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经营川、藏与达赖出逃

一英国侵略西藏 ,其最终目的正如荣赫鹏于 1 90 3年给英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所言 :除占领西藏以北阻挡沙俄南侵 ,以免危及印度外 ,还可以策应英国在四川的经营 ,使英国势力从东到西联成一片。① 可见英国侵略西藏是以此地作为阶梯进窥我国四川等地 ,妄图霸占我国西南地区。鉴此 ,清朝为巩固西藏边防 ,防止英国侵略势力的扩张 ,命张荫棠赴藏整顿藏务 ,同时令其务须经营川边 (西康未建省前 ,名曰川边 )和四川各土司之地。川边地区清朝先未派官员经营 ,而由该地之土司、呼图克图及由西藏所派遣之官员分别管理。巴塘为土司所辖 ,如驻藏大臣有泰于…     

清末川边改革新探

清末川边改革是一个历史过程,和清末西藏实施新政密切相关。清政府在川边进行改革,既是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也是为了解决川边存在的问题。从进程上说,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内容上讲,它包括政治上改土归流,建置府县;经济上鼓励垦荒,兴办厂（场）矿;交通上修筑道路,办理邮政;文教卫生上创办学堂,设立官药局,改革旧的风习等。这一切有利于川边地区的杜会进步。     

明中后期朝廷对藏交通政策的转变及影响

明代是汉、藏交通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明中后期,朝廷在内地与西藏的交通问题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策转向,改变了朝廷使臣和藏族朝贡者以往主要由甘青故道进出青藏高原的传统,开始以途经康区的川藏道作为正驿。明中后期的川藏官道,大致路线应为：出碉门,过打箭炉,然后往北行经今天的道孚、炉霍、甘孜、德格,至昌都,最后抵达拉萨。明代汉藏交通重心南移,是明王朝根据当时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各方面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选择。相较西北甘青地区的动乱以及所面临的蒙古部族的威胁,川藏道途经茶叶产地,方便食茶的赏给,同时也有利于保护朝廷在西北的茶马贸易。十五世纪中叶以来,明王朝在汉藏交通问题上的政策转向,不仅改变了内地与西藏之间交通的格局,导致了汉、藏交通重心的南移,而且对青藏高原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后世治藏政策的演变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清末川边藏区近代教育研究

在清末“新政”“兴学”和川边“改土归流”的大背景下,川边当局设立关外学务局和劝学员,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划分学区,“强迫”当地藏族子弟入学,注重普及初等教育,重视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拨付较为充足的教育经费,采取结合当地特点的教学课程及课本等措施,使川边藏区近代教育开始起步,并有所发展.清末川边藏区近代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原因,存在的问题,则可为今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之借鉴.     

钟颖与清末民初藏事探论

1905年,年仅18岁的钟颖在四川开始召集训练新军,至1909年新军成,清廷派其率军赴藏。年轻的钟颖能练成这支赴藏川军,与其父晋昌大力支持有关。晋昌是义和团运动时期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满人将领,后在列强施压下被清政府发配成都。钟颖率军赴藏遭遇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拦,赵尔丰派边军护送,赵认为他畏惧胆怯。钟颖率军到达拉萨后,驻藏大臣联豫并不看重他,而更重视罗长裿,波密之役中钟颖颜面扫地。辛亥革命爆发后,钟颖仇视革命并采取行动企图扑灭它。清王朝覆灭后,钟颖顺应潮流,出任民国驻藏办事长官。由鼎革引发的西藏混乱和冲突愈演愈烈,钟颖考虑驻藏川军安危,也是促使冲突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由钟颖负责清末民初西藏一系列事件,高估了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双语教育:清末川边藏区兴学之关键——兼谈清末川边藏区双语教育的基本模式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川边藏区进行了以改土归流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其中,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语言问题,因此,藏汉双语教育成了改革的重要内容。当时双语教育的主要模式有:师资培养模式和普及教育模式。事实表明,两种模式是川边兴学的关键,对目前藏区的双语教育具有启发与借鉴作用。     

清末民初察哈尔地区新式教育发展状况初探

清末民初察哈尔地区的新式教育发展,与同期全国新式教育发展步调一致。但由于该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沿革,使该地新式教育发展体现出了极大的自身独特性,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区域发展不平衡性,这正是当时全国新式教育发展初级阶段地域发展不平衡性特点的一个缩影。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同期全国新式教育的发展状况。本文即试对抗战前夕该地区十六县新式教育的发展状况做一简单探索,并力求说明造成该地新式教育发展特点的原因所在。     

罗布桑车珠尔与清末民国藏事

清末民国时期,蒙古人罗布桑车珠尔曾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有过二十多年的交往,是近代蒙藏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驻锡五台山及晋京期间,罗布桑车珠尔作为随员参与经办事务。1912年民国初立,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授命罗布桑车珠尔,选派西藏驻京僧人罗桑班爵等秘密入藏联络,历经曲折,避开英印封锁,成为第一批成功入藏的中央政府代表。1913年,罗布桑车珠尔会同西藏驻京僧人江赞桑布等办理国会西藏代表选举事宜,具有重要政治意义。     

