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对西方哲学方法的阐释与运用

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哲学也在进行着痛苦而又意义深远的蜕变,而促成这一蜕变的工具就是自西方引入的现代化成果--科学和逻辑方法,当时的哲学家都纷纷利用这一工具,致力于重释中国哲学和重构哲学体系的工作.冯友兰无疑是赋予中国哲学以现代化形态的一个成功个案,这个成功离不开他的哲学方法论,是冯友兰在学习现代方法(特别是逻辑分析方法)基础上,借鉴和吸收了西方诸多哲学家建构形上学的合理因素,并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而形成的.     

冯友兰语言哲学思想探析

维也纳学派对形上学的批判和拒斥是冯友兰进行语言哲学问题探索的直接动因。为了回应维也纳学派的批判,冯友兰在语言哲学层面做了两大工作：其一,证立“真正的形上学”的命题,由此为重建形上学奠定了基础;其二,发明“负的方法”,由此回应了如何说不可说者的问题。冯氏的语言哲学思想有助于破除逻辑实证主义的狭隘语言观、知识观;其关于以“负的方法”言说和确证“不可说者”的思想,体现出其在语用学的层面洞察到语言与实践、存在的内在关系。其思想局限在于：将真正的形上学的命题归结为分析命题的做法存在诸多争议;其语言观有一定的工具主义倾向。     

新理学和它的方法——读《新知言》

冯友兰抗战时期所著的“贞元六书”中,《新知言》是专讲新理学b方法论的,冯先生不满足于《新原道》对道统的叙述所确立的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他更希望通过“方法”把新理学放在现代世界哲学的广阔范围内加以考察。《新知言》首先从知识分类着手,讨论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试图给哲学划界;然后把哲学分为两种:普通所谓的形上学和真正的形上学(或“最哲学的哲学”),并且把真正的形上学的方法描述为两种即“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正的方法又叫逻辑分析法,负的方法实际上就是直觉的方法。《新知言》回顾了西方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几位大哲学家的方法论原则,如柏拉图的辩证法、斯宾诺莎的反观法和康德的批判法等,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对逻辑经验主义哲学观的考察和批判,以表显新理学的正的方法和逻辑经验论的逻辑分析法的异同,书的最后两章是论述负的方法即直觉方法的,这种负的方法在新理学整个理论体系的最终建构上起着关键的作用。     

逻辑分析法及其限度——清华学派的哲学方法论

本文探讨了清华学派在哲学方法论上不仅具有注重逻辑分析法的学派总体倾向、更以不同的理论建树在两方面突破了逻辑分析法的局限:一、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这四位大师都注重寻求形式逻辑的本体论根据(金归之为“式”、冯归之为“永恒的理”、张岱年归之为“事实结构的基本形式”);二、金岳霖、冯友兰都肯定并论证了理性直觉在把握形上智慧过程中的作用,都强调逻辑分析法和直觉方法的结合;张氏兄弟则注重逻辑分析法和辩证法的统一.     

原象:形而上学思维如何可能

象思维是人类进行形而上学探究的普遍方式.广义的象思维包括对本体象思维与自本体象思维.前者以西方哲学为代表,其心理机制在于人有"知的直觉";后者以中国哲学为代表,其心理机制在于人有"智的直觉".对本体思维与自本体思维不仅在"筑象"原理上有所不同,而且由两种不同的形上姿态所决定.今天,在对本体思维与自本体思维的长久分裂以后,应当重新达成两者的和解,以构建一种涵盖并且超越这二者的新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     

逻辑·境界·知识——试论冯友兰与金岳霖哲学思想的异同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中国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二先生的哲学研究都从逻辑分析与重建形上学始,并建构了非常类似的形上学本体论,即《新理学》与《论道》;最后却一个以神秘主义的人生境界终,一个以理性主义的知识论终。无论是冯友兰的新理学与他的人生境界说之间,还是金岳霖的元学本体论与他的知识论之间,都存在着某种根本的断裂,亦即科学与人文或理性与情感(非理性)之间的断裂。     

