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的为政以诚思想——兼与《礼记正义·中庸》比较

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实为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庸》上篇第十四至十七章和下篇第十八至二十章的合并。这一合并用"诚"予以连贯,以"诚"为枢纽,蕴含了朱熹的为政以诚思想。《中庸章句·哀公问政》以"真实无妄"释"诚",从天道与人道统一的层面来界定"诚",认为"诚"要比"五达道"、"三达德"以及"九经"之法更为根本,体现了比"为政以德"更进一步的为政以诚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朱熹《中庸章句》对“致中和”的注释及其蕴含的生态思想——兼与《礼记正义·中庸》比较

朱熹《中庸章句》对"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作了合理而深入的诠释,并且认为,将人的喜怒哀乐未发的"中"与发皆中节的"和"推到极致,并据此体会人的先天本性以及与此具有共同性的天地万物之理和变化规律,进而"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赞天地之化育",就可以实现"天地位"、"万物育"。这里蕴含着具有现代意义的生态思想。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诠释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内涵作了诠释,认为“知、仁、勇”意在“择善”而“固执”,而且该三者既有区分,又互相关联;重要的是,朱熹对于“知、仁、勇”的诠释还与“中庸”结合在一起,而且特别强调必须以“诚”为根本。这可以为当今建构新的核心价值观提供更大的思想空间。     

朱熹论《中庸》之“诚”

朱熹对《中庸》的诠释,强调《中庸》全篇首尾一贯,以“诚”为枢纽.尤其是,朱熹还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论证,并进一步提出由“诚”而“中庸”,从而揭示了《中庸》的深刻内涵.朱熹对《中庸》的这一诠释,不仅体现出朱熹“《中庸》学”的特色和创新,而且亦可看出“诚”是朱熹理学的最高境界.     

郑玄、孔颖达与朱熹对《中庸》诠释的异同

朱子对《中庸》的解释受到郑玄、孔颖达的影响,但与之相比有四个方面的明显不同:其一、理论建构模式的不同。郑玄、孔颖达的理论建构模式是宇宙生成论,而朱子则是本体宇宙论。其二、对"性"的解释不同。既存在性有善有恶论、性三品论与性二元论的差异,又存在对人性与物性看法的不同。其三、对"内圣外王"的解释不同。虽然郑玄、孔颖达也认为君主和士人必须做到由内圣到外王,但他们不仅侧重强调了外王的一面,而且侧重强调了内圣外王的主体主要为君主。朱子则不同,不仅侧重强调内圣的一面,而且认为内圣外王的主体主要是士人,这是宋代士人"担当"精神的体现。其四、对道统的强调不同。虽说郑玄、孔颖达"以昭明圣祖之德"的解释也有道统的意思在,但这一意识不是很明显。朱子则明确建构了一个由尧舜禹开始直至二程的道统谱序,并认为这一道统能够对抗佛老。总之,朱子与郑玄、孔颖达对《中庸》解释的差异,其实就是汉唐经学背景下与宋学背景下对《中庸》解释的差异。     

解读《中庸》之“诚”

《中庸》着重阐述的是人的修养途径和方法,即＂尊德性＂、＂道问学＂与＂慎其独＂,而＂诚＂则是贯穿这一修养途径和方法的价值核心。其＂诚者自成＂、＂至诚无息＂的观念,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在社会转型、文化裂变的今天,也仍然具有塑造民心、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诚之”至“诚”：朱熹“中和”思想探微

＂中和＂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部分。然在过去关于＂中和＂思想的研究中,多为关注＂中和＂本身的横截面剖析,而缺乏从纵向角度对＂中和＂思想的实质内涵与意义结构进行深描。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从＂心统性情＂的角度出发辨析厘清了本体论与功夫论的理论位置,进而指出了＂中和＂思想的意义结构在于人由＂诚之＂至＂诚＂的自我完善过程。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朱熹《中庸章句》的形成与完善过程考略

朱熹的《中庸章句》是宋代《中庸》研究的集大成,是朱熹四书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朱熹思想体系和宋代四书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中庸章句》一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九次近三十年的修正与完善。本文旨在通过全面梳理现有的文献,以考证《中庸章句》形成、修正和完善的过程,进而为深入研究探讨朱熹的《中庸》学说提供相关依据,为朱熹提出四书体系贡献一些观点。     

浅析朱熹《大学章句》

朱熹的《大学章句》将大学之道落实为"明明德"的内修外推过程,以"明明德"为根本,贯穿三纲领的始终。八条目与三纲领相对应,明明德也就是修身的内在表现。在实现止于至善的过程中,要按照八条目的近道顺序进行,即达到"明明德于天下"需要按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     

《中庸》之“诚”的三大维度

《中庸》是先秦儒家经典中一部不可跨越的著作。“诚”是其核心范畴之一。就其形而上的本体层面,它是宇宙本体和价值本体（德行本体）的“二元一体”;就“诚”体内部运动张力而言,它是体、用统一;就形而下的实践层面,它内在聚合天、人二道的双向回归的理路。于此“诚”形成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两大结构面,但以“诚”体本身为中心的视域,其构成了三大维度的立体框架。     

