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下的叙事传统:《孔雀东南飞》的聚焦叙事与书写

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源起于《诗经》,到了汉魏六朝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孔雀东南飞》是此时期最重要的叙事作品,其中的叙事形式与笔法深远地影响了唐朝以及之后,尤其是清朝的叙事诗传统.《孔雀东南飞》除了在诗歌主题、抒情传统以及社会文化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之外,在叙事形式,尤其是在叙事声音与观点、聚焦书写形式、系列与情节结构、人物描写上,更是展现出当时诗歇最高的叙事成就,并深远影响着后代诗歌的叙事书写传统.藉由当代西方的叙事理论,就其中的叙事声音、观点以及聚焦形式,来分析这篇作品如何在浓厚的抒情氛围之下述说故事,又如何在叙事之中传递浓郁的抒情气氛,以此来重新探索这篇叙事杰作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     

宋代的“公案传奇”与元代的“公案剧”

宋代的“公案传奇”,只不过是一种新闻,只不过说话人用来满足听众的好奇心,或者作为一种说教的工具。我们只看到情节的离奇曲折,很少是含冤负屈的故事。 宋朝“公案传奇”的好作品有《错斩崔宁》(即《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简帖和尚》、《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沈小官一鸟害七命》等。 宋朝的包公,是为元朝以后最有名的公案故事中人物。但包公故事在宋朝,仅有《合同文字记》,内容也不是什么专和“权豪势要”作对的情节,只是平平淡淡的审问一椿家产纠纷的案件。在宋朝“公案传奇”里,人民的反封建的意义还不明显,说话人不过用这些故事吸引听众而已。     

论电影叙事中的“空间畸变”与“间离效果”

叠印、变焦镜头作为电影蒙太奇语言，具有“空间畸变”性组合特征，其叙事功能不在于组织情节、结构故事，而是要凸现主体叙事意图和意念，制造“间离效果”。叠印空间不属于线性空间而是不同空间的“垂直性”并置，旨在强化镜头空间自身的表现力。变焦镜头则表现为展平空间，使观众产生局外感和距离感，进而制造出独特的心理冲击力。“空间畸变”性组合具有悖反性，既为电影叙事提供了特殊的表现机制，又给电影叙事带来了许多意外因素、偶然性“干扰”。     

论《非烟传》在“才子佳人”叙事文学演变中的地位——兼论“才子佳人”叙事文学以诗传情定情在唐代的确立

唐五代婚恋小说中的爱情诗，不论它们在小说中构筑情节等多种的文体功能，而仅从诗歌内容、成就、作诗原因、方式和效果来看，它们的作用就是男女主人公在爱恋婚配中种种情感表征的对外宣泄，是一种不能遏抑的自然行为，表达多种真诚的情感，具有强烈的抒情效果。它们的根本价值在于婚恋中的传情定情作用。并且，诗融入婚恋小说是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到唐代始蔚为大观，而《非烟传》又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确立了后世“才子佳人”题材以诗传情定情的范型。研究“才子佳人题材的叙事文学”，梳理中国源远流长的才子佳人叙事文学发展过程，特别是用力于才子佳人叙事文学发展前期这一研究薄弱环节，将对“才子佳人”题材品类概念、特征、篇目审定起到积极的廓清作用。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关注民间诗坛新尝试——张蜀恒“诗歌评书”探索的特色与机制

诗歌评书是张蜀恒独创的一种特色鲜明的新的诗歌样式，这种具有评书性的现代微型叙事诗，追求诗意情节，形象形神兼备，回归诗诉诸于吟诵的早期表达方式，其表演类型为评书式与戏剧式。对学术文化的景仰与坚持，形成了张蜀恒所特有的知识结构与诗的悟性，他的诗歌评书亦有赤峰韵语文化的滋养。他在不断实践中找到了诗歌个性化出口，以个人化的视角对抗宏大叙事背景下的威权主义。     

简论“五四”女作家小说的叙事特征

“五四”女作家的小说叙事具有独特的“自足性”.她们以作家主体为话语中心,以个体的感知替所有角色代言,小说中各种叙事技巧的使用皆为达到个体言说的快感.从叙事视角看,作者、叙述者、被叙述者的身份不断出现重叠、错位和流动.从叙事结构的安排来看,作者惯用书信、日记等体裁推进情节发展,交代故事背景,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女作家对小说叙事结构的安排,同时又给单纯的以“心理-情绪”为中心的结构以物化的情节形式.“五四”女作家这种叙事上的“自足性”与她们当时“边缘化”的生存心态和女性意识有着直接的联系.文章力求通过对“五四”时期女作家代表性小说的叙事特征的分析,展现其背后隐含的“五四”知识女性独特的生存境遇和社会心态.     

《征清诗史》对甲午“战争影像”的建构与其“诗史”特征

《征清诗史》是一部反映甲午战争的日本汉诗专集，其以诗歌的方式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完成了对“诗史”的阐释，在甲午日本汉诗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征清诗史》详细记述了甲午战事的经过，表现了战争场面，通过对战争环境与氛围的渲染、对战争场景的多元表现及对参战人物形象的塑造等三个方面建构出了甲午战争影像。在形式方面，其诗、注、评有机结合的叙事特点拓宽了传统“诗史”的表现形式，组诗的叙事方法又强化了其“诗史”特征。另外，《征清诗史》中征引了大量日方战争史料，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宋代诗论中的“鬼诗”与“鬼语”

在宋代诗学批评中,“鬼诗”“鬼语”成为常用术语。诗歌内容摹写幽冥世界、诗风凄艳幽冷且空幻飘逸、情感基调以悲为美是宋代文人对“鬼诗”基本内涵的确认。以“鬼”论诗强调诗境的清迈出尘、诗人的妙手灵心,多为正面评价。以“鬼”论诗的流行受宋代谈鬼的社会风尚及传统诗学神秘化思维的影响较大,也与宋人对李贺的阐释和接受有关。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宋代诗歌章法理论与"起承转合"的形成

