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分析

用2004-2019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利用区位熵和SBM-DDF模型,测得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借助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两产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两产业协同集聚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且大部分省份位于倒U型曲线左侧,即促进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累积循环效应,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作用,中部地区具有正向作用,还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分行业来看,高新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利用2005—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导致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影响城市绿色发展,其中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有利于自身绿色发展,还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从行业来看,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集聚不仅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也会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集聚会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但会对邻近城市产生不利影响;交通运输业集聚的外部性则具有本地化特征。因此,应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发挥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旅游业对制造业集聚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文章通过中国西部实际数据考察旅游业的发展对制造业的集聚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西部地区旅游业的迅速增长对制造业集聚和不同技术含量类型分类下的制造业产业的波及效应.实证表明: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制造业在西部地区集聚程度有减弱趋向,对西部经济的增长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而旅游业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西部旅游业的发展与制造业的集聚之间存在倒U效应,现阶段处于倒U曲线的左边,没有“去工业化”效应,但如果旅游业过度繁荣,将会影响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     

广东省服务业产业集聚效应测算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广东省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显示: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内企业竞争力、区域竞争力以及区域结构都有影响,如果服务业集聚效应能够正向溢出传导必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反之则会出现集聚效应背离经济增长的负向溢出。以广东省为例,除金融业之外的服务业各部门都具有集聚效应,且服务业集聚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服务业集聚每增长1个百分点,引起产出增长0.04个百分点,说明目前广东省由集聚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效应还处于上升期,今后政府对服务业集聚的引导应注重从"量"到"质"的转变,注重对广东省服务业集聚效应正向扩散的路径选择。     

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

2001—2007年中国地区产业集聚指数HHI表明,经济相对发达的省区,由于制造业产业集聚程度已比较高,进一步集聚的趋势已变得缓慢起来;经济相对欠发达的省区,由于承接外部产业转移力度逐渐加强,使得这些地区呈现较为明显的产业集聚增强态势。而从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看,中国地区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当然,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投入、邮电基础设施的增加、非国有经济比重的提高,也都对地区经济增长有着正面的影响,表明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增长理论所反映的增长机制仍然决定着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基本面。     

房地产投资影响经济增长的区域性差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实证分析了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发现,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东、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对房地产投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拉动能力则主要依赖于非房地产投资。     

经济集聚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于川渝地区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对比分析

经济集聚和乡村振兴作为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重点问题和现实诉求，二者能否"相得益彰"备受关注。虽然现在脱贫攻坚任务业已完成，考虑到"贫困陷阱""顽固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等关键问题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实现传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破除连片特困地区的相对贫困桎梏和防止返贫的关键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文章在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探讨了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认为经济集聚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对邻近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对称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同时具有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特征。作者以西部经济最活跃、贫困问题相对突出的川渝地区218个区县为样本，将反映地理和经济特征的空间权重矩阵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全部样本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民的增收减贫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存在路径依赖和"滚雪球"特征，具有长期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可以显著促进农民增收，但其短期效应并不显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仍然是较长时期内地方政府必须加以重视的工作重点。对传统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两类地区分样本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空间非对称性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的特征，经济集聚不仅不能有效促进边远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农村居民收入状况的恶化。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认为在肯定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积极作用的同时，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后脱贫攻坚时期，既要不断增强经济集聚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又要重视经济集聚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在减贫效果上的差异，合理调整政策，有意识地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和深度扶贫政策相结合，切实做到持续改善贫困县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     

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我国西部省际视角

财政支出是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它一方面为政府职能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对经济规模和结构进行干预的主要手段。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性对经济事业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该文分别采用静态和动态空间计量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我国西部地区12个省市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出与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显著正相关;财政支出对相邻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项有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对相邻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高的正向溢出效应。     

动态外部性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级单位面板数据的研究

利用2003-2008年中国284个地级单位面板数据,对城市产业结构、动态外部性(MAR溢出、Jacobs溢出)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全国样本范围内,专业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结合我国城市专业化水平现状分析,MAR溢出更为显著;在分地区分规模城市中,不同类型城市的专业化水平与知识溢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其中东部和中部大城市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东部中小城市和西部大城市支持MAR溢出,中部和西部中小城市的产业结构与知识溢出的关系并不显著。     

基于动态SDM的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空间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各省市区2005-2017年的数据,在碳排放强度测度和空间自相关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SDM）研究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中国区域间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经济增长、技术投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的空间直接效应,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正向的空间直接效应,并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技术投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能源强度仅存在短期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中国西部兰州——西宁城市群县域经济集聚格局与空间溢出研究

