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噶举派哲学思想探析

噶举派在本体论上坚持万法缘起、空无自性的佛学思想,主张众生具有清净的如来法身,夸大心识之作用。明宝双融、身心不二是本门派最有特色的哲学观点。     

藏传佛教对业果关系思想的发展:以已坏实有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业与因果轮回是佛教的基本教理,佛教的各宗派在阐述业是否存在、本质为何、如何生成与消灭等等结果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都有自己一套的主张。15世纪时,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者宗喀巴对此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业果关系中的业是已坏实有,且将它列为是中观应成派思想的八大不共主张之一。这一主张又遭到萨迦派果然巴等人的批驳。对于宗喀巴提出已坏实有主张的辩证进程、反对的意见,以及几百年来格鲁派学者的不断驳复过程中,一方面将可认识到藏族的智慧所在,另一方面更可以了解到藏传佛教对佛教重要思想的发展深度。     

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经院教育

文章认为藏族古代教育相对发达,是一个基本符实的判断。顺着这个命题作者探析了格鲁派经院教育的组织形式、教学制度、内容与方法,进而提出寺院教育的的恢复对藏族教育走向现代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藏传佛教经院哲学体系及其价值——以格鲁派中观哲学为中心

宗教中国化是我国宗教政策的基本方略,对于佛教来说,其传入中国、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中国化的历史。佛教中国化的进路多样且成果丰富,在不同时代、不同传统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就藏传佛教而言,其经院哲学体系的形成极大地推进了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进程。文章以藏传佛教格鲁派为中心,介绍其经院哲学的教材与教学体系,从而总结藏传佛教经院哲学的主要特征,并以格鲁派中观哲学的核心概念“中观八难”为例,论证从经院哲学视角重新考察该概念的必要,进而阐明藏传佛教经院哲学体系对于研究藏传佛教思想的学术意义,及对于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现实意义。     

藏传佛教香巴噶举派综述

香巴噶举派是藏传佛教教派之一,由凯珠·琼布乃觉创建.尼古玛、苏喀斯迪二人在该教派的形成过程中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该派因其根本道场雄雄寺在"香"地,其教法以口耳方式相传,故称香巴噶举派.在该派的发展早期,曾出现过"七宝法统"的传承;其后,分裂成以香敦大师修建的甲寺、凯尊·循努珠修建的桑顶寺为标志的甲巴、桑顶两大世系.再之后,该教派又出现了以汤东杰布和觉囊·多罗那他为代表的两个较为重要的世系.香巴噶举派由于其始终未能掌握地方政权,也未能与地方势力之间建立适当的关系,其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衍生出诸多支系,再加之自身组织涣散,没有形成一套系统、实用的传承体系,因此,随着岁月的流逝,香巴噶举派走向了没落.     

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判教

藏传佛教各宗派为了树立本派的正统和权威,对佛教经典从形式到内容给予安排和估价,用来确定本宗为佛的最完满说教.格鲁派基于"缘起自性空"的思想理论,对显密经典和教法进行分别,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宗派的判教思想.     

藏传佛教噶举派"那若六法"浅析

脐火、幻身、梦境、光明、中阴、往生(夺舍)六种密法是藏传佛教噶举派中的重要密法,总称为"那若六法".通过阐释和分析上述六法的含义和修行方法,总结出六法具有二元论的哲学倾向以及注重实践、相互融合的思想特性.     

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北大核心CSSCI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独有的传承制度。从公元13世纪至今的700多年里,活佛转世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制度。活佛是指藏传佛教中通过转世方式产生的特殊群体,部分活佛在蒙藏等地区享有较高的宗教威望,与藏传佛教流传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联系密切,逐渐形成了若干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历代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活佛转世,并对其进行管理,形成了整套历史定制。文章从活佛转世的产生、活佛转世制度的演变、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当代中国的活佛转世等多个方面阐述了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     

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教育的基本特点述论

教育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随着人类文明的出现而产生,社会的进化而发展。一个民族文明程度高低的主要标志,就是取决于这个民族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教育的发展程度。     

巴隆噶举派在玉树地区的历史演变

本文通过爬梳帝师日巴及其门徒的主要事迹,阐述了在囊谦王室的大力支持下,巴隆噶举派在玉树境内一度成为诸派之尊,并由此传播于世.但是,白利王的焚寺事件,使该派在玉树乃至其它藏区的发展势头渐显缓慢,从此在囊谦王室的政教关系层面,开始了与珠巴噶举派轮回更替的历史演变.     