论牟宗三如何说不可说

回应逻辑实证主义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方式表现出的对形上学的拒斥,是贯穿牟宗三一生哲学思考的核心话题之一。牟宗三以早期维氏在"可说与不可说"上的困境,即"逻辑形式本身可不可说"问题为突破口,批评了其带有符合论色彩的语言意义论。基于逻辑自身与逻辑运用的区分,牟宗三将可说领域从命题之域扩展为主体自身展示之域,最终确立了主体创造意义的思想。面对早期维氏所限定的种种不可说之域,牟宗三以分解地说与非解地说两个层面予以说之:"认识我"以"形式直觉地说"说出逻辑领域,"真我"以"智的直觉地说"说出道德、宗教与形上领域,又以"非分解地说"说出这个"整全世界"。"智的直觉地说"最突出地体现了语言对存有的构成作用和主体的创造性,但忽略了语言对存在的归属性以及主体间的交互作用,其背后是对主体作出的脱离了具体存在的抽象规定。不过,"非分解地说"暗示了新的出路。     

冯友兰“负的方法”新探

冯友兰先生对"负的方法"的模糊阐释,导致了学界争议:"负的方法"若是中国哲学的直觉法,则无法与新理学中"正的方法"相协调;"负的方法"若是一种逻辑分析法,则难以说明形而上学中的"不可说"。这一两难争议的消解有赖于三个问题的澄清:其一,"负的方法"是一种什么方法?其二,它与中国哲学的直觉法是何关系?其三,它是如何言说"不可说"的?经考察,"负的方法"是一种形而上学方法、逻辑分析方法和神秘主义方法。它的中国哲学来源并非是强调个人体认的直觉法,而是禅宗中注重语言分析的破执法。在言说"不可说"时,它以逻辑分析的否定命题呈现此"不可说"的"边界",以"边界"间接地表显形而上学中的"不可说"。     

哲理本体与艺术思维的会通--论冯友兰的人生哲学和文艺理论

在用西方哲学那种逻辑清晰的思维方式阐明中国先哲的人生观的同时,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直觉智慧也予以高度重视.他用糅合道家、玄学和禅宗的"负底方法",讲述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人生境界和文艺理论,形成抽象哲理逻辑与心灵体验的艺术思维交融互补的思想.所涉及的原创问题有:哲学真际与艺术本然,人生觉解及其境界,负底方法与诗的言说.     

冯友兰与维也纳学派

近几年来,学术界对新理学与程朱理学、新理学与新实在论的关系多有探讨,但对新理学与维也纳学派哲学的关系则研究不足。本文旨在从比较哲学的角度,研究冯友兰的新理学与维也纳学派哲学的关系,并重点就科学与哲学(形上学)的划界、究竟什么是形上学等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科学与哲学(形上学)的划界 维也纳学派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维也纳大学为活动中心的一个哲学团体,后来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石里克、卡尔纳普、魏斯曼等。维也纳学派继承了实证主义的传统,其目标是要把所谓的“形而上学”从科学中驱逐出去,同时他们也以“拒斥形而上学”作为自己哲学活动的纲领。怎么把“形上学”驱逐出去呢?他们认为只要把科学与非科学(包括形上学)的划界问题解决好,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划界问题如何解决呢?     

建构的结构主义:"本体的倒转"难题之新解

陈康以发生法发现了亚氏哲学中"本体的倒转"难题,但是对这一难题的解答并不能令人满意。"建构的结构主义"为化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按照这一方法,"本体的倒转"之逻辑进程得到了较为圆满的演绎,即在本体的内涵与外延的概念体系中,本体的内涵并未发生变化,而"质料的发现"这一发生性环节导致了本体外延的整体性倒转。     

中国现代形上学建构的反思——以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为例

中国现代形上学的建构存在着逻辑(知性)和生命两条进路,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是对熊十力生命进路的继承.这一形上学在净化传统儒家意义本体论的同时,又将"良知"变成了吞噬一切的"黑洞",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原始儒家"存在合理性"的偏离.     

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直觉论解析

早期现代新儒家是指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为主要代表。直觉主义是贯穿早期现代新儒家的一条思想脉络,是在继承传统儒学中重体悟的工夫修养论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哲学理智主义中的合理因素,以纠正当时西方科学理性主义过盛的流弊所形成的哲学方法;也是以本心或宇宙整体为研究对象,以内省体悟为主要形式,通过道德实践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即天人合一的道德修养的工夫论。直觉主义在早期现代新儒家哲学体系中的表述和地位不尽相同,梁漱溟和熊十力将其视为获得哲学真理的“根本智”,冯友兰和贺麟则将直觉和理性相结合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方法论,这种区别与他们的学术背景和形上学基础有着密切联系。但他们均将直觉方法作为达到其最高境界所不可缺少的途径,这是其他哲学方法所不具备的地位。     

