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亩饱和度”与明代闽赣粤三省毗邻区的人口迁移

"田亩饱和度"是一种工具性概念,指的是同一区域历史时期纳税田亩与1949年纳税田亩的数量之比,可以用来测量重大事件对于区域人口、土地资源的影响,并藉此评估当地政府的赋役政策。这一工具性概念还可以用来测量人口流动的推力与拉力,解释区域之间人口流动的成因与效果。分析表明,明代存在黄册户口与田赋实征册户口两套数据。在洪武以后南方大多数地区,黄册户口转变为派役单位,而田赋实征册户口则是纳税户口;户名之下,依亩计税。明代闽赣粤三省山区中的所谓"化外之民",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不列入黄册却见于田赋实征册的不承担徭役的纯粹的纳税者,且一直处于政府的管辖之下。因此,主要针对异籍者的税役均等与税役一体化,才是明代一条鞭法改革的目的所在。     

明代粮长雏形再论

粮长制度是明代田赋制度一项重要而特殊的内容,明代粮长制的雏形与王恺在金华实行的里长征粮制以及明初江南富户征调都没有直接关系。从承役方式、职能和催粮数额等方面来看,明初江南地方里长与其后的粮长具有相通之处,应是明代粮长的雏形。明代的粮长制度正如明代的黄册制度一样,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元代浙西等江南地区的相关赋役制度。     

明代“鱼鳞图册”考源

“鱼鳞图册”是明代赋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作用是准确地掌握编户的土地数量,与“黄册”相辅而行,是赋役立法的依据。《明史》云: 两浙富民畏避摇役,大率以田产寄他户,谓之铁脚诡寄。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 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 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     

明代黄册归户底籍二种

上海图书馆藏《嘉靖徽州府歙县程玄信黄册析户册底》系黄册分析归户册,为正式告明立户之际,在新老各户之间对黄册所载人丁事产进行分析归户;《万历徽州府祁门县吴自祥户黄册归户册底》系黄册田亩税粮归户册,是将黄册所载税粮,在本户所属各子户下进行归户.文书所载表明,明清时代即使占有土地不多的一般业户,从户内的经济关系而言,亦多为总户与子户这种关系,具有普遍性.     

明代都司卫所人口数额新探——方志中两组明代陕西行都司人口数据的评价

现存明代及清顺治时期刊行的五种方志,记载了洪武、嘉靖时期两组陕西行都司人口数据,洪武时期人口数据较为可信,经校正后可知陕西行都司洪武末年人口在六万户、十六万口以上。嘉靖时期人口数据较洪武时期有明显下降,不符合明代中后期陕西行都司人口增长的历史趋势,难以采信。陕西行都司人口构成中,军籍人口占据了绝对数量,卫所代管的民籍户口、归降蒙古部众等其他人口,并不都包括在人口统计范围内,所占比重较小。以陕西行都司为例,如果我们认为军户有原籍的多数都被登记到黄册系统之中,则卫所代管的民籍人口和其他归降、寄住等人口数量,相对于明代洪武年间"两京十三省"数以千万的户口数据而言,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在进行明代人口总数的探索时,似乎也不必过分纠结军事系统(都司卫所)人口数量。     

为玄武湖增添具有震撼力的历史文化景点——明代黄册库遗址文化应恢复

明代的玄武湖曾建过辉煌的黄册库，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堪称“世界之最”。恢复黄册库遗址、发掘明黄册库文化可以给南京、玄武湖增添具有震撼力的历史文化景点，并将在全国及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让世人重新认识南京及明珠玄武湖。     

