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建构与中国现代文化——关于王富仁先生《“新国学”论纲》的思考

“新国学”是对章太炎的“国学”的发展,是以中国现代文化为根基建构起来的。五四开启的中国现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整体比较中产生的,体现了中国文化自身的真正发展,从章太炎到鲁迅更为突出表现出寻求中国文化主体精神发展的要求。     

革胡：近代以来中国艺术理论话语的发展路径

在20世纪中国艺术演进的历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艺术现象,如20世纪50年代中国演奏乐器探索中出现的新“物种”——革胡,这些新事物中包含着近代以来中国艺术的审美理论话语的核心问题与内在演进逻辑。这个核心问题是：什么是“中国艺术”及它能够承担什么？——这是基于华夏文明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艺术的自我确证与自我发展问题。这个核心问题由四个更具体的问题构成：什么是中国艺术的民族性？什么是中国艺术的现代性？什么是中国艺术的社会性？中国现代艺术家的责任与使命是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通过两个路径完成,一是为承认而斗争,二是为“满足需要”的“拿来主义”。     

论规范法学对法律自创生理论的影响--从卢曼到图依布纳

法律自创生理论是针对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而产生的,作为主流法学理论的规范法学对其有着基础性的重要影响:法律自创生理论的提出者卢曼将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作为“法律的内在描述”;图依布纳则进一步将哈特的“新规范实证主义法学”进行整合,尤其在与卢曼有理论分歧之处,受哈特影响更甚。这种基础作用对于当下中国接受西方法律理论和法治建设也有所启迪。     

对法与政治关系的文化考察

在“文化’观念的流程中，法与政治之间到底存在着何种形式的内在关联，在国家宪政交与尊严和法律的统一性方面、法、法治与政治间的文化发生关系究竟何在？这是长期以来政治人类学、法哲学和法律文化学共同关注的～个理论问题。在现代文化意义上，这一问题是关注现代法治与政治民主观实关系的每一位公民所苦心探寻的一个文化“终端”问题。因而，这一问题也是进～步强化国家宪政民主建设、全面实现法制化管理的一个至为重要的社会文化公共课题。随着国家改革的整体性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实践过程中以“权利”、“平等”、“民…     

试论立法价值及其选择

试论立法价值及其选择李林一、问题的提出中国的立法价值是什么？即是说，我们站在立法者的角度来思考和审视尚在构思和草拟中的“法律”的内在价值是什么？它所设定的目的和最终价值是什么？以及它在整个法律体系中与别的法律处于何种内在关系？特别是作为一切立法合法性...     

“依法治官” 的困境与对策研究——以治理“小官巨腐”现象为例

“小官巨腐”是百姓身边的腐败,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与拆迁领域,以山头主义与集体腐败方式居多,“能人腐败”是其突出问题.治理“小官巨腐”现象关键在于依法治官.依法治官存在的困境主要有选官管官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不健全、“好官”的考核评价标准操作性不强、基层官员权力的约束机制欠缺、基层官员的监督不力、基层官员腐败成本过低等.走出依法治官困境主要靠法律与制度.要将“选官用官”权力关进法律和党规的笼子,必须完善“小官”选拔与晋升、基层群众参与“选官”等相关法律法规,要用民主监督制度、问责制度、预防腐败制度的笼子,从严管住管好“小官”手中的公权力,从源头和根本上预防、杜绝“小官巨腐”现象.     

兼及"著作"与"文章"--略说《国故论衡》

作为近代学术大家,章太炎的特出之处在于,不满足于对具体学者、著述或思潮的考辨,而是“全史在胸”,借助旧学新知的融汇贯通,透视三千年中国学术流变,并试图为现代中国学术建立牢靠的根基。而1910年刊出的《国故论衡》,最能代表章太炎的学术风貌。这是一本精心“结构”的“著作”,实虚结合,充分体现了章氏治学的特色。     

社会主义荣辱观理论体系的有益探索——《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研究》评介

什么是“荣”？什么是“辱”？历代中国思想家是通过列举法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八荣八耻”继承了中国思想的优秀传统,同时根据社会主义时代的新要求,对“荣”与“辱”的内涵做出了新的规定。列举法明确提出荣辱具体标准,便于广大民众记忆和践行,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但是,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理论研究中如何系统地把握这个体系,是个极具挑战性的理论工作。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毛泽东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中有着明显的体现。毛泽东“人民本位”的法律观、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思想和从严治“官”、反对特权、平等适用法律的思想是对“民为国本”、“道德教化”、“刑过不避大臣”等优秀法律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法律规则效力的概念及其规定性

法律规则及其效力是法哲学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梳理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有关法律规则效力的认识发展过程,反观当代中国对该问题的认识现状,正确界分法律规则的效力及其内在规定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章太炎与黄宗羲