作为诗论的“起承转合”包含了三个要素:所论对象主要是律诗,以各种比喻、从不同角度来强调诗歌各部分间的逻辑联系,十分注重诗歌各部分与诗题的联系。“起承转合”之法的诸要素在宋代已经形成。这是宋代诗歌章法理论本身的发展和唐宋省题诗赋规范交互作用的结果,与经义作法的关系不大。     

“言意之辨”·“清谈”·“隐秀”──论“清谈”在中古诗歌语言转型中的作用和意义

“清谈”上承“言意之辨”，下启“隐秀”论，是“中古诗歌谣言转型”中关键的、必不可少的一环。“清谈”不仅为语言论及诗歌谣言论提供适宜的生长、发展空间，而且它在日常话语实践中提出的许多观点，推进了诗论家对诗歌语言特性的认识。     

天花藏主人对“才子佳人故事”之创变

明木清初以天花藏主人为代表的小说创作,推动了才子佳人故事的发展,也引领了才子佳人小说流派的出现。天花藏主人的才子佳人小说虽然贡献很大,但在思想观念、小说体制、故事情节等方面却是在前代“才子佳人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从“言情”小说这一角度来看,天花藏主人接受和发展了以往“才子佳人故事”中的“才”、“情”观念;从章回小说体制来看,他的小说接受和发展了明“中篇传奇”的特点;从情节的变化来看,他的小说对才子佳人戏曲故事中的“阻碍”情节进行了模仿和新编。同时天花藏主人才子佳人小说的变化,也是通俗文学发展与大众文化、作家独创、文艺思潮变化等因素相互交融的结果。这种小说文体的演变和题材的完善拓宽了通俗小说的发展领域和空间,直接开辟了从文言传奇到白话章回小说的发展道路。     

李贺“鬼诗”论略

<正>独创是艺术的生命.只因“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我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李贺,以其诗作中描鬼画仙,写怪志异的“鬼诗”而独树一帜,卓然千载.前人曾指出“鬼诗““盖骚之苗裔”,“太白玄语,实长吉之滥觞”.可见,“鬼诗”同屈原、李白的浪漫主义诗歌有着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李贺继承传统,却又不囿于古人,而是以卓越的艺术才华、大胆的创新精神,在彼基础之上变化翻新,出奇制胜,表现出独具的艺术个性.     

论金克木对“纯诗”理论的建构与践行

金克木在20世纪30年代对“纯诗”进行过系统的理论阐释、建构与践行,其话语中的“纯诗”是使诗之为诗的一种质素,是新诗与旧诗、中国诗与外国诗共通的“诗”。具体而言,金克木认为纯诗是必然难懂的、主智的、小众的、有“无定形的形式”,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以智情合一的智慧诗、“不能一读即了解”的含蓄和外自由而内严密的韵律对其建构的“纯诗论”进行实践,反拨了初期新诗只注重“新”与“白话”而不注重“诗”的误区,切入问题的本体层面,发现了中国新诗建设过程中最基本的问题,对1930年代及后来诗歌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诗歌在“剪灯二种”中的表达功效

＂剪灯二种＂中融入了大量的诗歌,这些诗歌与小说散体叙事本身浑然一体,具有非常独特的表达功效。这些诗歌的融入不仅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小说弥漫的悲剧色彩,还形成了小说融情入理的风格,折射了明初政治文化氛围的微妙转变,此外从文学史来看,这种诗入小说的方式显示了明初文言传奇小说向唐传奇雅的复归趋向。     

集会诗中的“人”与“我”

北宋文人集会盛行，集会诗数量巨大。北宋中期以前，集会诗歌不以人际关系为表现重点。元拓时期，苏门文人的亲密关系与频繁唱和促使集会诗歌渐以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为观照焦点，普遍形成一种“人我对举”的表达模式；发展到极致，即形成面面俱到、揄扬群公的“八仙体”。北宋集会诗中“人”“我”关系的观照视角、表达模式变化显示了北宋诗人对诗歌交际功能加深认识与自觉运用的渐进过程。     

诗歌审美范畴的全新开拓——论“诚斋体”主于“趣”

从宋代至明清,“趣”在诗歌审美中的地位逐渐提高。“诚斋体”之所以呈现出不同于典型唐音、宋调的鲜明艺术特征,根源正在于杨万里的诗歌在情、理之外,全力开拓和表现新的审美范畴——“趣”。也因此杨万里特别重视触景得趣的“兴”诗法。“诚斋体”美在机趣,诗歌便相应具有笔法曲折、思致新奇的表现特征;不过以“趣”为诗歌审美核心也给“诚斋体”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局限。     

“无数歧途中一条浩浩荡荡的大路”———重读《现代》杂志兼论“现代派”诗的诗学思想

本文指出《现代》杂志的编者们在社会大变动中采取了一种自由主义和“中间人”的立场，在文学追求上则心仪于“纯诗”的艺术精神和诗歌理想。他们有着较强的现代意识，大量地译介西方２０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诗歌，积极地倡扬并实践他们心目中的现代诗。以《现代》杂志为核心的“现代派”诗，表现出较为成熟而鲜明的现代主义诗学思想，如主张现代诗与古典诗歌有着根本的不同，要用现代日常口语表现现代人的现代意识，要含蓄蕴藉，甚至不避朦胧和晦涩等。“现代派”诗“在无数的歧途中间找到了一条浩浩荡荡的大路”，成为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潮流之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里程碑