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龙华寺——中国第一座具有异国建筑风格的寺院——对法显老和尚与徐州龙华寺渊源的考证

中国的佛教寺院建筑，基本上都是汉式建筑，其建筑形式来源于佛教滥觞时期的洛阳鸿胪寺。众所周知，鸿胪寺是东汉专管朝祭礼仪的官署，只因西域来的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僧人，用白马驮经书来此翻译和传法，中原人便效仿他们住的地方建筑了后来的佛教道场一一寺庙。因此，可以这么说，中国飞檐斗拱式的佛教寺院，     

重庆南川金佛山与“古佛应迹”

重庆金佛山是通往贵州必经之路的一座高山,这里早在宋代就已是佛教道场,明代以后金佛山的佛教发展鼎盛,全山上下有几十座寺院,并被称为"川东第一山",是明清时期西南佛教的著名"古佛道场"。本文讨论了金佛山古佛道场的定义,认为该山除了人为地定为"古佛道场"之外,还与全山的山形走势有关,但对佛教徒来说,更重要的是山与心的合一,金佛在佛界的地位最高,所以金佛山就是佛教徒心中的圣山。     

厚积薄发 填补空白——评《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

近日,何孝荣先生的大作--<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洋洋洒洒75万余言,首先简要论述了明代以前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明代北京城的营建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和考证了明代北京寺院的修建情况及具体演变,并深入分析了帝王、后妃、宦官、僧人、士庶人的佛教政策、信仰等在其中的影响.     

“三武废佛”与汉传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汉传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至隋唐时期，它的发展经历了无数次的曲折与反复。本文就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与世族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所有制的关系及动态变化，以及“三武废佛”与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力图从理论上探讨二者的辩证关系。     

试论魏晋南北朝寺院地主经济

寺院地主经济的产生与佛教传入我国有关却并非同步，寺院财产的私有化和富有僧人的出现是寺院地主经济形成的标志。寺院地主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寺院地主经济是添加了佛的风韵的封建地主经济。本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呈现出一种渐起大落的发展轨迹。     

敦煌遗书所反映的寺院僧尼财产世俗化

敦煌遗书中所反映的寺院、僧尼所占财产的状况，真实地勾画出了唐后期寺院，僧尼占有丰富资产的一些特点。唐后期，由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形成了寺院土地买卖盛行，政府不得不令寺院据地出税，寺院常住财产逐渐向个人财产转化等特点。这些特点表明，唐后期的寺院经济在其前期的基础上，有了膨胀性的发展。寺院的实际经济生活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佛教的清规戒律，寺院经济与世俗封建经济趋于同步，世俗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会昌前后僧俗关系的变化与文学之“转变”

中国佛教的转型，以武宗会昌排佛为一大关键。此前寺院经济主要依赖于皇室、贵族的布施，僧侣交结多显宦世族。会昌后，寺院经济受到限制，加之中央财政和贵族经济势力衰退，寺院不得不向庶民寻求布施，通过扩大信众数量以获得必要的经济资助。迅速扩大了面向庶民娱乐需求的讲经活动，以通俗故事演绎佛理，这一“转变”过程中产生了俗讲和变文。中唐寺院经济转型及僧俗关系调整，则为中晚唐文学转变的动力之一。     

汉唐之际佛教寺院经济与政权的关系

寺院经济是佛教发展的经济基础,中国寺院经济形成于南北朝时期。政权对汉唐之际的寺院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以政权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对寺院认可是寺院经济产生的前提,政权、信众的赠赐施舍是寺院经济财富积累的基础,寺院所从事宗教文化活动承担着社会教化和慈善事务。寺院经济的发展壮大与世俗地主经济矛盾加剧,产生了种种限制寺院经济的措施,其极端就是"三武一宗"灭佛。至唐代中叶后,寺院、僧尼的免税特权逐渐消失,寺院经济的经营模式也向禅林制度发展。     