清末屯垦政策在川边藏区的实施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文章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家政策为切入点,利用大量历史文献及档案资料,分析了清末中央政府在川边藏区实行的屯垦政策。根据分析,认为此次屯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川边藏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限于自然环境的制约,清政府对此次屯垦活动持较为理性的态度,开垦力度有限,使之总体上未超出当地自然环境的承载力。     

清末至民国时期青海河湟地区英语教育发展轨迹

本文对清末至民国时期青海河湟地区的英语教育发展状况作了初步探析。     

小额信贷在西藏的实践评析

文章以通过长期演化而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可的小额信贷典型机制和相应理论为规范,以实际调研获取的数据资料为佐证,力图规范分析和经验实证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和西藏扶贫基金会在西藏农牧区开展小额信贷近10年所取得的成效.研究发现,在覆盖率和扶贫方面取得良好成效的同时,由于机构自身的性质和西藏农牧区经济的显著差异性,农行西藏分行和西藏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分别存在定位模糊、激励不足和拓展困难等问题.据此作者提出明确农行西藏分行的商业化定位,鼓励邮政银行西藏分行开展小额信贷以促进竞争和培育政策性小额信贷机构的政策建议.     

西藏自治区教育均等化研究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新的政策取向,自2005年10月首次提出以后,迅速由政策话语嬗变为学术话语,进而显现出向媒体话语、公共话语演进的趋势,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了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其中公平正义就是公共服务的主要价值取向之一,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对其他要素有着基础的影响.因此,实现教育的公平正义,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义.     

西藏自治区妇女的法律保障及其社会经济地位

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西藏妇女不仅享有中国宪法、国务院及所属部委颁布的行政法规与条例所规定的法定权利,而且还享有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先后制定的多种法规和条例中的法定权利.由此,西藏妇女广泛参与了西藏自治区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做出了巨大贡献.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研究

60年前,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其历史进程以国务院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为界,分为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前和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后两个发展阶段.特别是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后,实现了西藏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推动西藏自治区成立,为西藏同全国一道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奠定基本政治制度.     

论英国最早的两次涉藏事件

18世纪后期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促使英国将殖民重心转移至东方,随着南亚次大陆地位的日益重要,西藏进入到英帝国的视线.哈斯汀斯总督先后派出由乔治·波格尔和塞缪尔·忒涅率领的团队出使西藏,这是近代以来英印政府代表与西藏最早的直接联系.这两次出使是在英国以经济为先导的新殖民政策影响下进行的,其目的在于与西藏及通过西藏与中国内地通商,获得殖民贸易利益,最终使命虽未完成,但对之后英国的西藏政策影响深远.     

西藏边境贸易发展初探

边境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发展一个地区、国家的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西藏自治区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同邻国接壤的陆地国界长约4,300多公里,在发展边境贸易方面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特别是近年来,一系列边贸口岸和市场的建设更是为其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边境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文章从边境贸易的基本理论、西藏自治区近几年边境贸易的发展状况,以及今后繁荣边境贸易的措施等几个方面展开了论述。     

西藏自治区2006年经济运行态势分析与2007年展望

2006年是西藏自治区近10年来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而且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结构更趋合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西藏经济发展正式步入了跨越式发展的轨道。透过2006年经济运行态势的若干基本特征,可以判定西藏经济处于健康、良性的发展态势。根据当前的区内外形势,西藏经济发展急需提高投资效益和优化投资结构,并在壮大特色产业上取得突破,从而有效扩大全社会经济的就业容纳量,使又好又快的和谐发展进程更进一步。     

居民消费对西藏经济周期的影响分析

文章通过对西藏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的消费增长周期分析,以各周期中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为视角,并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得出西藏居民消费增长对西藏经济增长的影响趋势与全国不完全一致,且影响程度比全国弱,得出西藏消费需求增长与经济增长有矛盾性的一面,并提出了对应的措施.     

西藏自治区区直机关党建工作的回顾与分析

1989年以来,西藏自治区区直机关党的建设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基本形成并不断完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全面推进,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明显增强,广大党员经受了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和反分裂斗争的考验,在发展经济、稳定局势、精神文明建设、反腐倡廉以及完成本部门业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     

论袁世凯政府对西藏危机的因应

进入中华民国后,中国的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面对英国对西藏问题的公开干涉,袁世凯政府运用了各种方法,包括劝诱西藏接受五族共和的观念,支持共和政权,对英国施压的谈判采取拖延战术以便取得与西藏直接谈判的成功。囿于中国的实力,这些方法都未能取得成功。在随后的西姆拉会议期间,北京政府的政策是前后一致并且合理的,只是在袁世凯迫切需要英国支持其帝制方案时,中国的对藏政策才失去了先前的气势,变得更具和解性。即使如此,袁世凯仍然希望在西藏东部保存一块明显比英国愿意让予中国的更大的地区,作为英国在藏势力范围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带,从而保护中国的西南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