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中国西部兰州—西宁城市群县域经济的空间集聚格局,探究县域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兰州—西宁城市群所辖41个县(区)之间经济集聚水平差异逐步增加,呈现"中心—外围"特征和"点—轴"特征。兰州—西宁城市群经济集聚存在空间依赖性,经济集聚热点区主要集中在兰州市和西宁市所辖经济核心县(区),经济集聚冷点区主要集中在白银市、定西市、临夏州和海东市所辖经济欠发达县(区)。兰州—西宁城市群经济集聚存在溢出效应,人口密度、工业化率、经济水平和市场化率对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具有负向抑制作用,投资水平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FDI溢出效应、市场潜力与经济增长——基于西部地区2014年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实证角度出发,对西部地区各省份的生产总值和实际利用外资额之间关系进行分析,进一步明确外资对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通过对外资利用额和FDI各潜在溢出效应维度回归,明确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各省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显著。也验证了地区产值、外商直接投资额两者对TFP的贡献率,在此基础上,加入市场潜力的代理变量(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市场潜力对FDI和全要素增长率之间关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四川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Arc GIS、Geo Da等软件对2000²015年四川经济增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四川经济增长空间分异明显,全域无空间依赖性,局域出现贫困的集聚,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前者贡献高于后者。20002015年四川经济增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四川经济增长空间分异明显,全域无空间依赖性,局域出现贫困的集聚,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前者贡献高于后者。2000²011年间,贫困空间集聚的四川藏区县域经济不存在明显空间效应,主要依赖物质资本要素驱动,近年来出现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人力资本贡献率逐步增强。建议发展城市群体,形成人口、产业空间集聚的同时,提高城市群区域对贫困地区的辐射带动,促进经济增长空间溢出;精准扶贫与片区扶贫相结合,加大贫困地区扶贫攻坚力度;继续提高人力资本贡献率,改变物质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提高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抓住长江流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机遇,重构经济空间格局。     

数字金融发展、区域基础设施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分析

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以中国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区域基础设施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研究显示:(1)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均呈现正向推动效应。但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力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数字支持服务程度最强,使用深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弱；(2)区域基础设施水平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信息基础设施的正向效应最为显著,而交通基础设施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呈现区域分异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特征,而中部地区的正向作用尚不显著；(3)经济干预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和本地市场效应均是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区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2000-2014年的区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的传导效应具有明显区域性差异。从直接作用看,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东部地区作用并不显著。从间接的传导效应看,在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西部地区具有抑制作用。在东北地区间接传导的促进作用强于直接作用。在中部地区直接的促进作用强于间接的传导效应。不均衡的市场化程度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个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再检验

利用2003—2013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通过计算单变量和双变量Moran’s I指数,检验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并运用空间Durbin模型实证检验了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城市GDP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城市GDP与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而与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负向空间相关性;在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后,金融发展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地区金融发展对周围地区经济增长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本地区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及劳动力投入对周围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1     

空间溢出视角下创新型人力资本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基于2005—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创新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全国范围而言,创新型人力资本不仅对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通过空间溢出促进邻近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分区域来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呈现出阶梯型递减特征;在经济差距权重下,东部地区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高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小,而在地理距离权重下,创新型人力资本的空间溢出效应由东向西逐渐增强。     

开放型经济的空间关联特征及其溢出效应分析——基于长江经济带省际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2003-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开放型经济的空间关联特征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开放型经济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不同程度的正相关性,但集聚特征呈现逐步弱化趋势;沿江地区空间依赖性较强的区域从长三角地区拓展到长三角城市群,但开放型经济的整体性、综合性发展水平没有显著提升;长江经济带范围内开放型经济受相邻省份的影响较为显著,水路货运量、货物出口额、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而铁路货运量、公路货运量货物、进口额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对此,本文从增强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巩固提升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拓展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强化长江上中下游地区整体联动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绿色金融能否提高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证据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绿色金融在推动经济绿色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构建了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1)绿色金融和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2)绿色金融不仅能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能提升邻近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环境规制加强了绿色金融对本地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缓了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4)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绿色金融对Ⅰ型及以上大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Ⅱ型大城市次之，中等城市最小，对小城市未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新丝绸之路”交通基础设施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采用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实证了"新丝绸之路"交通基础设施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新丝绸之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铁路与等级较高的公路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为74.77%;各类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份额为59.0704%;铁路、高速公路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着显著持续的正向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