清初的黄宗羲与清末的章太炎,二者的思想都对清末的社会变革产生重大影响。章太炎对黄宗羲的责难,却引出了古人、今人都难以回答的问题。     

对鲁迅与章太炎的联系及其“五四”意义的再认识

章太炎与鲁迅对浙东学术思想的承续性发展,显示着"鲁迅与章太炎之缘"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变革中的文化意义。章太炎与鲁迅所确立的"取今"与"复古"的变革取向及其对"魏晋文学"观的选择,构筑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发生的"浙东文化"背景。     

相对化视角:木山英雄的鲁迅、周作人并行研究

日本学者木山英雄是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为了避免将鲁迅绝对化和主观化,他从相对化视角对鲁迅、周作人、章太炎等人以及现代中国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场景作了并行研究,由此进入中国近现代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历程。     

《无字》:男神镜像的创生与颠覆

《无字》饱含了张洁的生命和感情,是其思想与艺术积累的一次总爆发。《无字》对于张洁创作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对其创作中的男神镜像的建构和解构。张洁创作中的男主人公由"男神"到魔鬼的蜕变是她内在矛盾冲突的多向呈现,这多向呈现可作为研究张洁思想性格变化的依据,她的思想性格的矛盾冲突又形成她文学创作的种种新面貌。     

孟子的生态伦理思想管窥

孟子的性善论是其生态伦理思想产生的内因。从人性本善 ,推断“仁民而爱物”即有仁爱之心的民众才会去爱护万物 ,这是孟子的生态伦理定律。“仁民而爱物”命题还揭示了“功至于百姓”(仁民 )要与“恩足以及禽兽”(爱物 )相统一的生态伦理思想。孟子提出的儒家理想生态社会充分贯穿了“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理念。孟子主张实施仁政 ,以德治国 ,反对发动战争 ,这对保护生态资源是有积极的生态伦理学意义的。孟子“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的生态伦理责任观看到了人类取之于自然 ,靠天 (自然 )吃饭的重要性 ,提倡树立永葆自然资源造福于民的生态责任意识 ,这对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维护生态平衡和促进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周芬伶的张爱玲研究

周芬伶的张爱玲研究一直力求完整地展现张爱玲及其作品的各个方面。结合自身的散文创作体验,周芬伶对张爱玲的散文评价颇高。周芬伶从马里兰大学图书馆发掘出来的六封家信及其对这些家信的研究,为后来者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史料,成为日后完善张爱玲研究的重要依据。作为一名女性学者和作家,在对张爱玲的研究过程中,周芬伶一直坚持从女性视角出发,形成许多独特的观点与感受。     

《词源》禅语汇释

张炎《词源》用大量禅语论词,与严羽《沧浪诗话》用禅语论诗相似。但后者在郭绍虞校释本中注释确切明白,而前者却在夏承焘的校注本中提及甚少,其他释本亦如是,显然不能适应阅读者的需求。张炎30多岁以后飘零不偶,跻身佛道,对禅理有独到领会,所以在词作与词论中多以禅语作为材料表达思想。     

赀刑变迁与秦汉政治转折

秦律赀甲、赀盾之制起码起源于春秋,所收为实物而非货币;体现了商鞅变法以后秦以军事立国的政治特点,与秦重农重牧的经济传统相一致,统一以后依然如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表明,汉律对秦律因革并举,将秦律赀甲、赀盾全部改为罚金,同时扩大了赎刑的施用范围,体现了秦汉由尚武到尚“文”的政治转折,在促进了经济复苏、减轻刑罚的同时,也进一步导致司法不公,弱化了法律惩罚和制止犯罪的功能。     

试析陈其泰《桐花凤阁评〈红楼梦〉》之人物论

在《红楼梦》评点史上,清代陈其泰的评点眼光独到,理论意义非同一般。在人物塑造方面,陈其泰提出“瑜亮”论和“伴说”论。“瑜亮”论主张人物刻画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实现相反相成,一举两得,是对张竹坡“抗衡”论的进一步发展;“伴说”论主张一人为主,他者为宾,以宾者接力的方式完成为主人物的形象塑造,技术内蕴更为广大深厚。在人物品鉴方面,陈其泰以“情”为核心深入性格分析,并从“尽人之性”的高度,得出了妙玉乃"世人意外之人"的惊俗之论。这与晚明以来尤其是清中叶文学领域重新认识妇女、尊情贵生的人文精神有直接联系。     

论前期“甲寅派”政治调和的意涵及思想来源

政治调和是前期"甲寅派"最重要的思想。作为该派精神领袖,章士钊在民国初年率先提出调和立国的主张,到处讲调和,但他从没有专门给调和下过一个完整的定义。作为章士钊的追随者,李大钊、李剑农和高一涵等不仅认同章士钊的调和观念,而且对其进行了发展。前期"甲寅派"政治调和主张的内容,基本可以用"相抵"、"有容"、"相让"六个字来概括。其政治调和主张的来源,主要是近代英美等国思想家的调和理论,而非中国传统的调和思想;同时,从中也可隐约看到梁启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