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终结”与“人的文学”

当前对"文学终结"的反驳主要强调了文学作为写作—阅读活动的特殊审美价值,未曾提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基于"人的文学"的立场为文学的未来作出的有力辩护。"人的文学"从个人化角度出发来确定文学的自律及其独立审美价值,强调文学与其他公众性文化形式的区分,符合文学的历史常态,还与康德之后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发展以及作家们的创作信念相契合。     

红颜薄命 人生长恨——中国文学古今妓女形象比较

在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和近现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女性往往是人生悲剧的主要载体。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众多文学形象，皆以男尊女卑为特征，男女从未有过人格尊严的平等。男人以拥有功名利禄、金屋藏娇为自豪。女人只是传宗承嗣或供人享乐的工具。对于妓女，...     

“低于生活”的“新世纪文学”

当我们回到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来,会发现"新世纪文学"尚处于"低于生活"的状态,表现之一是局限于反映生活的纷繁表象,不能展示当下生活的内在逻辑;之二是不能预示生活的流向和文化潮流的走势;之三是认同现实生活中那些非现代的意识而不自觉,沿袭那些非人性的思维而不自知。究其根源,既有客观根源,也有主观原因,更重要的是当下大多数作家思想和生活结合的能力不够。     

重返“人的文学”——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四

1980年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话语回归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返“人的文学”的过程。最先的基本内容是对极左政治的控诉与批判,但一些作家已着眼于极左政治对人的压抑、扭曲和摧残并开始呼唤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控诉与呼唤的潮流虽然遭遇挫折,但文学的人道主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一些作家走向了个人,展示和肯定人的个性;一些作家走向人的生命,呼唤人的自然权利。“性大潮”的出现是人的自然权利在文学中的一次回归。文学因此而对人的表现有了新的开拓,但也意味着一种退缩性的转向。重返“人的文学”的障碍不仅来自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旧的权威话语,而且来自海外引进的新思潮。1980年代文学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答。     

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左翼精神”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学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复活,出现了一股十分强劲的"新左翼文学"思潮。"新左翼文学"的最为突出的方面,便是以对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为核心的"新左翼精神"。但在同时,历史哲学的匮乏与阙如也成了"新左翼文学"的内在问题。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后革命时代",是否需要和应该建立怎样的历史哲学是我们整个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所面临的巨大课题。     

“文学图像论”视野下的中国“诗画关系”学术史重估

“文学图像论”当属新世纪的“新学问”,就这项回应图像时代的课题而言,百年来的中国“诗画关系”研究,脉络清晰并且极具启发性。现代意义上的“诗画关系”问题域在20世纪20年代便初具规模,较之古代学术的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的文人雅趣。但是,由于脱离了文学现实,“诗画关系”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悄然演变为纯粹的文献考证与叠加。进一步研究表明,现代学人在与西学的对话中开创了“语-图”符号比较方法,由此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这一方法既能够切中当前“文学危机”之肯綮,同时又是“文学图像论”自身的学理逻辑使然。     

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表述——两岸华文文学视野中的“民国文学”

“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有利于为两岸现代文学与华文文学研究寻找到新的连接点,作为文学遗产的“民国”应该跳出政治定义的窠臼,发掘其更为深远的精神价值,共同关注1912至1949的民国文学则是理性梳理现代文学传统的需要,也是发掘“台湾文学”民族文化基因的当然,民国文学为两岸华人记录了共同的历史命运,是我们相互观照、彼此对话的精神基础。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史与论说语境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的形成受“正统观”影响,对之应进行必要的概念史研究。“正统观”是一种具有极大争议性的国家观、民族观,其中有可以丰富文明史观、文化史观的精神和内容,自不必完全否定。但论正统是否存在,应以道统的存续为根本,以文化的质态为基础,同时既要看到阶段性分裂割据,更要看到发展后的接续整合。故宋初正统“三绝三续”说应该得到重新审视,注意分裂时期政治文化的过渡性质和战争形式的文化碰撞意义;中华文化版图的长期一体存在应该得到认知,注意文学史的客观性与完整性;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区分应当成为学术自觉,注意文学史发展的内生性与相沿规律。如此才能客观看待和深入研究“五代文学”和“十国文学”。     

“十七年”时期中国文学政策研究

1949—1966年这"十七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学政策的影响,如果把《在延安文学座谈会上的讲话》看成是当代中国文学政策建构的开始,那么第一次文代会是对当代中国文学政策的阐释和实践,而50、60年代则可视为对当代中国文学政策的调整,从这几个阶段历史的文学政策不难解读出文学政策的政治性、历史性、策略性的特点。     

近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及其文化构建一以“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由于历史语境的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始终充满矛盾和张力,并且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典型地表现出来.就“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而言,它们在自身历史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书写在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构建和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抗战时期“孤岛”电影中的妓女形象

本文以抗战时期"孤岛"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并重点分析了在"孤岛"电影出现的妓女形象,旨在揭示"孤岛"电影中的妓女在为电影家提供心理体验的象征和为政治与商业断裂处进行架构所发挥的作用.     

主子对中国“象喻”文学的贡献

庄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象喻”学家,他对中国“象喻”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具体表现在：对中国古代“象喻”的概念、成因和功能等问题都进行过深入而系统的阐述,从而解决了中国“象喻”理论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对中国“象喻”的具体形态具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从而为中国“象喻”创作史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模本和范式。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文学人生：“入世”与“遁世”的价值和困惑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学人生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学人生分别奠定了入世与遁世的文学人生理论 ,各自体现了“士”积极参与社会建构的实用人生理想和“士”与社会保持距离的审美人生理想。中国古代作家入世与遁世的人生模式 ,分别体现了“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人生价值 ,儒道互补的人生选择是调整入世与遁世人生价值冲突的有效手段。入世与遁世都存在着诸多困惑。整合多元文化精华是升华和超越文学人生的关键所在。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     

心灵的虚无——论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无聊”现象

“无聊”是伴随现代性而凸显出来的一种典型的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当代文学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肇始于1980年代中期,但真正大面积的、有深度的书写则是出现在1990年代以后.笔者简要梳理了这一文学现象在当代的发展脉络,并以贾平凹的《废都》和“新生代”作家的主要作品为例,对“无聊”文学所体现出来的自我迷失、意义危机与信仰溃败等主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与分析,同时,对文本中所流露出来的浓厚的虚无主义倾向也作出了相对全面和客观的评判.     

写物主义: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叙事情感

20世纪 80年代末期至新世纪初年 ,中国文学的叙事情感呈现出写物主义的倾向。理想的丧失导致了激情的消退 ,普遍的感伤与冷嘲使叙事主体采取冷漠的旁观 ,对现实采取不介入的态度 ,缺乏悲剧意识与批判精神 ;在情感修辞上 ,文学叙事从拟人与移情模式走向了拟物与泛情模式 ,主体与对象从“我—你”关系走向了“我—它”关系 ,变成了“物的文学” ;叙事情感的时尚化与消费化倾向 ,使真实的、自发的情感被反复复制的、类型化的情感空壳所取代。     

论“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中的家庭历史变革

新中国的成立使获得崭新身份的公民们第一次拥有了自我家庭之外的空间寄托,甚至一度几乎完全转移了人们曾经给予家庭这一私人空间的历史热情.反映在“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中,即合作化、人民公社等政府行为,加之离婚、分家等民间行为,广大村民们的家庭结构以及生活方式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性变革；家庭的淡出直接宣告着国家显赫社会地位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