制度基础与财政改革——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湖北地区的赋役货币化演变

明初的"洪武型财政"以实物本色与亲身行役为主要内容,编户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湖北地区的赋役结构在明初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中东部地区以田赋与湖课为主要的收入,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到了弘治年间,湖北的地方州县开始对运往京库的部分田赋折银。至嘉靖年间,地方州县赋役折银的范围与比例都进一步扩大。在部分州县,役的银差与力差在明中叶已实现全部折银;田赋的征收以"一条边"(1)的形式展开;夏税秋粮折银的比重也相应增加,存留本地的部分已多过起运京师的部分。由此可见,湖北地方州县的赋役货币化演变自弘治年间已开始,这种来源于民间社会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使万历年间朝廷自上而下推行的赋役改革在一个半世纪的准备下得以进行。湖北地区自弘治年间开始的赋役折银与赋役合并,是经济领域的白银货币化对赋役制度的冲击,同时也是万历年间财政改革的前期铺垫。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上来说,赋役领域的货币化趋势,推动了明代国家的转型,使国家与编户齐民之间从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货币关系,编户的人身依附减轻。可以说,万历年间的财政改革,是赋役制度自下而上变革的延续与突破,而不是改革的开始。     

明代大造黄册与水权诉讼——以《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休宁县升科水利河税事抄招》为中心

明朝万历四十年(1612),是黄册大造之期。万历四十一年,徽州府休宁县二十五都三啚洪方村监生汪继夔等人以"取水救苗"为由,上呈休宁县,提出将率水洪方口段的"大溪河税伍亩入文昌户内当差"。当时署理休宁县事的徽州府同知要求册里(黄册里长)朱大道查报此事。朱大道查报无误后,休宁县准许"升科"。而相邻的上游二十四都一啚孚潭村生员许顺治等人认为"祖遗孚潭河塘","向业取鱼",用来"供祀宦祖唐睢阳许远公、张巡公双忠节祠"。所以许顺治等人以"贿积里书、朦胧升科、势占祀业"为由,先后上告至休宁县、徽州府、应天巡抚,反对洪方汪氏的"升科"行为。此案经过休宁县丞及里书查证,并经乡约、亲族调解,通过互换通行权与捕鱼权的方式实现了和解。通过此案可以看出,大造黄册之年,也是乡村产权关系调整之年。特别是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之后,至少在徽州地区,黄册仍然在赋役征收、产权确认等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楚国赋税制度综议

楚国的赋税制度,主要包括军赋、田税、地租、户口税和关市税等几种形式。楚国的军赋以加强国家军事实力为目的,田赋则以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为旨归。楚国的地租制度一开始便与中原诸夏不尽相同,至战国中期已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向农民转嫁自己沉重赋税负荷的重要手段。楚国的户口税是以户为征税单位,以口为收税标准。楚国关市税的特点是向巨商大贾倾斜,这是楚国为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采取的让利政策。     

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

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什么是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我国城镇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现状如何?大城市流动人口有何社会经济特征?引起人口迁移和流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迁移和流动人口的收入转向何方?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讨论。一、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的分类人口的地域流动,可以分为永久性的人口迁移(Permanent Migration)和暂时性人口流动(Temporary movement)两种类型。在本文中往往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只是在某些场合,“流动人口”着眼点在于未改变户口的暂时性流动人口,而“迁移人口”则着眼于改变了户口的永久性迁移人口。目前,我国的暂时性人口流动已成为人口地域流动的主体,对     

春秋时代“鲁用田赋”即“鲁用甸赋”说质疑——兼论当时赋役制度中丁、户、地、资的源流变化

(一) 从来把“鲁用田赋”,作为鲁国按田亩纳赋来解释,这是两千年来对文字上、制度上莫大的误解,其实田亦可以用作甸。这里所谓“田赋”实为“甸赋”,系按“甸”的地区单位征收军赋,它与按亩收税作为政府的另一项收入是两码事。如果把“甸赋”作为“田赋”来解,会与后来的田赋,在名称上、内容上混淆起来,这也不能把当日以甸为征收地区单位的军     

明代人口之谜探析

"明代户口之雾"一直困扰着后世学者,使人们难以看清明代人口的真实数字,由于当时史书均没有注明所统计户口是否包括男口和女口,所以,给后世学者带来诸多疑问.由于明代人口数一直没有定论,故现代人在著作中都将正史中所记载人口数作为全部人口数引用.通过对户口统计及记载资料的分析可证,明代户口统计是只计男口,不计女口,按自然生殖法则推算,明代人口数要比正史记载的多一倍左右.     

