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经济福利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

该文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我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的经济福利以及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减少的经济福利,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经济福利增长百分点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这符合我国目前的现状,但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减少的经济福利不容忽视,因此,政府要采取切实措施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这方面的负经济福利效应。     

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研究

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利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研究了2004—2015年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负的溢出效应;新型城镇化对东部与西部地区具有显著负的溢出效应,对中部地区具有显著负的直接效应。人口城镇化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负的直接效应;人口城镇化对西部地区具有显著负的直接与间接效应,但加大了中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负的间接效应与总效应;产业结构的优化缩小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加大了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     

科技创新对物流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三阶段DEA和Tobit模型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测算全国物流业效率，基于Tobit模型研究科技创新对物流业效率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排除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后我国整体物流效率水平出现了明显下降，同时呈现出从东部、中部到西部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效率低下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R&D经费投入显著抑制物流综合技术效率，显著抑制东部地区物流效率，而对中部地区物流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效专利数对物流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显著正向促进东部、中部地区物流效率；R&D人员全时当量对物流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东部地区物流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各地区政府应注重产业结构升级，西部地区应加大资本与人才投入。最后，从科技创新角度，对提高东、中、西部地区物流业效率提出建议。     

创新效率、产业特征与区域经济增长

随着我国各地区创新投入的日益增加,创新产出却并未同比增长,创新效率差异不断扩大。产业成为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中间传导环节,各地区已有的产业类型和产业发展基础则成为影响特定区域创新产出效率的关键因素。实证检验证明,我国除东部地区外,在中部和西部,创新尚未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中部地区的创新产出增长速度远低于创新投入增长速度。在西部地区,创新投入越多,创新产出反而越少。在东部地区,创新投入之所以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主要受益于该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对知识转化的显著贡献,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以及该地区多样化的产业类型带来的技术溢出和传递;与此同时,该地区发达的对外贸易和企业规模大小并未对创新效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粮食生产商品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的调研数据

采用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劳动力外出务工对不同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粮食生产商品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力外出本省务工、外省务工对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劳动力在本省务工、外省务工对西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对东部和中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的影响不显著;打工收入占农户收入的比值、兼业劳动力占农户劳动力的比值都对东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别: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对西部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东部和中部劳动力外出务工不会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产生影响。研究还发现,不论是在东部地区,还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均实际耕地面积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有重要影响。     

FDI对内资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及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1999~2007年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FDI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内资工业部门工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和增长方式的影响,重点探讨了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表明,FDI能与各地区的贸易、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对内资工业部门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促进内资工业部门产出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产出增长的方式在全国及西部地区属于粗放式增长,在东部地区属于集约式增长,中部地区的增长方式不确定。     

制度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区域性差异

阐析了中国现行的制度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程度,并以制度创新理论及推拉理论为依据,以全国31个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法,借助现代计量经济软件Eviews6.0,对中国现行制度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现状进行了具体的剖析与实证性检验;针对中国规模以上大企业、大中型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外资利用度高,进出比例较高,而民营与国有控股企业外资利用度低,出口贡献度低,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等现状,以及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征,提出制度供给也需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结合不同地区实际发展现状,进行必要的充实和完善,继而有效地推动产业转型的升级.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中部地区资本形成的效应——兼与东西部地区比较

依据我国大陆地区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西藏、青海除外)1985～2005年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及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中部地区、全国总体、东部和西部地区资本形成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显示,当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中部地区以及全国总体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当期资本形成都有正效应,但这种正效应呈现出在中部地区最弱、西部最为明显、东部次之的地区差异,且滞后1期特别是滞后2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总体及东、中、西部当期的资本形成有负效应,其中对中部地区资本形成的负效应次于西部地区但大于东部地区.因此,应该通过发挥中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外资多进入我国中部地区,从而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对各地区资本形成的地区差异,并进而缩小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促进全国经济的和谐发展.     

我国对外贸易影响因素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外贸发展形势发生较大转变。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地同世界各国进行对外贸易。我国也成为位居全球首位的外贸大国，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我国对外贸易经济迅速发展。因此，研究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影响对外贸易总量变动的相关因素，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得出，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科技水平、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和外汇储备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有显著影响。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外汇储备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贡献较弱，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     

我国区域经济外向化程度的实证分析

1992年以后,我国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政策,各区域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程度有很大的差别。东部地区经济外向化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已经确立了“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格局;中西部地区外向化程度低,不具备外向型经济的特征。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中部地区利用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对外借款对西部地区经济产生显著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利用2005—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导致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影响城市绿色发展,其中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有利于自身绿色发展,还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从行业来看,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集聚不仅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也会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集聚会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但会对邻近城市产生不利影响;交通运输业集聚的外部性则具有本地化特征。因此,应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发挥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基于中国东中部面板数据的污染天堂假说检验

