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再论郑观应

何谓“一身四任”?即在大体上同一个时间里——一八八○年前后几年,郑观应有着四重身分,他既是外国洋行的买办,又是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并兼任洋务企业的重要职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在剧变,阶级关系也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旧的地主阶级和农民小生产者在迅速分化,新的官僚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产生和形成。处于这种复杂而多变的社会中的历史人物,他们的阶级属性往往具有两重性或多重性,例如说某人是地主、资产阶级代表,某人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倾向;又由于社会变化迅速,不少历史人物的阶级地位也在跟着变化,例如说某些人由顽固官僚、买办士绅转化为洋务派,某些人由洋务派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某些人由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化为民主革命派,等等。但象郑观应这样在同一时间里一身四任者,却是仅见的。解剖一下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将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史的复杂矛盾的了解,也将有助于对郑观应本人的进一步了解。     

从买办到民族资本家的朱志尧

从买办到民族资本家的朱志尧聂好春朱志尧，字宠德，号开甲，１８６３年生于上海南市董家渡，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企业家。他是从买办转变为民族资本家的典型人物。２０世纪初年，在“实业救国”的旗帜下，朱志尧投资创办了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和其他一系列民族工业，成为近代...     

关于近代中国“买办”历史作用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近代史上的买办或买办出身的人的评价一直很低,有些研究者认为买办或买办出身的人充当了“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封建地主相互勾结的媒介”,并最终导致“官僚买办化和买办官僚化”局面的形成,把它归结为一个“反动的阶级”。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买办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出现和存在,并不以某些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市场,走向近代化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因此,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将它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作具体分析,才有可能恰如其份地评价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作用。     

民族资本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初探

民族资本家阶级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但又是旧中国较早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掌握近代企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拥有较多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一个阶级。当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两重性,但在旧中国比之分散落后的个体手工业,毕竟还是进步的经济成份。它的工业企业有着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近代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组织了机械化的工业大生产;商业企业也比前资本主义商业进步得多。据有关方面估计,我国民族资本家阶级的队伍,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之前,大约有六、七十万人。虽然它在全国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重,但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所具有的影响和作用,历来受到我们党的重视。它不仅曾经是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解放后的     

谈谈郑观应的商战思想

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号陶斋,别号偫鹤山人,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是一个由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本家,戊戌变法前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他的维新思想,倾注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一书中。书中他论述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方面,他的与帝国主义进行商战的经济思想,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     

近代中国买办资本的发展和买办阶级的形成

买办制度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产物,它是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被压迫民族实行侵略的工具。外国侵略者可以利用买办制度,培养买办阶级,通过这个阶级,首先从经济上对落后国家进行掠夺和控制,接着进一步控制落后国家的政治,从而把落后国家变成外国侵略者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的买办一词原是清代广东十三行(公行通称) 对外贸易的一种职员的名称。据《上海闲话》所载:“西人之来中国,首至之地点为广东。彼时外人只能居住船上,不准逗留陆地。(间有登陆居住者则以澳门为安插地,在明时即然。)而贸易往来,则全由十三行为之居间介绍。遇一洋船来,十三行必着一人前往该船看货样,议定价格,然后偕同官厅派员开仓起货,及货已售罄,洋人购土货回国,亦由此人居间购进,而此一人者当时即名之为买办。意义上若谓代外人买办物件者然。”     

20世纪初期资本家阶级经济力量的手段问题

<正> 在西方的反封建主义斗争中,“资产阶级的决定的武器是它的经济力量的手段”,中国的情况却与此不同。中国资本家阶级如何利用经济力量的手段,我们由此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将是本文探讨的问题。一中国资本家阶级的形成以1905年前后各地商会陆续成立作为标志,至30年代初期南京国民政府强制改组各地商会为止,这个时期是资本家阶级基本上可以自主表现的时期。清末时期,政府对资产者有勒索报效的情况,资产者被迫交纳钱财,从而可以换得一些恩惠和保护,但这不是资本家阶级为提出政治要求主动采取的行动。在宪政运动时期,知识界曾经宣传无权利不纳税一类的主张,希望中国人,特别是资产者学习西方,     

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家阶级

中国资本家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之所以接受了改造,是因为工人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执政的共产党又根据马克思主义制订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同时还因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家阶级的     

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看辛亥革命的实质

辛亥革命是一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变革，史学界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人们对其研究的视野、范围不断拓宽，研究的程度和层次不断深入。本文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进一步阐述辛亥革命的实质。     

辛亥上海商会绅商体制的瓦解及其影响

不少商会史研究者认为上海工商界绅商领导体制瓦解于五四运动之后 ,其理由是上海总商会改选会董 ,晚清绅商大多落选。《上海总商会史》评论道 :“它意味着这个上海工商界的重要社会政治活动舞台上绅商时代的结束和企业家时代的开始。”《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一书称 :“192 0年 8月间 ,上海总商会进行了一次新旧更替的历史性改组。这次改组的结果 ,一批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新一代民族资本家被选进商会的领导层 ,由企业家组成的阵容取代了原有的绅商领导体制。”我认为 ,上海商会的绅商体制瓦解于辛亥革命期间。此后 ,上海总商会增强了独立性 ,…     