唐都长安城的佛教寺院建筑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期,也是中国佛教寺院建设的兴盛期。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规模宏大、数量众多,主要分布在长安城西市和东市周围以及城东南隅和城东北隅,呈现出西密东疏、北密南疏的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主院不建佛塔始于唐高宗初年,到了唐高宗后期,建塔于别院的新式布局即成为佛教寺院流行的规制。唐都长安城这种以佛殿为中心的佛教寺院,有单院式佛寺和多院式佛寺两种基本类型。无论多院式佛寺,抑或单院式佛寺,唐都长安佛教寺院都以佛殿（堂）为中心,佛塔建在寺侧、寺后或别院,甚或不建塔,这是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建筑在平面布局上的突出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建筑革故鼎新,平面布局以佛殿为中心,是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重大转折点,影响十分深远。     

契丹辽地寺院“官化”现象初探

钩沉历史文献及石刻文字发现,契丹辽地寺院有程度不同的“官化”现象。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映在寺院建设上的“官化”因素,诸如存在由契丹皇帝皇后所建、有某种“官化”成分之寺院;或是存在由契丹皇帝赐额并敕修的“官化”特色明显之寺院。二是寺院功能中融入某种特殊的“官化”成分,譬如,因行香饭僧,寺院成为国喜国忌佛教法事活动之场所;因镌石刻经,寺院成为官藏佛教石经制作瘗埋之场所;因僧官挂锡,寺院成为地方佛教管理机构之所在;以及因“奉安”御容、勒石纪功、皇帝驻跸、官客食宿、外使观游、赈灾施钱、囚禁罪臣,等等,佛教寺院成为诸种涉“官事”活动之场所。契丹辽地寺院“官化”现象的出现,是契丹皇帝信佛、崇佛甚至佞佛的一种结果。但契丹辽地寺院的“官化”只涉及部分寺院,所以,寺院的“官化”现象并没有对整体的寺院宗教功能造成太大影响,多数寺院的宗教自主性和发展的独立性依然存在。     

楞严禅寺

楞严禅寺位于营口市中心,是我省保存较完整的民国时期修建的大型寺院建筑之一,寺院呈规则的长方形,南北长一百六十四米,东西宽四十九米,占地面积为八千零三十六平方米。楞严禅寺始建于一九二四年,一九三一年竣工,是禅定和尚多方募化经费在原佛教宣讲堂址建成的。寺院为三进院落,青砖围墙。规模宏大,气势壮观。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建在这个寺院的中轴线上,两侧有     

近现代汉传佛教戒律松弛现象及自我矫正——以虚云大和尚为中心讨论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佛教进入末法时期,佛教萎靡颓丧,寺院残破,戒律松弛,道风不振,佛教的权威性下降.针对佛门衰相,以虚云、印光、太虚等为代表的佛门大德急起自谋改善,从复兴道场、整顿僧规、培养僧才僧格等方面入手进行自我矫正,使佛教度过劫难,逐渐走上复兴之路,在当代再现荣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佛门产生新的弊端,佛弟子必须加以正视和矫正,“圆信圆持”以“崇隆正法”,使“圣教昌明”,才能让佛教“上报国恩,下益群品”,并让佛弟子“均沾福慧”,从而保持佛教的可持续发展.     

南传佛教寺院经济略论

南传佛教是我国云南地区以傣族为主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种宗教信仰,在历史上和现今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南传佛教寺院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是我国寺庙经济和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历史上的与现今的寺院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本文对此进行了对比考察和分析。     

试论佛教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伦理的影响——兼论其中国化发展

佛教产生于印度,其经济思想不同于传统中国以社会人生为主要出发点,而是把修行作为一切经济行为的大前提。这使得佛教对待财富、商业、金融等方面的看法与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有所差别,能够对中国经济伦理形成重要补充。原始佛教的经济观以正命为其基本准则,认为财富的求取与使用只要正当不贪著,就值得肯定。这种思想随着佛教的传布逐渐影响到中国人的观念,拓展了中国经济活动的道德边界。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寺院组织首先与东晋南北朝的世族经济相结合,形成了庄园式的寺院经济,其分外活跃的商品经济、手工业、金融、慈善等事业对中国经济伦理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至唐代百丈怀海禅师改革后,佛教寺院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农禅结合式的丛林制度,完全融入中国经济系统,其中展现的宗教精神也成为中国经济伦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清代广东省衙门档案中的一件寺院账目考——兼及清末佛教寺院经济构成与社会功能让渡