由于经济增长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稀缺资源。笔者利用中国东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1985～2008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实证研究发现,除东部地区的工业固体产生量外,其他污染指标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说。从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对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影响效果看,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FDI比中部地区更清洁。在扩大FDI的规模时,更应注重FDI的质量,同时必须关注FDI的区域分布和产业布局。     

财政分权、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协调发展已成为热点议题，文章基于我国1997—2016年数据从财政分权、经济集聚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其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财政分权、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分别产生负向和正向作用，经济集聚可以促进财政分权减少环境污染；进一步针对地区进行分析，发现经济基础、资源禀赋等差异会导致财政分权、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存在较大差异，财政分权导致东北和东部地区污染加剧、中部和西部地区污染减轻，经济集聚明显有利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不利于东北和中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减少环境污染。应因地制宜推动财政分权改革和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创新，以提高环境质量。     

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创新的门限效应

基于2005-2015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限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从全国和分地区视角,就地方债务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全样本视角来看,地方债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门限效应,且只存在单一门限。在门限值以内,地方债增长能够激励企业创新。一旦超越门限值,地方债上升导致的企业融资约束趋紧进而会抑制企业创新。此外,地方债对企业创新的门限效应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从分组回归看,地方债对东部地区不存在门限效应,这与东部地区已经跨越以债务促发展阶段有关;相较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地方债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且强度更大,门限值相对较低。当地方债水平超越该门限值,中部地区的地方债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会减弱,西部地区的地方债会明显阻碍企业创新。     

中西部经济数据“优于”东部说明产业转移正在加速进行

据国家发改委统计，上半年，西部、东北、中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均快于东部地区，上述四个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21．65％、21．39％、22．47％和21．10％。上半年，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地区投资高速增长，分别达到28．62％、36．36％、35．11％和22．08％。东部地区占全国的比重46．44％，同比下降2．04个百分点；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分别提高0．2、0．59和1．25个百分点。另外，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四个地区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均快于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增长。从工业经济增速看，上半年，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四个地区工业生产增加值分别增长19．74％、19．06％、21．41％和15．73％。中部地区增速创造今年以来新高，而东部地区创造近几年的新低。     

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与对策分析

长期以来，尽管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发展，但在全国依然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利用最新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建立多变量回归模型，对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在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十大因素中，只有4个因素对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他6个因素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对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劳动力因素、集聚效应因素、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影响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总效应、区域异质性和门限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扩大农产品出口规模，提高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在考虑了内生性后结论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强，东部地区次之，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经济、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产品出口之间存在非线性门限关系，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农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越强。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城市雾霾污染——基于中国276个地级市的动态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在环境经济学理论中，污染避风港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认为国外资本的引入会给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尤其容易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大规模的外资引进正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济特征之一。同时，我国许多城市的雾霾污染问题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并且其中不少城市往往拥有着较高的外资利用水平。为探寻外资引入是否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文章使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和基于光学卫星空间遥感获得的城市雾霾污染数据，对2004—2018年中国276个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并对其中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存量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水平则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具体数值计算结果显示：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PM_2.5年均浓度值会上升0.045%，而城市专利授权数量每增加1%，PM_2.5年均浓度值则会下降0.041%；区域异质性分析中，中部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加剧作用大于东部与西部城市，而西部城市的技术水平上升带来的减霾效果要大于东部与中部城市；同时，雾霾污染在中国存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与时间上的叠加效应，意味着雾霾污染可以在城市之间转移，并有随时间逐步恶化的趋势；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国内技术起到了负向的溢出效应，抑制了城市技术水平的提升，进一步导致了雾霾污染的加剧；而门槛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城市技术水平每越过一个更高的门槛值，外商直接投资对于雾霾污染的加剧影响都将会有所下降。因此，为实现我国城市雾霾污染的治理，国家首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严格管控污染型外资流入。加强在技术研发领域的投入，积极推动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相互协作，提升中国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学习能力，着重推动本国技术发展进程，从而更好发挥技术进步对我国雾霾污染的改善作用。     

贸易开放和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运用1995—2014年31个省（市）的样本数据研究贸易开放、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贸易开放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相关,产业结构优化是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积极因素;贸易开放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交互项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因素;受教育程度、失业率、金融发展水平是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积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通过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对比研究显示,东部地区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促进收入差距的扩大,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与收入差距负相关,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升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该文基于我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7—2019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法测算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并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本身具有“时间惯性”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财政分权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环境规制下的财政分权仍显著抑制工业绿色发展。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但西部地区不显著；财政分权与环境规制交互项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对工业绿色发展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