研究民族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民族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们共同体。但是在存在着剥削阶级的社会里,民族又决不是什么统一的东西。列宁说:“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①又说:“在股份公司里,各民族的资本家都是坐在一起的,彼此十分融洽。在工厂里,各民族的工人都是在一起工作。在任何其正严肃而重大的政治问题发生时,集团都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划分的。”②可见民族区别是次要的,而阶级划分,才是人们之间最根本、最深刻的划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     

再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关系

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既是有区别的,又是有联系的,那么,它们在这种既区别又联系中形成的具体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按照唯物辩证法原理,人们的物质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民族关系、阶级关系,都是被物质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但是,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又不是平列的关系,对确定人的本质不具有同等的意义。在阶级社会,人们的物质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直接地集中地表现为阶级关系,阶级关系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关系。所以,在宏观社会环境这个层次上,在民族和阶级的联系中,阶级关系决定和制约着民族关系。在对抗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和     

兰州市原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

资本家阶级的状况怎么样?这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最近,我们对兰州市原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行的调查表明,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间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价格理论评介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到戊戌变法(1898年)的将近四十年中,是我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期,也是我国近代史上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由于国内经济关系与国内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反映在我国当时思想界也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既有坚持封建阶级利益和封建传统教条的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思想,又有反映买办官僚集团利益的洋务派的思想;也出现了代表刚从地主阶级中转化而来的早     

传统经济伦理在近代的回归与转型——论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观

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家扮演着一个特殊的社会角色:他们不是近代中国工业化浪潮的发掘者,却是创办近代实业的主要力量;他们与政府权贵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与联系,却有自己的经济利益与政治主张;他们具有爱国御侮的社会责任感,但在资金与市场等方面对帝国主义又有一定的妥协性;他们关心民瘼、哀怜民生,但在现实生活中又自觉或又不自觉地远离民众;他们深刻体认到夹缝图存的艰难,却又敢于直面现实,奋力拼杀。基于这样的角色鉴定,我们探究其经济伦理,既可加深对这个阶级的全面认识,还可以为我们看待近代中国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理性素材。一、实业救国…     

《劳动狱》——最早反映工人悲惨生活的小说

讲起最早反映工人阶级悲惨生活的小说,一般都以为是辛亥革命以后数年间出现的《穷愁》、《罢工人》等。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确当。一九○五年十二月出版的《醒狮》第三期,刊有一篇“社会小说”《劳动狱》。它描写的是上海某工厂女工不堪资本家的剥削而选派代表与资本家交涉,其代表被资本家诬陷并交警署毒打的故事。小说并不长,但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反动政权的为虎作伥;洋人的助纣为虐;资本家们以工厂为监狱;工人在死亡线上的挣扎等等都描写得淋漓尽致。读过全篇,当年工人生活的一幅斑斑血泪图就清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小说发表时,马克思主义尚未正式传入我国,因而作者不可能以无产阶级世界     

近代买办群体中的广帮(1845-1912)──以上海地区为中心

买办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产生的一种形式,是近代中国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在上海。在由地缘关系形成的各商帮中,广帮是其中的大帮。本文旨趣,在探讨广帮买办是如何由广东区域性商人群体发展为买办的主流的,探讨以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为代表的广帮买办所从事的诸方面的活动,以及这个群体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力图作一些适当的评价。     

武汉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厂创建史略

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正在新的水平上展开探讨,这对于研究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对于研究近代政治史、经济史乃至整个近代史,都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在我国这样一个大国中,要在总体上科学地把握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状况,就必须加强地域性研究。武汉是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较大的近代工商业城市,清代末年,武汉的工商业发展水平,在全国居第二位,仅次于上海。弄清武汉地区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状况,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分裂与联合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随着产生,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改良派与革命派亦相继出现,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的阶层的利益,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探讨两派在辛亥革命前后(特别是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中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是非常必要的,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十九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封建经济的母体内获得了缓慢的发展,据粗略统计,1900年至1911年,华资近代企业从五百七十家、资本约七千万元,增至二千三、四百家,资本约三亿二千万元;纺织业、丝织业、碾米业、火柴、皂烛、卷烟、榨油等行业兴起,散布在全国二十几个省市。随着国内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与国际市场联系的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中小商人向资产阶级转化。他们在中国经济社会中比重虽低,却是最先进的独立的经济成分,推动着古老中国社会经济的前进。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亦随其产生而登上政治舞台。当时,这个阶级中较有力量的是刚从官僚、地主和富商蜕变过来的那一部分,他们刚从封建剥削者转化为资本剥削者,同帝国主义和封建政治势力都有联系,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更有浓厚的封建痕迹。它的经济地位,决定其希望通过改良政治的途     

买办与近代中国东南社会变迁

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尤其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出现早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无论在政治与经济、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的活动,在瓦解中国古老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买办的作用从沿海城市直至穷乡僻壤,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深度不容忽视。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侵略的加深,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买办阶层,可以说买办是东南社会变迁的产物;另一方面,买办阶层的形成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新型阶层,他们的商务经营与社会实践活动则促进东南社会进一步变迁。因此,在研究东南社会变迁这一命题上,买办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