清代广东省衙门档案中一件名为"一间修道院的财政账目"的档案,实为未知其名的寺院的财务档案,其中的财务记录体现了道光三十年该寺院以经忏为主的寺院经济结构。档案中的敦仁馆与光绪五年广州爱育善堂管理的敦仁馆实为一处,这为证明该间寺院有可能为长寿寺提供了证据。此件档案所反映的是晚清广州佛教寺院经济的一个片段,敦仁馆经营权的转让也反映了组织薄弱、经济匮乏的寺院和僧人在慈善事业中参与度的降低乃至缺位,更是佛教寺院社会功能变迁的写照。     

唐宋五台山寺院财产的积聚与流散

唐宋时期,五台山地位显赫,寺院通过多种方式积聚了大量财产,这些财产在分配、消费过程中,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出流散的迹象,这对寺院经济以及佛教的正统化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也进一步促进了佛教与世俗生活的密切联系.唐后期以来,随着王权的有意抑制以及战乱的影响,五台山寺院财产几乎散失殆尽,寺院的正统化发展失去经济支撑,佛教的世俗化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演化规律.     

唐代文人寄居寺院习尚补说

唐代文人多有寄居佛教寺院的经历,这已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一种社会习尚。文人或短期寄宿、以寺院为逆旅,或长期寄居、以寺院为习业之所,这一社会现象十分引人瞩目,已有学者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但仍可进一步补充。本文认为:寺院在佛教福田观念影响下衍生出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停客职能,是文人寄居寺院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唐代寺院的停客功能自唐初到唐末不断强化,可容留文人短期寄宿或长期栖居,并出现寺读这一功能上的变型。文人寄居现象也随之由少到多、终至成为普遍习尚。另外,受唐代寺院经济嬗变的影响,这一停客功能的公益性渐趋消泯,文人寄居出现了从免费到税居的变化。     

宗教信仰空间的分布与选址因素探析——以明清时期兰州城市寺院为例

以时间和空间为视角,明清时期兰州城市寺院可分为明代城内寺院、清代城内寺院和城外寺院三类,这三类寺院分布于今天兰州城市内外的各个区域,而它们的选址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人口、地理、历史和风水四方面因素的影响。作为佛教信仰空间的城市寺院,其分布与选址具有明显的特征,从中也可窥见明清时期兰州城市信仰空间和职能的泛化与城市人口信仰的世俗化倾向。     

试析藏族早期寺院经济的出现及其影响

藏族寺院经济是藏族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藏族古代和近代社会里,寺院经济始终成为其 社会的基本形式之一而影响着藏族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甚至寺院形成集团以后逐渐发展为主 宰藏族社会的主要政治力量并发挥了多方面的社会职能。本文试对藏族早期寺庙经济的出现 和其对以后藏族社会的影响作一简略的分析,以求同行专家指教。 一、早期寺庙经济出现的背景 青藏高原上的佛教化运动一开始就有其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表现为以人力、财力和物 力为基础。这种消耗财物的佛教运动在青藏高原显得更加突出。因此,藏族寺院的经济行为 几乎伴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产生。     

部门经济视野中的佛教经济——从佩尤托的《佛教经济学》一书谈起

大致地讲,佛教经济学并没有超出一般生态经济学之命题意蕴,依照经济学可作一般经济学与部门经济学的区分。佛教部门经济学研究与寺院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不同,当代佛教这一大部门门类之内以及各细分部门之间与各内部的经济运作情况,具有“三性”,即合法性、合理性与合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