以道德摄存在——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之证立

道德的形而上学之创构是牟宗三重建传统儒学之具体理论型态的展示,本质上,这一形上学体系是在康德哲学架构的理论背景下、以天台圆教思想为参照,通过以道德摄存在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同时,其亦可被视为在存在与价值二分的现代思想背景下,传统儒家智慧对如何确立道德与价值的普遍根据与个体安身立命之本等问题的积极回应.本文试图通过具体分析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中道德与存在的必然性关联以及道德本体、智的直觉等相关概念,揭示此一形上学体系之证立的内在根据,并阐明其理论意义及所面临的理论困难.     

"言意之辨"与宋明理学

以"言意之辨"的方法,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构"性与天道合一"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体系,弘扬儒学精神,是宋明理学家之所以能够实现综合创新的深层原因,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得意忘言"经典解释方法;二是"圣人体无"的本体直觉方法;三是"辨名析理"的逻辑建构方法.     

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不同诠释

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诠释,存在着较多的分歧。对于朱熹讲"理",冯友兰较多地强调"理"与"心"的不同;唐君毅则肯定二者的不可分离。对于朱熹讲"理先气后",冯友兰认为是所谓"逻辑在先";唐君毅则用"形上之先"加以诠释。对于朱熹讲"性即理",冯友兰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唐君毅则把二者调和起来。对于朱陆异同,冯友兰强调"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并把朱陆分属理学与心学两派而对立起来;唐君毅则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与"心即理"并行不悖,朱陆的差异在于工夫论上陆九渊讲"发明其本心",朱熹讲"去其气禀物欲之杂"以及相应的一套涵养主敬之工夫,而且二者可以相互贯通。这些诸多分歧归根到底在于对朱熹"理"的不同诠释:冯友兰较多地关注"存在之理",而唐君毅则从人心之"当然之理"入手。     

冯友兰的新理体学

冯友兰把自己的哲学作了两方面定位:一是现代化时代的哲学,而非近代化时代的哲学;二是理学,称之为新理体学,此新即具现代的意蕴。冯友兰同意金岳霖的话:"哲学是概念的游戏","游戏"在这里并不是民间变把戏的贬义,它可以理解为一种形式,一种方法。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的系统中,有四个主要的观念,就是理、气、道体及大全,这四个都是我们所谓形式的观念。新理学称理世界为真际,器世界为实际。它认为,真际比实际更广阔。冯友兰的四境界说,重新构建内圣外王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冯友兰是以理体学会通心体学,这种会通,亦是其觉解程度的提升和哲学的自觉。     

真情的默识方法——朱谦之唯情哲学方法论探析

朱谦之借鉴柏格森的"直觉""绵延""进化"等范畴,将《周易》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互相发明,以真情为宇宙本体,用以信仰为基础的默识的方法来达到至神的境界,建构了他的哲学方法体系。真情的默识方法分为爱美、尽性、至神三步。朱谦之的唯情哲学体现出强烈的本体意识和方法自觉,体现了他对中国哲学直觉思维方式的承继,昭示着他归宗孔孟的为学旨趣。     

试论周敦颐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思想

周敦颐的道德本体思想与其理学本体思想是一致的,具有本体论和生成论相结合的特征,周敦颐在以"诚"为本体的论证过程中,将这种本体具体落实到了人的心性本体之上,进而挺立了人极的意义,这事实上也就提出了其道德本体的论证。周敦颐道德本体思想在理论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逻辑环节:宇宙生成论意义上的纠缠、太极—诚本体的转换、立人极的道德本体思考。周敦颐这种本体论思路主张从意义发生机制,以"太极""诚"为本体,横摄天地人三界而立论,真正将以往的那种生成论形式的宇宙本体论落实到形上本体层面,完成了天地人一体的形上本体论证,找到了道德领域的根据,从而较好完成了人极意义的形上论证。     

从"是"能否推出"应该"?--兼与程仲堂教授商榷

尽管事实与价值并非绝对对立,但它们仍是有区别的.从"是"到"应该"没有直接的(演绎的)逻辑通道.在演绎逻辑的范围内,"自然主义谬误"是不可反驳的.逻辑经验主义否认道德判断的合理性的错误在于坚持狭隘的合理性观念.如果不固守演绎的"推出",就可以用"是"说明"应该"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