕大的大多数学生积极参与了12月9日与12月16日的两次大游行示威,并派代表联络南方城市的游行,燕大校方则对学生行动给予默许;燕大学生还参与平津南下宣传团,不顾寒冷天气,在民众中宣传抗日救亡主张。燕大虽为教会学校,但学生却利用独特优势,不遗余力地参与抗日救亡,表现了极高的民族主义情结,更认识到联合民众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新生活运动再审视——从卫生防疫角度

新生活运动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多持否定态度。本文专从卫生防疫的角度,分析新生活运动的产生具有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必要性,整理并罗列出新生活运动关于卫生防疫的具体量化成果,析论卫生防疫运动的不足与历史进步意义。     

新生活运动中生活艺术化对工艺美术的影响

新生活运动是2 0世纪3 0年代国民党自上而下发起的一场"重整道德、改造社会风气"的运动。该运动从人们生活的"衣、食、住、行"出发来推行"艺术化的新生活",影响了以"衣、食、住、行"为设计对象的工艺美术。新生活运动把造物设计活动纳入政治与社会学的领域,除了狭隘的功利目的外,客观上促进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同时也为年轻的中国工艺美术设计重新套上了"礼"的镣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