论朱熹《中庸章句》的“人-物”平等思想

朱熹《中庸章句》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与天地参”的诠释,强调人与物有着共同的“天命之性”,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道”,要求依据各自不同的“道”对人与物作出不同品级的节制和约束,以实现人与天地自然万物的和谐,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相互平等的。这种“人-物”平等思想,实际上是今天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观所必需的思想基础。     

《中庸》“诚”的多重意义之解析

“诚”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概念.迄今为止,对“诚”有多种解释.其中有些解释截然相反.实际上,《中庸》之“诚”至少有四种含义:一,实在;二,一般道德上或心理意义上的“虔诚”;三,道德本体的“诚”;四,道德或精神境界.在理解《中庸》的“诚”时,必须从整体出发,偏重任何一方,都是不全面的.但在这四者之中,有主次之分,占主导地位的是作为道德本体意义的“诚”.     

大学之道的理学化——以朱熹《大学章句》为核心的解读

《大学章句》是朱熹在《礼记.大学》篇基础上对《大学》进行的修改、校订和解释。朱熹对《大学》的编辑校订奠定了四书学,使得《四书》上升到经的地位。元代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的＂延佑科举＂使朱注《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并占据了优势地位,实现了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朱熹对《大学》的修订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思维的内敛及道德至上,由此也导致了宋以后中国古代官方教育重心性修养、政治智慧以及为官之道,缺乏开发生产工具和实用技能的偏向。尽管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实学思潮,然而由于传统主流思维的惯性,使中华民族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了科技发展的契机与优势。     

朱熹《中庸》解释方法论

朱熹思想体系的建构与<中庸>密切相关,其中就涉及朱熹解释<中庸>的方法论.朱熹对<中庸>的解释活动以朱熹为解释者,以<中庸>作为历史文献和解释对象,把朱熹与<中庸>联系起来的就是解释方法.这个解释方法不仅包括语言解释、心理解释的研究方法,还包括"理在<经>文内"的研究思路.朱熹<中庸>解释方法具有历史性,这与<中庸>本身特点以及朱熹师承渊源等有关.     

朱熹的《大戴礼记》研究

朱熹对<大戴礼记>的态度是有保留的,他对于<大戴礼记>的认识应是基于学术的直觉,具体成果体现在<仪礼经传通解>中.这是将<大戴礼记>融入到儒学经典体系之中,特别是礼学经典体系之中进行会通式研究的一次尝试.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的“心学”内涵——兼与陆九渊的“心学”比较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然而朱熹又讲"心具众理",并强调在格物致知中要以敬为本,"六分内面,四分外面",而且在心的"豁然贯通"中,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把格物致知的过程看作明白心之本体的过程。朱熹强调"心"在格物致知中的主导作用以及格物在于明心,与陆九渊的"心学"多有相似之处。因此,朱熹理学与心学并非截然对立,而以往学术界多讲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相对立,恐多有误解。     

《老子》“守中”新解——读《老子》及《中庸章句》札记

中思想在中国古典审美和人生哲学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价值。然而在当代话语体系里,中主要是儒家的适中之意的中,而道家的中却被误解或忽略了。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历来对道家中不甚合理的解释分不开。《老子》有着守中的思想,关于守中内涵旧有的解释有三种:保持适中、保持虚静、依照法规。保持适中依照法规都不符合老子的思想,保持虚静虽与老子观念相符,但与文意不甚贯通,本文以为守中作守自然之性为优。此外,在自然之性意的基础上,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庸章句》中的中,理解儒道中的异同,并管窥宋代理学治学门径之一斑。     

论《中庸》古义

“中庸”即中庸之道,“中和”则兼“德”与“道”而言。“中”指中心之德,“和”指时中的行为。由“中”而“和”,实是以中心之德为基础,生发出时中的行为,包含了“以德摄行”或“摄行归德”的宗旨,同于《五行》所谓“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乃是子思对儒家成德理想的理解模型。故郑玄以“中和之为用”解《中庸》题旨,虽不中不远矣。前半部分多引孔子之言阐述道、德之意,后半部分则以哀公问孔子引出“诚”的概念。子思以“诚”或“至诚”为成德之境界、天道之本质。至于如何达到“诚”,又给出了“自诚明”与“自明诚”两条道路,对应于《五行》始于“仁之思”和始于“圣、智”的两条路径。若说“中-和”还是两个环节,则一个“诚”字,通工夫与境界而言、通德与道(中与和)而言、通天与人而言,乃是一个成始成终、贯彻一切的概念,代表了子思对夫子“吾道一以贯之”话头的最终回应。当然,诚的境界仍以“中和”为内在的结构。在此意义上,《中庸》前后两部分可以理解为思想上的递进,而非彼此无关的两个主题。要之,《中庸》是子思思想的最终定论,“诚”是子思思想的究极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