《康熙休宁县保甲烟户册》研究

明清户籍制度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清代的户口统计从依据编审册转到保甲册,是明清户籍制度的一个重大转变.<康熙休宁县保甲烟户册>对保甲与户籍制度、徽州地方社会等研究有重要价值.保甲册中多数人户载有同居人口,反映了人户构成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保甲册还记载了多样的生理行业和广泛的人口流动.     

明清时期“占籍”的嬗变

"占籍"一词,经常出现在明清时期的文学著作及历史著作中。现代的许多学者认为"占籍"的词义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入籍",指的是"外地迁至新地,成为有户籍的当地居民"。事实上在明代初期,"占籍"是明代赋役黄册制度的一部分,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户籍管理制度。但到清代初期,"占籍"已经作为一种户籍管理制度,并且广泛地运用到了对流移人口的管理。而这一演变过程是在明清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下完成的。     

明清时期浮梁的田亩数和亩产量

明清时期,景德镇已发展为一座瓷业城市。嘉靖时,人口“主客无虑十万余”,①雍乾间,“户口常数十万计”②。这座城市的用粮能否就近依赖浮梁农村供应?此与城乡经济密切相关。因而有必要探讨明清时期浮梁的田亩数和亩产量。     

土地陈报与赋税征收——试论民国时期江宁实验县的土地陈报

20世纪30年代,为了整理田赋以提高政府财政收入,新成立的江宁实验县在其境内举办了一次土地陈报。经过统计,土地陈报之后的江宁额征田亩与前相比大为增加。田亩增加的同时,政府的税收也获得了很大的增长。这同时也就为江宁此后的进一步变革打下了良好的铺垫,为今后的各种建设工作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因此,此次土地陈报具有十分明显的＂建设＂意义。然而,江宁县更多的将土地陈报与田赋征收连接起来,因而在强调建设的同时也带有浓厚的控制意味。     

赋役黄册与明代等级身份

黄册制度既是明代的赋役之法,也是明代的户籍制度。它体现了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等级身份:天下之人都是皇帝的臣民,而臣民之中又分为官绅、凡人和贱民等不同等级。黄册制度的衰亡使广大人民摆脱了徭役制的枷锁,而使人身束缚有所松解。     

唐后期两税法下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水平新探

关于唐朝两税法下纳税人的税负水平及其经济影响,前辈学者评说不一.通过量化分析可以发现,两税法下纳税人法定的两税斛斗及其附加的粮食负担率,以及两税钱谷的产值负担水平,只比唐前期分别高出3.8和3.7个百分点.其后物价下降,田亩税增长约2个百分点.由于两税法本身的制度性缺陷,加之唐后期行业税率差的存在引发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流动,以及为维持政府收入而在各地普遍实行的"摊逃",制约了两税法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加剧了唐朝后期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民国苏州的地权分配——对1947年至1948年"吴县田赋实征册"的初探

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所藏1947年至1948年"吴县田赋实征册",对于民国时期苏州地权问题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资料证实,该地区地权较为分散,地权分配较为平均.如果结合清康熙年间的统计数据,还可以看出自清康熙至民国末年,苏州地区的地权分配状况一直处于相对平均的状态.而清代至民国时期苏州人口增速快、人口密度高和永佃制的盛行,是导致地权分散的主要原因.     

三国人口考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三国时期的人口数字,论者皆引用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38页所载的史料。就现存魏、蜀、吴几个人口数字而言,虽无争议,却存疑问。其一,人们往往用魏景元四年(263)魏、蜀人口数与吴末帝天纪四年(280)人口数合计七百六十七万余来说明东汉末至三国人口之减耗。魏是元四年并不是三国时期人口最少的年代,建安末年的人口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