格鲁派尼众僧团初探

格鲁派尼众僧团在藏传佛教僧团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其缘起于宗喀巴·罗桑扎巴大师,约在1385年以后,宗喀巴大师在热振寺后山的则岗修行时,受佛母授记在他的修行地建立女众道场,得名“三丹林”,意即“静虑洲”,格鲁派早期的女众道场由此诞生。1409年,宗喀巴大师以甘丹寺为根本道场创立格鲁派后,“三丹林”随之成为格鲁派最早的尼众僧团。格鲁派尼众僧团作为一个宗教载体或实体,有自己的特点和基本模式。本文依据文献资料并结合田野调研,对格鲁派尼众僧团的历史渊源、组织形式与分布状况,以及格鲁派尼众僧团的教法仪轨作了考证。     

藏传佛教觉朗派教义“他空见”研究之述评

觉朗派是在藏传佛教历史以及西藏和其他藏区历史上产生过相当大影响的派别。“他空见”是觉朗派的独特教义。“他空见”不是印度外道思想,而是正宗的佛教如来藏义理。觉朗派用大乘有宗的“三性”来解释“他空见”:1、遍计执性:事物和概念之间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但人们认为概念表达了事物本身。2、依他起性:一切现象为阿赖耶识种子的变化。3、圆成实性: 去掉遍计执他就能显出诸法的圆成实性。觉朗派在许多方面对佛学提出了新的解释,对藏传佛教的主流思想中观应成派见提出了挑战和质疑,丰富了藏传佛教思想。     

元清两朝藏传佛教政策之比较

元、清两朝在统治中国西藏的过程中,都曾利用藏传佛教这一信仰来实施其统治。比较而言,两朝除了在册封名号、给予宗教领袖特权、扶植教派势力、广建庙宇等方面有着一些共同之处外,在宗教领袖权力、寺庙经济、喇嘛的管理、宗教信仰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其原因主要有社会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及施政力度等方面。     

规则的发生及其背后的成因——以17世纪格鲁派寺院寺规为例

格鲁派寺院的寺规是规范僧人行为的准则。在寺规中对俗人出家入寺成为僧人方面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其中对部分人群进行了出家入寺的限制。这样的限制与佛教本身的教义似乎“矛盾”。究其原因,与佛教戒律及藏族的“洁净”观念相关,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受到了寺院所依附的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寺规中对俗人出家入寺的限制性规定,有助于我们理解17世纪的藏传佛教寺院及其所处的时代;同时对寺规的研究也有助于理解规则的制定与其背后所回应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     

7～9世纪康区佛教及其特点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吐蕃时期的佛教情况论述颇多,但是有关康区佛教的传播状况尚未见有专文论述,文章依据汉、藏文文献及考古资料对7～9世纪之间佛教在康区的流布、传播过程作一简要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归结出其显著特征。     

允礼与藏传佛教

允礼系康熙皇帝第十七子,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最后因疾而终,享年41岁.允礼一生不但位高权重,而且笃信藏传佛教,尤其是宁玛派,将许多藏传佛教典籍,特别是伏藏,组织整理并翻译为蒙文和满文.从允礼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清朝统治上层对藏传佛教既推崇信奉,又充分利用的矛盾态度.     

大小金川地区佛苯话语转变研究

位于藏羌彝走廊区域的大小金川地区存在较为典型的苯教传统与藏传佛教信仰共存现象。大小金川地区民间在历史上曾以传统苯教为主流信仰,清乾隆时期,经历大小金川战役后,在清政府的推动下发生了从苯教到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话语转换。改革开放以后,苯教传统在此地区重新被回归到当地宗教文化视野,并发生与佛教的去界限化乃至混同。两次转变无论从转换发生的社会语境、转换的触发机制和转换形式与结果均存在本质上的显著差异。这种佛苯话语转换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行为与其所根植的文化土壤语境需求相适应的结果,属于社会语境催生的宗教文化行为基于功能性所发生的调适。     

藏传佛教世俗化与藏族民歌

佛教传入西藏，对西藏社会形成上千年的深刻影响，成为藏族群众的精神支柱。他们把能够理解的佛教思想作为人生的价值取向，他们的日常生活与藏传佛教活动相互渗透，难分彼此，手不离经筒，口不停真言，成为多数群众的生活常规。他们并不清楚太多的佛教教义，但是在全社会浓厚的崇佛气氛熏染下，“他们早已视宗教信仰为生活习惯、人生准则，是须臾不可缺藏传佛教世俗化与藏族民歌少的东西”。①社会上层和僧侣阶层的体系化的藏传佛教传至民间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我们称之为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在佛教世俗化的日常生活中，百姓歌谣的唱诵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